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会议建立了一个由38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新日尔曼同盟，将其置于前奥地利国王，现在的奥地利皇帝陛下的领导之下。这种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不能让任何人满意。确实，一次日尔曼大会在古老的加冕典礼的城市法兰克福召开了，目的是讨论“共同政策及重大事务”。可38名分别体现38种不同利益的代表们济济一堂，做出任何决定都需要全票通过（一项曾在上个世纪毁掉强大波兰帝国的荒唐的国会程序）。这使得本次著名的日尔曼大会很快沦为了欧洲人的笑柄，使这个古老帝国的治国政策变得越来越像我们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美洲邻居。
这对于为民族理想牺牲一切的德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侮辱。可维也纳会议是不屑于考虑“属民”们的个人情感的。它很快停止了有关德国问题的争论。
密探时代
有人反对吗？当然有。当最初对拿破仑的仇恨情感平息下来，当人们对反拿破仑战争的巨大热情开始退却，当人们开始充分意识到借“维护和平与稳定”之名所行的种种罪恶，他们便开始低声抱怨了。他们甚至威胁要进行公开的反抗。可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只不过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完全处于无权无位的弱势。何况，他们正面对着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残酷无情且极富效率的警察体系，处处受到严密监控，只好任人摆布了。
维也纳会议的参与者们真诚地相信，“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是导致前拿破仑皇帝犯下篡位罪行的根源”。他们觉得将所谓“法国思想”的追随者们消灭干净，是顺应天意民心的神圣之举。就像宗教战争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一边无情地烧死新教徒或绞杀摩尔人，一边觉得他的残酷作为只不过是服从自己良心的召唤。在16世纪初期，教皇拥有随心所欲统治自己属民的神圣权利，任何不承认这种权利的人都会被视为“异端”，诛杀他是所有忠诚市民的应尽责任。而到了19世纪初的欧洲大陆，轮到那些不相信国王有权按自己及首相认为合适的方式统治他的属民的人变成了“异端”，所有忠实的市民都有责任向最近的警察局检举他，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有一点必须指出，1815年的欧洲统治者们已经从拿破仑那里学到了“统治效率”的技巧，因此他们干起反异端工作时，比1517年做得漂亮多了。1815至1860年是一个属于政治密探的“伟大”时代。间谍无处不在。他们出人王公贵族的宫殿，他们深入到最下层的低级客店。他们透过钥匙孔窥探内阁会议的进程，他们偷听在市政公园透气、散步的人们的闲谈。他们警戒着海关和边境，以免任何不持有正式护照的不法分子渗入。他们检查所有的包裹行李，严防每一本可能带有危害“法兰西思想”的书籍流入皇帝陛下的领土。他们和大学生一起坐在演讲大厅，任何胆敢对现存秩序提出质疑的教授，马上便会大祸临头。他们悄悄跟在上教堂的儿童身后盯梢，免得他们逃学。
密探们的许多工作都得到了教士的大力协助。在大革命期间，教会的损失异常惨重。它的财产被没收充公，一些教士被杀害。更有甚者，当公安委员会于1793年10月废除对上帝礼拜仪式时，受伏尔泰、卢梭和其他法国哲学家无神论思想熏陶的那代年轻人，竟然围着“理性的祭坛”欢歌笑舞。教士与贵族们一起度过了漫长的流亡生涯。现在，他们随盟军士兵一起重归故里，带着一种报复的心情积极投人了工作。
甚至连耶稣会也于1814年回来了，继续他们教育年轻一代献身上帝的工作。在反击教会敌人的战斗中，它做得非常成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耶稣会的“教区”纷纷建立起来，向当地人传播天主教的福音。不过它们很快发展成一个正式的贸易公司，并不断干涉当地政府的内部事务。在葡萄牙伟大的改革家、首相马奎斯·德·庞博尔执政时期，耶稣会曾一度被逐出葡萄牙领土。但在1773年，应欧洲主要天主教国家的要求，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取消了这项禁令。现在，他们回到了工作中，循循善诱地对商人们的儿女讲解“顺从”和“热爱合法君主”的道理，以免他们将来遇上玛丽·安东奈特被送上断头台这类情形时，会发出窃窃的笑声。
