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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都发生在1520年。此时，查理五世已年满20。作为半个世界的统治者，他必须与教皇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发布命令，在莱茵河畔的沃尔姆斯召开宗教大会，命令路德出席，并对自己不同寻常的行为做出解释。而路德此时已是日尔曼的民族英雄，他慨然前往。在会议上，路德拒绝收回他写过或说过的任何一句话。他的良心只受上帝的支配，无论活着还是死去，他都必须根据自己的良心行事。
经过审慎的讨论，沃尔姆斯会议宣布路德是上帝与人民的罪人，禁止任何德国人收留他，供给他吃喝，并禁止阅读这个怯懦的异端所写的一切书籍，那怕一个字都不允许。但这位伟大的改革者却平安无事。在大部分德国北方的人民看来，沃尔姆斯敕令是一项极不公正、令人愤怒的文件，应该受到断然地唾弃。为更安全起见，路德被藏匿到维滕堡的萨克森选帝侯的一座城堡里面。在这里，他进一步藐视教廷的权威，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译成德语，使所有人都有机会亲自阅读与理解上帝的话语。
到这个地步，宗教改革便不可能再是一个仅仅涉及信仰和宗教的事情。那些憎恶现代大教堂之美的人利用这个动荡时期，攻击并毁坏了他们不喜欢的教堂建筑，原因是他们不理解它。穷困潦倒的骑士们为弥补过去的损失，强占了原属修道院的土地。心怀不满的王公贵族利用皇帝不在的机会，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饥寒交迫的农民在半疯癫的煽动家的领导下，趁着时局的混乱，袭击领主的城堡，以旧日十字军的疯狂热情，行劫掠、谋杀、焚烧之实。
一场名副其实的骚乱像洪水一般在帝国境内蔓延开来。一些王公改宗新教，当了新教徒（新教徒的意思就是路德所说的“抗议者”），于是对他们辖区内的天主教属民大加迫害。另一些王公依然是天主教徒，便起劲的吊死他们的新教徒人民。1526年召开的斯贝雅会议试图解决臣民的宗教归顺问题，宣布了一条法令，即“所有臣民必须信奉其领主所属的教派”。这条命令把德国变成了一盘散沙，成百上千个信仰不同的小公国、小侯国相互敌对，彼此征伐，阻碍德国政治上的正常发展长达数百年。
1546年 2月，路德去世。他的遗体被安葬在29年前他发出著名的反对赎罪券销售呼吁的同一间教堂里。在不到30年的短短时间，文艺复兴时期的淡漠宗教、追求幽默与欢笑的世界，已完全被宗教改革时期的充斥着讨论、争吵、漫骂、辩论的宗教狂热世界所取代。多年以来，一直由教皇们负责的精神世界帝国突然之间便土崩瓦解了。整个西欧再度成为充满杀戮和血腥的大战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为了将各自坚持的某些神学教义发扬光大，在这里展开了难以想象的大撕杀。而在我们现代人眼里，这些神学教义之深奥难解，简直就如同伊特拉斯坎人留下的神秘碑文。
第四十三章 宗教战争
宗教大争论的时代，天主教与新教徒势均力敌
冲突持续了两个世纪。
玄奥的教义
16和17世纪是一个宗教大争论的时代。
今天，如果留意观察，你会发现身边的几乎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谈论着“生意经”，工资的高低呀，工时的长短呀，罢工呀。因为这些是与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也是我们时代的人们主要的关注焦点。
可是1600年或1650年的孩子们却不太走运。他们听到的除了“宗教”还是“宗教”，而生活带给我们的其它种种知识和欢乐，他们则少有听闻。他们童稚的小脑袋里充斥着诸如“宿命论”、“化体论”、“自由意志”以及其它上百个类似的生奥字眼，述说着令他们迷惑不解的关于“真正信仰”的观念，无论是属于天主教的，还是新教的。根据其父母的意愿，他们成为了天主教徒、路德派教徒、加尔文派教徒、茨温利派教徒或再洗礼派教徒。他们或者学习路德编纂的“奥古斯堡教理问答”，或者记诵加尔文撰写的“基督教规”，或者念念有词地默祷英国出版的《公众祈祷书》里的“信仰三十九条”，并且俱被告之只有它们才代表“真正的信仰”。
