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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们将美术绘画引入小说创作，标榜一种“艺术笔法”，即把艺术之美形诸笔墨，把艺术体验，把造型、色彩、立体感等印象化为文字，成为视觉景象。为了形容贴切，难免咬文嚼字，极尽雕琢之能事，刻意求变，使用僻字、怪字、生造词，甚至违反语言习惯来造句，充斥着贵族的审美情趣，不能够普及于大众。
三、他们热衷于病例研究，多写病态人物，以生理学、病理学代替心理学，并以病理解释人的行为。这与埃德蒙的天性沉郁有关，也与茹尔患有梅毒、羞于见人、心理有所变态有关，推己及人，便好把行为异常、精神病变的人作为主人公。或许这还与他们的父亲早逝、母亲多愁善感相关吧。连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他们是执着、神经质、对事物的感受近乎病态、有时是不公正和容易冲动的。埃德蒙曾对左拉说：“我们所有的作品，这或许是付出莫大代价换得的独特之处，落点都在神经官能症上。对这种毛病的描写，我们是取诸自身的。由于不断的洞察自己，研究自己，解剖自己，结果变得超乎寻常的敏感，人生中的一点点小事，对我们都是莫大的伤害。”此外，他们认为整个社会丑恶不堪，呈现出一种病态，因而从生理学、病理学角度归因。
龚古尔兄弟的小说开创了“文献小说”的先河，以客观的态度“显现” （区别于巴尔扎克的“揭露”）出第二帝国时期的一些社会状态。
它们基本是写实的，但是过于客观，并且凝固片面，可算是带有现实主义特征的自然主义作品。其中 《热尔米妮·拉赛朵》基本上可视为自然主义小说的典型之作。所以人们既可以说，龚古尔兄弟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始祖，也可以说，他们是从巴尔扎克到左拉之间的过渡作家。
一缕头发的失踪
一名女仆的沉沦
最能集中体现龚古尔兄弟创作的实录、病理研究等特征的小说是《费洛曼娜修女》与《热尔米妮·拉赛朵》。
《费洛曼娜修女》起源于作者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1860年2月5日，龚古尔兄弟在福楼拜家做客，席间路易·蒲雷讲了这样一件事：在他所工作的卢昂医院里，有一个修女，暗中爱上他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死后停在医院，蒲雷在为他守夜时，那个修女来为死者祷告，临走，蒲雷托她把死者的一绺头发转交给死者母亲。修女接过头发，不谢一声就走了。后来，她再未提起此事，似乎死者母亲也未得到儿子的头发。
奇怪的是，从那时起，修女对蒲雷分外客气。
这个故事立即引起了龚古尔兄弟的研究欲望。他们打算将他们女佣的外甥女的童年与此合并创造一部小说。为了熟悉医院情况，他们亲身前往观察，收集直接资料，写成了这部纪录式的作品。小说写一名经历不平凡的修女的变态爱情。费洛曼娜修女本名玛丽·戈舍，生于贫寒之家，父亲是锁匠，母亲做裁缝。她出世时，家里非常困窘，母亲只能靠一点可怜的奶水喂她。四岁时，母亲去世，第二年，父亲远走，小孤女从此跟大姨妈过活。大姨妈在唐打区一位寡妇维莉夫人家做了二十年厨娘，在这个家里生了根。维莉夫人早年死了一个小女儿，如今从小玛丽身上看到了女儿的影子，因此对她十分疼爱，但小玛丽不知这种宠爱和宽待并不能消除等级，她之所以能进客厅只不过是因她还是个没有社会性的小动物。有一次，太太让她跟小儿子一起上桌子吃饭，第二天她就不肯跟姨玛在厨房吃了。太太和姨妈见她太骄纵，就将她送进了修女办的教养院。她被脱掉了好看的绸衣，换上统一的绿袍，她很委屈，但她忍住了眼泪。因为那儿已有一个女孩叫玛丽，为免叫混，给她取了个新名字——费洛曼娜。她憎恶这个新名字，因为它剥夺了她快乐日子的一切痕迹。她对一切都产生了敌意，甚至连好心也不接受。不管修女们怎么关怀她，她也只想回到她失去的唐打区。后来维莉太太去世了。她因胃痛而回到姨母家。在意大利漫游归来的亨利少爷，看见她已出落成漂亮的大姑娘，就吻她的面颊。她快活得直抖索，从此全心全意服待小东家。可少爷对此仅报以淡淡的问安。有一次，少爷喝了酒回来，说家里有个大姑娘碍事，倔强的费洛曼娜便又进了修道院，不久被派往医院。