在普鲁士这样的新教国家里面，情形也好不了多少。1812年的伟大爱国领袖们，还有号召对篡位者发起神圣反抗的诗人作家们，他们如今被贴上了“煽动家”的标签，成了威胁现存秩序的危险分子。他们的住房被搜查，他们的信件受到检查，他们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到警察局报到一次，汇报自己的所作所为。普鲁士教官把冲天的怒火发泄到年轻一代身上，极其严厉地管教他们。在古老的瓦特堡，当一群青年学生以一种喧闹却无害的方式庆祝宗教改革三百周年时，普鲁士当局竟将其视为一场迫在眉睫的革命的前兆。当一名诚实却不够机灵的神学院学生卤莽地杀死了一个被派到德国执行任务的俄国间谍，普鲁士各大学立即被置于警察的监管之下，并且不经任何形式的审讯，教授们便纷纷被投入监狱或遭到解雇。
当然，俄国在实施这些反革命行动方面做得更过分，也更荒谬。亚历山大已经从他突发的虔诚狂热中解脱出来，逐渐患上了慢性忧郁症。他终于明白了自己有限的能力，意识到他在维也纳会议上沦为了梅特涅和克吕德纳男爵夫人的牺牲品。他变得日益讨厌西方，开始变成一位名符其实的俄罗斯统治者。而俄罗斯的真正利益其实存在于那个曾经给斯拉夫人上过最初一课的圣城君士坦丁堡。随着年龄日长，亚历山大工作越发努力，他取得的成就也越少。当他端坐于自己的书房时，他的大臣们正努力将整个俄罗斯变成一个刺刀林立的兵营。
这绝非一副美妙的画面。也许，我该缩短对这个大反动时期的描述。但是，如果能让你们对这个时期产生彻底的了解，那也是一件好事。要知道，这种阻碍历史进步、扭转历史时钟的尝试，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结果无非是螳臂挡车。
第五十五章 民族独立
不过，民族独立的热情如此强大，难以用反动的方式摧毁。
南美洲人首先揭竿而起，反抗维也纳会议的反动措施。紧随
其后的是希腊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及其他许多欧洲弱小
民族，为19世纪谱写了许多独立战争的篇章。
民族情感
假设我们说，“如果维也纳会议采取了这样那样的措施，而非采用那样这样的措施，那19世纪的欧洲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也许吧，但这样说是毫无意义的。要知道，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是一群刚刚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对过去20年的恐怖与持续不断的战乱记忆犹新的人们。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就是确保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他们认为这正是人民需要和向往的。他们是我们所说的“反动人士”。他们真心认为人民大众是管理不好自己的。他们朝着一个似乎最能保证欧洲长治久安的方向，重新安排了欧洲地图。虽然他们最终失败了，但并非出于任何有恶意的用心。总的说来，他们都属于旧式外交学校毕业的老派人物，念念不忘自己青年时代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因此盼望着重回“过去的好时光”。可他们没有意识到，许多革命思想已经在欧洲人民心中牢牢地扎下根来。这是一个不幸，但还算不上罪恶。不过法国革命将一件事情不仅教给了欧洲，同时也教给了美洲，那就是人民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
拿破仑从未敬畏过任何事，也没有尊重过任何人。所以在对待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方面，他显得极端地冷酷无情。可在革命早期，一些革命将领却宣扬过一种新信条——“民族并不受政治区划的限制，与圆颅骨或阔鼻梁也没多大关系。民族是一种发自内心和灵魂的感情。”因此当他们向法国儿童宣讲法兰西的伟大时，他们也鼓励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做同样的事情。不久之后，这些卢梭的信徒、深信原始人的优越天性的人们便开始向过去挖掘，穿过封建城堡的废墟，发现他们伟大种族最久远的尸骨。而他们则自愧为这些伟大祖先的孱弱子孙。
19世纪上半期是一个考古发现的伟大时代。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都忙着出版中世纪的散佚篇章和中世纪初期的编年史。在每一个国家，历史发现的结果往往都引发出一阵阵对古老祖国的新生的自豪感。这些感情的萌生大部分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错误解释。不过在现实政治中，事实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愿不愿意相信它是真的。而在大多数国家，国王和人民都坚信其伟大祖先的至高荣耀。