他们对亨利八世的故事耳熟能详。这位多次结婚的英格兰君主把原属教会的财产全部据为己有，还自封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窃取了由教皇任命主教与教士的古老权力。当有谁提到可怕的宗教法庭，还有它恐怖的牢房与种种折磨人的刑具，他们晚上肯定噩梦连连。而威胁他们安然人睡的恐怖故事简直层出不穷。比如一群愤怒的荷兰新教徒暴民是如何捉住十几个手无寸铁的老教士，仅仅因为杀死持不同信仰者是一件让他们大感快乐的事情，便把老教士们统统吊死一类的。很不幸的是，对阵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双方恰恰势均力敌。要不然，冲突本会很快以一方的完全胜利而告终。可它整整蔓延了两个世纪，耗费了近八代人的生命与精力。因为冲突的内容过于复杂，我只能拣重要的细节告诉你。如果你想知道详情，有许多关于宗教改革历史的书，你随便找一本都可以。
异端邪说与宽容品质
伴随着新教徒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而来的，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彻底改革。那些身兼业余人文主义者和希腊罗马古董商的教皇们从历史舞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每天工作20个小时，孜孜不倦地处理手上的神圣职责的严肃教皇。
修道院里一度盛行的寻欢做乐的生活也告一段落。教士和修女们不得不闻鸡起舞，一大早爬起来念诵早课，悉心研究天主的教规，照顾病人，安慰垂死者。宗教法庭睁大眼睛，夜以继日地监视着四周的动静，以防危险教义通过印刷品流传开来。讲到这里，人们通常会提到可怜的伽利略。他有点不够谨慎，竟想凭他可笑的小望远镜解释宇宙，而且还小声咕哝出某些与教会正统观念全然违背的所谓行星运动规律。所以伽利略被关进了牢房。不过出于对教皇、主教及宗教法庭公平起见，我必须在此指出，新教徒同样视科学和医学为危险的敌人。新教徒在把那些自主观察事物的人们当成人类最可怕的敌人方面，其愚昧和不宽容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天主教徒。
比如加尔文这位伟大的法国宗教改革家，他也是日内瓦地区政治与精神上的专制者。当法国当局试图绞死迈克尔·塞维图斯（西班牙神学家与外科医生（他因为作第一位伟大的解剖学家贝塞留斯的助手而一举成名）的时候，加尔文不仅大力提供协助，而且当塞维图斯设法逃出法国监狱躲到日内瓦避难，加尔文还亲自将这位杰出的外科医生关进监狱。经漫长的审讯，加尔文竟批准以异端邪说的罪名将他烧死在火刑柱上，全然无视塞维图斯作为著名科学家的事实。
宗教之争就这样愈演愈烈。我们很少有关于这方面的事实资料和数据，但总的说来，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早对这场无益的纷争感到厌倦。大部分由于其宗教信仰而被被烧死、吊死、砍头的男人和妇女们，他们都是些诚实善良的普通人，却不幸沦为了精力过剩且极端严厉的罗马教会的牺牲品。
因为“宽容”是一种晚些才出现的品质（待你们长大之后，请一定记住这点），甚至我们所谓的“现代社会”的许多人，他们也仅仅是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物表现出宽容。比如说，他们可以对一个非洲土著居民表达宽容，并不在乎他到底是佛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可一旦他们听说身边的原本为共和党人且支持征收高额保护性关税的某邻居，现在居然加人了美国社会党（1901年成立），还赞成废除所有的关税法律，他们的宽容就不见了。于是，他们开始使用与17世纪几乎同样的语言来谴责这位好邻居，如同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得知自己向来非常敬爱的好朋友沦为了某种异端邪说的牺牲品，也要用相似的语言加以斥责一样。