她把女性的全部温柔、体贴都用来照拂病人，赢得大家好感。有一个生命垂危的女病人，放心不下年幼的儿子，见习大夫帕皮埃答应将小男孩交他在乡下的母亲代养。从此，这小男孩成为大夫与费洛曼娜的日常话题。有一次，费洛曼娜正在药房温汤药，大夫进来了，抱住修女，凑过嘴唇，结果挨了一耳光。大夫对自己非常厌恶，经常喝酒。修女一直避着他。他心中不安，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单独相对的机会，求她原谅，费洛曼娜对这位年轻大夫本来就很有好感，打算说话而释前嫌，却开不了口，转身走了。帕皮埃郁郁寡欢，无从排遣。一次做尸体解剖时，他不慎得了化脓性感染而死去。他的好友为他守夜，将拟交死者母亲的一绺头发放在床上，昏昏欲睡，这时，修女轻轻走进来，跪在床前祈祷良久，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去。第二天朋友醒来，昨夜之事似梦似真，只有那一绺头发不翼而飞。
从这部小部中人们可以看到这几个特点：一，每个人物的出场都伴随着背景或前因，即使是无关紧要的角色。譬如维莉夫人对小玛丽的爱怜，是因为从她身上看到了故去小女的影子，是一种移情。又如玛丽的姨妈之所以能以主人之家为家，是因为她曾亲自抚养小少爷和亲自为老爷合上眼睛。这些小细节的介绍本无关紧要，但龚古尔兄弟似乎有这种逢人逢事就分析的癖好。这种分析习惯与分析能力，对自然主义作家来说是必要的和常见的。二，作者通过这种因果的展示来表现主人公的内心冲突，给这种冲突找到了病因，这也就是病理研究。三，小说前后两部分构成一个病例记录，病理上一贯，具体材料仍有拼接痕迹；叙述细腻但说不上婉曲，详尽但不感人。
龚古尔兄弟的另一部代表作《热尔米妮·拉赛朵》被视作自然主义的开山之作。很多自然主义作品的某些手法、特征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小说写一个女仆的沉沦历程和悲惨人生。她们家没有足够的面包，她的父亲则没少让母亲哭泣。母亲很疼她，可在她五岁时就去世了。后来，她跟姐姐去巴黎，在一个乱七八糟的店里帮工，受人欺凌、侮辱，后来被一个伪装成“保护者”和“好心人”的老头子奸污。幸好有一个有钱的老人收留了她，这个老妇也有类似的悲惨经历。这时，她爱上了一个好吃懒做、行为放荡的男人，这个男人的母亲是一个店主，她想利用热尔米妮的“无偿劳力”。这个男人逼得她步步堕落，酗酒，告贷，卖淫，偷盗，潦倒不堪，最后病死。小说将热尔米妮执着的爱视作一种天然特性，甚至反映在外貌上：“发情的母猫一般嘴脸”，“从这位丑陋的女人身上流露出一种酸涩而神秘的诱惑，在那满是麻坑的立体感很强的脸上相交并辟开的影与光给她的脸罩上一层爱情画家在给自己的情妇画的肖像中点染出的快感的容光。她身上的一切：嘴、眼，甚至她的丑陋，对人都具有一种撩拨和吸引。一种刺激情欲的妖媚从她身上流露出来，袭击和依附着异性。她用一种热烈的激情，引出一种欲望，从她身上，从她的手势、步态、小的动作，以及她那含情脉脉的神态，都显示出一种性欲的诱惑。”所有这些描写，从人物自身逻辑讲，似乎不应该属于一个悲苦、屈辱的女人，但龚古尔兄弟将这种“邪恶的性欲”特征强加给这样一个丑陋可怜的女人，看上去倒是为分析而造人物，不是根据现成病例引入分析。作家在热尔米妮身上实施他们的研究：热尔米妮闲时烦闷，去路口小店聊天，对老板娘的儿子徐比龙产生了朦胧的性意向。当她发现他另有所欢时，便不顾一切地发泄了她“天然的嫉妒”，插在他们之间，终于将他们分开。她宁愿为这个首次爱上的男人卖命，为他受一辈子穷。徐比龙贪得无厌，热尔米妮不能自拔，龚古尔兄弟把这种极端的态度归之为生理原因：“苦乐失调，神经紊乱，通常都是这样，以致失去比例和平衡，趋于极端。”他们自认为真实合理，并获得一种“科学的快感”，即在自然科学显示神奇力量的年代，作家通过在文学中实现自然科学、赶上一种“时髦”而感到愉悦和满足。
