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行为的阴暗一面的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者。如果非说游民的群体性格、思想、行为还有光亮一面的话：那么也就是抽象化了的讲信义、重义气、锄弱扶强等。这也是韦小宝身上唯一可以称道的地方。正如，金庸先生在《后记》中写到的：“不过读我小说的人有很多是少年少女，那么应当向这些天真的小朋友们提醒一句：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
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是这样描述游民性格的：“游民与匍匐在角色规定下的‘四民’（注：传统社会中的士、农、工、商）不同，他们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许多游民无妻无子，没有为人夫、为人父的职责，没有宗亲故旧的监督，也就不必顾及面子，更不会有耻辱的感觉。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因此，他们是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作的种种规定……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他们很少文化教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一些社会舆论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而流氓在思想意识、性格特征上集中体现了游民群体对社会最具腐蚀性与破坏性的一面。其突出表现为强烈的反叛性、反社会性和无确定的价值尺度，就像鲁迅先生谈到知识分子时的“无特操”。他们以牟取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为核心，一切理论、口号乃至道德标榜都只是谋利的外衣，小到“揩油”占点小便宜，大到谋权篡位，或以冠冕堂皇的名义欺诈，或赤裸裸以卑劣下流的手段巧取豪夺，只问目的而不择手段，泯灭了一切道德良知和羞耻感。
可以说，这些都是很符合韦小宝的流氓品格的。市井文化与游民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而韦小宝就是这种市井文化与游民文化的结合体。作为市井文化追求同等社会政治地位的代表，他对于封建君主是蔑视的。这种市井心理早在元朝邓牧的《伯牙琴·君道》中就有了体现：“彼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故可为也。”韦小宝心里一直都骂皇太后是“老鸨”或“老鸡婆”。对待建宁公主还有小郡主包括追求神龙教教主夫人，都有着这种心理在作祟。或者说，他爱的并不是这些具体的人，而是通过征服这些代表着权势与高贵的人，从而来征服着小市民的自卑感，挑战与征服整个自己原本无法企及的，被神化了的权力与权威的世界。而他对同样是贫贱出身的双儿的态度还是有不同的。当然，尽管，在市井文化中，封建帝王的威严与神圣是一扫而光，但他们毕竟无法完全摆脱封建观念。所以，韦小宝的一些行为准则，包括义气也好，对权力的尊崇和仰慕也好，也就是按照自己从小最喜欢听的说书而来的。这些说书故事要么是草莽英雄的故事，盲目的义气或仇杀，或者是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故事。同时，他的流氓本性使得他并不太在乎别人的死活，关键是自己的利益。他的仅有的几次伤心与落泪，有的是义气的作用，如以为康熙死了，还有是当吴六奇和隆平被害时。其余的基本上都是耍赖，或者说，是慨叹自己的得不到女人或金钱，最不济是被别人欺负实在没办法。他的眼中，是把周围的一切都当成商品一件件地计算的。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泪水在他的脸上划过更多的是虚伪与欺骗的痕迹。
在这一点上，孔庆东先生作出过这样的评论：“其实这些女人对于韦小宝来说，只不过是具有一种数量意义。‘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韦小宝在中国市井文化最集中的妓院长大，畸形的早熟使他永远丧失了爱的机能。他混进皇宫当小太监是假的，但是，在爱情的宫殿里，他却是个不幸的天阉。他的处事哲学是妓院哲学，他看女人也永远是‘婊子’的标准。对于漂亮的女人，他想到的是占有，花言巧语，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他从未想到过爱怜、尊重、相知等情感因素。他对这些女子的喜欢实质上是一种中国小市民对私有财物的欣喜。所以，即使他喜欢的女人不喜欢他而爱别人，韦小宝却并不伤心，而只是像蚀本的商人一样绞尽脑汁再骗回来。韦小宝是天下第一不会伤心之人。”
关于韦小宝、关于《鹿鼎记》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半个多世纪以前，王冶秋先生对《阿Q正传》有段著名的评论。在这里，如果把它套用到《鹿鼎记》上的话，就是，“看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点不是笑的成分；第三遍，鄙视韦小宝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第六遍，韦小宝还是韦小宝；第七遍，韦小宝向自己身上扑来……第八遍，合而为一；第九遍，又化为你的亲戚故旧；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右舍；十一遍，扩大到全国；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国土；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个镜；十四遍，也许是警报器。”
不管读多少遍，但都无可否认，这是一部伟大的书。
二、书生和市民的较量
《鹿鼎记》也是一部关于书生与市民较量的书。
小说的开头写出的是传统文人“一箫一剑平生意”的想象。“船舱门呼的一声，向两旁飞开，一个三十来岁的书生现身舱口，负手背后，脸露微笑。”书生和侠客，在这里相遇了。