直到不久以前，“异端邪说”还被视为一种恐怖的疾病。如今，当我们发现有某个人不重视身体和居所的清洁，使自己和孩子们受到伤寒病或别的可预防疾病的威胁，我们便向卫生部门报告。于是，卫生局的官员召来警察，一起将这个人拘押或迁走，因为他的存在对整个社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在16与17世纪，一个异端分子，即公开质疑自己所属的天主教或新教赖以存在的那些基本教条的男人或女人，他（她）往往被看成是比伤寒病更可怕的威胁。伤寒可能（确实非常可能）摧毁人的肉体，但异端邪说，在他们看来，毁掉的却是人们本应不朽的灵魂。因此对所有善良而有理性的人们来说，提醒警察留心那些反对现存秩序的异端分子，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那些视异端邪说而不顾，没有及时向当局报告的人是有罪的，就如同一个现代人发现自己的房客染上了霍乱或天花，却不电话通知最近的医生一样。
随着你们渐渐长大，你将听说许多有关预防性药物的事情。所谓预防性药物，它们的作用简单说就是，医生们不愿等到人们真正发病，才着手去医治他们。相反，医生们研究人们完全健康时的身体情况及他们饮食起居的环境，清扫垃圾，告诉他们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应避免什么不良习惯，教给他们关于保持个人卫生的种种方法，从而消除可能引发疾病的所有因素。他们甚至还不满足仅仅做到这一步。医生们去到学校，教孩子们怎样正确使用牙刷，怎样防止感冒等等。
在16世纪的人们看来，与肉体的疾病相比，威胁灵魂的疾病更为可怖（这是我一直努力向你们说明的一点）。因此他们组织了一套预防精神疾病的严密体系。一当孩子们长到能够读书识字，他们便被教给真正信仰（并且是“唯一真正”）的种种原则。事实证明，这种做法间接地促进了欧洲人的普遍进步，是一件好事。新教国家里很快就遍布大大小小的学校。虽然这些学校将大量宝贵的时间花在对“教理问答”反复解释上面，但它们也教育除神学之外的其它知识。它们鼓励人们阅读书籍，同时也促进了印刷业的蓬勃繁荣。
耶稣会
与此同时，天主教徒也不甘落后。他们同样将大量时间与精力倾注在教育方面。在这件事情上，罗马天主教会找到了一个价值无量的朋友。教会欣然与新成立不久的耶稣会结成了同盟军。创建耶稣会这一卓越组织的人是一位西班牙士兵。他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冒险生涯和不洁生活之后，皈依了天主教。有许多从前的罪人，他们被救世军感化，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种种罪孽，于是将余生全部奉献到帮助与安慰那些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们上。像他们一样，这位西班牙士兵也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教会服务。
这名西班牙人叫伊格纳提斯·德·洛约拉，生于发现美洲大陆的前一年（1491年）。他在战争中负伤，腿部留下终身残疾。当他在医院治疗时，他看见了圣母和圣子向自己显灵，吩咐他抛弃过去的罪恶生活改过自新。于是，洛约拉决心前往圣地，完成十字军的神圣任务。不过他的耶路撒冷之行向他证明了目前完成这一任务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回到欧洲，投人到反对路德派的战斗之中。1534年，洛约拉在巴黎大学的索邦神学院学习。他和另外7名学生一起成立了一个兄弟会。8人相约，他们将永远过圣洁的生活，绝不贪图荣华富贵，坚持追求正义，并且要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奉献给教会服务。几年之后，这个小型的兄弟会成长为一个正规的组织，而且被教皇保罗三世正式承认为“耶稣会”。
洛约拉以前是一名军人，他相信纪律和对上级命令绝对服从的重要性。事实上，二者成为了耶稣会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因素。耶稣会擅长教育．耶稣会的教师在被允许单独和学生谈话之前，要先受到极其完备的培训。教师与学生们同吃同住，参加他们的各种游戏活动，悉心看护他们的思想和灵魂。这样的教育方法成果斐然。耶稣会培养出新一代忠心耿耿的天主教徒，使他们像中世纪早期一样严肃认真的对待自己的信仰职责。
不过，精明的耶稣会不是将所有精力都全部花在对穷人的教育上。他们纷纷进人权贵们的宫殿，担任那些未来的皇帝和国王们的私人教师。当我给你们讲30年战争时，你们就会明白耶稣会这样做的意义何在。不过，在这股可怕的宗教狂热最后爆发之前，还发生了其它一些重要的事情。
荷兰人的反抗
查理五世死后，德国和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