可维也纳会议无视人们的情感。大人物们以几个王朝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重新划分了欧洲版图，并且将“民族感情”与其它危险的“法国革命教义”一道，统统列入了禁书目录。
不过历史对于所有会议都一视同仁地予以无情嘲弄。出于某种原因（它可能是一条历史法则，但至今仍未引起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民族”对于人类社会的稳步发展似乎是必需的。任何阻挡这股潮流的尝试，最终都将像梅特涅试图阻止人们自由思考一样，以惨败收场。
南美革命和门罗宣言
有意思的是，民族独立的大火是从远离欧洲的南美开始点燃的。在漫长的拿破仑战争期间，西班牙人无暇他顾，南美大陆的西属殖民地经历了一段相对独立的时期。当西班牙国王沦为拿破仑的阶下囚，南美殖民地人民依然效忠于他，而拒绝承认1808年被其兄任命为西班牙新国王的约瑟夫·波拿巴。
事实上，唯一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发生剧烈动荡的南美殖民地是哥伦布首航到达的海地岛。1791年，出于一阵突发的博爱与兄弟之情，法国国民公会宣布给予海地的黑人兄弟此前只为他们的白种主人享有的一切权利。可他们的后悔与他们的冲动来得一样快。法国人很快又宣布收回先前的承诺，这导致了海地黑人领袖杜桑维尔与拿破仑的内弟勒克莱尔将军之间多年的残酷战争。1801年，杜桑维尔应邀和勒克莱尔见面，商讨议和条件。法国人郑重向他保证，决不利用和谈的机会加害他。杜桑维尔相信了白人，结果被带上一艘法国军舰，不久便死于一所法国的监狱。可海地黑人最终赢得了独立，并建立起自己的共和国。这样，当第一位伟大的南美爱国者试图将自己的国家从西班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海地黑人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
西蒙·玻利瓦尔1783年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城，曾在西班牙接受教育。在大革命时代，他到访过巴黎，亲眼目睹了当时革命政府的运作状况。在美国逗留一段时间后，玻利瓦尔返回家乡。当时，委内瑞拉人民对母国西班牙的不满情绪正如野火般蔓延，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1811年，委内瑞拉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玻利瓦尔也成为革命将领之一。不到两个月，起义失败了，玻利瓦尔不得不出逃他乡。
在接下来的5年里，玻利瓦尔独力领导着这项岌岌可岌岌可危、似乎注定无法成功的事业。他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献给革命。不过，若非得到海地总统的大力支持，他的最后一次远征是 不可能获得胜利的。从委内瑞拉，争取独立的起义烈火迅速蔓延到整个南美大陆，使西班牙殖民者疲于应付。很显然，西班牙是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将所有反叛一一镇压的，必须紧急救助于神圣同盟。
这一形势使英国深感担忧。如今，英格兰船队已取代荷兰人，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海上承运商。他们正急切期盼着从南美人的独立浪潮中牟取暴利。因此，英国人希望美国出面干涉神圣同盟的行动。可是美国参议院并没有这样的计划，就是在众议院里，也有许多人不赞成插手西班牙的事务。
正在此时，英国内阁发生人事变动。辉格党被踢出局，由托利党人上台组阁。精明干练、善使外交手腕的乔治·坎宁担任了国务大臣。他发出暗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出面反对“神圣同盟”镇压西属南美殖民地起义的计划，那么英国将非常乐于以自己的全部海上力量支援美国。这样，在1823年12月2日，门罗总统对国会发表了著名的宣言：“美国将把神圣同盟一方在西半球的任何扩张企图，视为对自身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他还进一步警告说，“美国政府将把神圣同盟这样的举动看作是对美国不友好行为的具体表现”。四周以后，英国报章刊载了“门罗主义”的全文，这就迫使神圣同盟的成员们在帮助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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