正如龚自珍的两首诗中写到的：“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乙亥杂诗之二十八》）“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漫感》）和龚自珍一样，当纸无法或者不能满足铺叙家国想象的需要，当沾饱浓墨的笔无法扫出朗朗乾坤时，知识分子或文人，他们渴望着，能用剑向当权者表示反抗，能诉说自己的理想，或者能用它替自己想象中的一群人打出一条坦途。这些被塑造的儒侠形象，即使泰山要崩于前，他们也必须保持他的温文儒雅。这个时候，也就有了陈近南。
作者用很大的篇幅，写顾、黄、吕在舟中论略国事，密谋改天换地，言谈之间，处处见凛然侠气，铺展开历史的哀音。然后，这几个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算是真正的侠的人物，面对统治者的武力时，惟有束手待擒。连自杀的机会都找不到。历史写到这里可谓衰痛至极。然而，这也是历史的真实。
陈近南是一个装扮成文人的侠。他武功智技冠天下，手下有天地会会众等一帮死士，还有顾、黄、吕、九难公主、沐王府等文化、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支持。进行反清复明大业时，更有吴三桂、神龙教等与清廷相牵制的力量，同时还将卧底派到皇帝跟前，并成为皇帝跟前的红人，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但是，他却无法一直微笑下去，甚至连陈家洛那样的幸运也没有。论理，作为一个当家的，陈近南远比陈家洛优秀，前者，永远从大局着想，包括收韦小宝为徒，让他当上青木堂的堂主，容忍郑家少爷的百般猜忌和无理取闹，死于其手还要求徒弟不报仇；他了解天地会的兄弟，懂得容忍他们的短处，紧紧维系他们的团结一致，推进“反清复明”的目标。后者毕竟还是个有理想但乳臭未干的书生。陈近南这么有才能有气度，却没有赢得陈家洛功成身退那样的潇洒，陈家洛带领一干人众威逼乾隆皇帝，最后远走大漠，而陈近南却连笑都不能笑。他死于一场偷袭，一场跟卑鄙小人有关的偷袭。大人物死在小人之手，这就是他的结局。
然而，这还不是他悲剧的真正所在，他悲剧的真正所在是，被他视为得力干将的韦小宝，乃是一个只认“有奶便是娘”的市民。市民与书生无高下之别。但我们无法否定的是，这是多么不同的两种人！这两种人走到一起，无疑将充满悲剧性的冲突。
故事的结局是陈近南被郑克塽杀了。“平生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陈总舵主虽然英雄卓越，终于不能完成反清复明的大业。他的遗言是：“小宝，天地会……反清复明大业，你好好干，咱们汉人齐心合力，终能恢复江山，只可惜……可惜我见……见不着了……”这样的话对于韦小宝来说，跟耳边风没有任何区别。虽然凭着一点江湖义气，他一直执意不择手段为师傅报仇，但也正是凭着一点江湖义气，他一直执意不肯刺杀康熙，甚至在神拳无敌夫妇和儿子三人入深宫行刺这样的关键时候，不但不遵师命，而且密报康熙。这等于是出卖自己的朋友。但是这样一个人却一生履险如夷、逢凶化吉，而且最后还有—次特别的机遇。
这次机遇的发生，金庸先生再次借了顾炎武、查继佐、黄宗羲、吕留良这些当时大儒作为配角。和上次跟陈近南的晤谈相比，这几个大儒与韦小宝之间的谈话内容上升到一个惊人的高度：“韦香主手绾兵符，又得鞑子皇帝信任，只要高举义旗，自立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风景从。”
知识分子或者说书生可以对政治革命有独特的珍视，甚或某种畸形的爱好与怀恋。但如果将之过渡到那些挣扎在平庸中、为了日常琐碎而蝇营狗苟的市民，或许是一种残酷的、毫无人道的激情。小说把儒侠陈近南的事业完完全全托付给市民韦小宝。而这个逻辑是，刘邦是个大流氓，朱元璋是个混混，唐太宗是靠杀了哥哥和弟弟坐上龙椅的，顺理成章地给韦小宝黄袍加身。从书生救国到儒侠救国再到流氓（流氓是市民的一种）救国，这样的逻辑让人看到了历史的残酷与无奈，或者说顾炎武等人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其实是在维护一个虚伪的没有多大意义的传统。正如，天地会的人在争谁是正宗一样。
再回到开头见到的那个“负手背后，脸露微笑”的书生，不免让人觉得这是一种辛辣的讽刺。如果说，第一回的铺垫给予陈近南的是惊鸿一瞥般的精彩亮相，那么，整个一部书五十回的铺垫给予韦小宝的是讽刺性的无奈退场。作为一个市民，虽然一度震惊于书生的大胆，韦小宝还是以其独特的“有奶便是娘”的逻辑将几个书生所有精到的、世故的、老辣的历史见识付诸一个玩笑。在一个市民甚至是无赖的眼中，几个书生所体会到的大道，尽管是以那样精到、世故、老辣的方式表达出来，依旧是无法抵挡他对平静生活的渴望。也许，正是人们对平静生活的渴望使他们认了“有奶便是娘”，使他们宁愿匍匐卵翼在异族的统治之下，也不愿意跟着别人起事吧。这样的人们，在大多数的历史时段，总是占据着绝大多数。因此，那些生不逢时的英雄们，虽然渴望改换世界，有文采有武略，也逃不了饮恨吞声或者杀身成仁的结局。
无论如何，书生是靠一种精神的想象而持续地留存在世上的；市民是靠一种精神园地的普遍闲置和同时的物质生活的安定无忧而平凡地活在世上的。我们无从评价哪一种方式是经得起所谓的历史的推敲的方式。能肯定的是，尽管在金庸先生的笔下，市民赢得了胜利，但在过去的几百年历史中，赢得胜利的应该还是那几个书生。现在已经淡漠的满汉之仇，其实从清朝建立到覆亡都一直延续着。平凡的日常的共同生活并不那么容易消融不同的民族之间的仇恨，彼此相安无事时，一切仇恨像潜水的鱼，没有丝毫踪迹，可是一旦风激浪滚，活不下去了，一切就又浮出水面。小说的结尾是非常有深意的：
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我的老子倒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么知道？”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我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么记得这许多？”
韦小生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妈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生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