这两部作品体现了龚古尔小说的一般特征：一，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有原型可依，《费德曼娜修女》是两件实事的组合，《热尔米妮·拉赛朵》取材于在龚古尔家佣工二十五年的姨娘梦丝的身世。龚古尔兄弟认为在文学上只有亲眼目睹的，有痛切感受的，才能写得好。二，重视实地调查，实例研究，注重事必有据。他们认为如不是耳闻目睹的事，小说家就无法描写，认为提供的材料越多，作品就越有价值，有时就不讲什么有机组合，不惜罗列堆砌，以致浮于表面，缺乏深度。他们力求细节充实，内容完备，表现细节的真实，甚至将剧场节目、舞会名称、信笺的格式都原样复制，因而情节散漫而单薄。三，他们注重研究，认为作家有权有责任研究一切，不避忌讳，能降尊屈驾走向底层，能表现生活中丑恶一面，所以事实上扩大了现实主义的表现广度与深度。
与巴尔扎克并驾齐驱
与 《人间喜剧》各领风骚
自然主义的旗手是爱弥尔·左拉，因为正是他在接受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泰纳的文艺理论以及克罗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的影响的基础上，创立了自然主义文学的创作理论，更主要地，他以毕生的精力，创造了《黛蕾斯·拉甘》、《玛德莱娜·费拉》这样的自然主义代表作品，以及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规模宏大的、号称“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的系列长篇小说——《卢贡·马加尔家族》。自然主义文学潮流正是由于左拉的功劳，而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形成规模，走向成熟。
左拉于1840年2月出生于巴黎，父亲原藉意大利，出身世袭军人的家庭，是一个很能干的工程师，普罗旺斯－爱柯斯运河的设计者；母亲是一个手工工人的女儿。在巴黎附近的爱柯斯，左拉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七岁时，父亲去世，他从此随母亲投靠外祖父，过着贫困的生活，亲身体验过被债主催逼的痛苦。正是这种痛苦，给了他敏感的心灵、锐利的眼光和强烈的正义感。
左拉从中学时期就热爱写作。毕业后没能上大学，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一个货栈找了份低微的差事，且没能干多久就失业了。他极为困窘，经常只以一块面包和一个苹果充饥。他到处流浪，深深体验到世态炎凉。他一面用笔诅咒这个社会，一面又充满美好的幻梦，写出了诗集《恋爱的喜剧》。二十二岁时，他开始在著名的阿晒特书店当雇工，由于他的出众的文学才能，被提升担任编辑、出版和撰稿工作。
左拉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 《穷人的妹妹》，因为它太富于革命性而没被录用。他也为共和派的小报写进步诗歌，与一些因反对政府而被通缉的革命青年保持来往。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 《给妮侬的故事》与第一部长篇《柯劳德的忏悔》先后于1864年和1865年出版。官方批评界认为《柯劳德的忏悔》有伤风化，警察当局为此搜查了他的办公室，并导致他被书店解雇。1866年，他将近年来发表的论文收集成《我的憎恨》一书，将矛头指向统治阶级、保守派、资产阶级学究与庸人，流露出鲜明的愤世嫉俗倾向。同年还发表了小说作品《一个女人的遗愿》。次年发表《马赛的秘密》。1868年既是他形成自然主义理论的一年，又创作了典型自然主义作品《黛蕾斯·拉甘》、《玛德莱娜·费拉》。并且，也许是由于巴尔扎克在文学上的雄才大略、丰功伟绩的启示与鼓舞，他开始实施一项宏大的文学工程—－ 《卢贡·马加尔家族》。这项工程历时二十三年，直到1893年，他五十三岁时才全部竣工，共包括二十部长篇，较之 《人间喜剧》的长、中、短篇计九十余部虽有不及，但左拉的宏大气魄、高超技能和他的创作的巨大容量，已足以使他能与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并驾齐驱了。而且家族史小说作为一种体栽而言在小说史上也属首创。
家族史小说的第一部《卢贡家的发迹》。从1870年6月开始在《时代报》上报载，三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