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亲爱而和睦。
我们希望全世界经济繁荣，贸易发展，自然也希望香港市面兴旺，工商业发展，就业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条件能不断的改善。
我们办这张报纸的目的，是要为上述这些目标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如果我们报道战争与混乱，报道凶杀与自杀，我们是很感遗憾的，如果我们报道和平与安定，报道喜庆与繁荣，我们是十分高兴的。
我们要尽力帮助这社会公正与善良，那就是我们的立场。”
《明报》诞生了，然而创业起步，困难重重，刚起步时，编辑部不过四人而已。沈宝新管经理发行业务，金庸负责主笔和编务，潘粤生作他的助手，还有一位诗人何达，做不满一个月后便自行离去。而报纸也不过是一张四开大的四版小报，第一版主要为时事新闻，第二版娱乐消息，第三版小说连载，第四版社会新闻。
起初，《明报》的销量并不如人意，当时不少人都认为，这份报纸维持不了多久。在创业最艰难的时候，只剩下金庸和沈宝新二人苦苦支撑，甚至不惜以典当来维持。
其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每日在报馆忙到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只能改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此船有个规矩，如果要即到即开，船费要三元，否则就要等到有六个人登船才开航。而当时为了省下包船费，金庸夫妇宁愿捱着冬夜寒风等人，其惨淡可想而知。
而在这种情况下，创业初期，金庸的武侠小说，便成为《明报》维持生存的基本支柱。从创刊第一日起，他就在报纸上连载他的新作《神雕侠侣》。
这个时候，金庸也开始写作社评，创刊初是两三日一篇，到当年年底达到几乎每天一篇。只是他这时的社评，篇幅既短，观点也未尖锐，因此尚不太受人注目，还没有后来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的魅力和影响。
最初几月内，金庸便忙着招兵买马，聘得几位出色人才。其中有雷炜坡，当时在《晶报》当记者，被金庸拉来做采访主任，他以柳鸣莺为笔名写的“伶星专栏”，专写明星的爱情生活等花边新闻，很受欢迎。另外《明报》早期的“招牌菜”还有简而清以简老八笔名写的马经，汪昆以“识途老狗”为笔名写的澳门狗经。
不过在初期，金庸的武侠写作，仍是报纸的主要支柱：后来倪匡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
《神雕侠侣》是承接《射雕英雄传》的故事，其江湖世界也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上一部的设定；不过《射雕英雄传》的主角郭靖、黄蓉在这本书里已经年届中年退居二线，书中主要写的是前书中人物杨康之子杨过的成长，和他与小龙女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神雕》最大的主题是“情”，强调个人的情爱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情”在金庸作品中的分量较之以前加大了许多。这部书以失恋之李莫愁、武三通开始，引出层层人物，而到杨过、小龙女二人。杨过是其父母爱情悲剧的产物，而小龙女之师祖林朝英与王重阳，亦终生因爱情而痛苦。到了杨过、小龙女，由于师徒相恋，不为世俗所容，乃至重重曲折后方成眷属。这个主题是《射雕》的主题的反写；强调的是一种个人的、自我的欲望，杨过最后放弃了“大侠”的功业而和爱人隐居，是遵从了小龙女的个性和愿望，比起《射雕》所坚持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神雕》更突出一种属于女性和弱者的声音。
与此同时，《飞狐外传》也在《明报》的附属刊物《武侠与历史》上连载。这份杂志上兼顾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也连载过很多不错的作品，除金庸的《飞狐外传》外，还有他的中篇《鸳鸯刀》、古龙的中期转型代表作《绝代双骄》等。由于种种原因，它后来停刊了，颇为可惜。
同时写作两本武侠小说，是金庸最艰难的时期。这两本小说都与金庸早期作品有关，《神雕侠侣》是“后续”，而《飞狐外传》则是“补完”。在《飞狐外传》中，金庸借用他早期作品《雪山飞狐》的情节，将在那本小说中退居次位的胡斐形象补充得更丰满而完整，如果说郭靖是金庸笔下的“为国为民”的“侠”的理想的化身，胡斐则是金庸“锄强扶弱”的理想的化身。他可以为素不相识的一家三口打抱不平，不为所爱之人的求恳所动。
《神雕侠侣》告捷后，金庸开始写他的另一部小说《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这三部小说按时间先后而下，有内容的延续性，因此后来被合称为“射雕三部曲”。前一部书中的人物和他们的后代在后一部书出现，而推动后一部书中主人公命运的发展，使金庸的武侠世界变得更完整而丰富。
《倚天屠龙记》的最大突破，是其中对于“正邪”的融合与思考。武侠世界中从来正邪不两立，邪不压正是武侠的根本原则。然而，金庸试图从更加人性化和更加真实的层面上，来考察“正邪”的观念和现实的矛盾，人性中善与恶的矛盾。这种正邪的辩难在他从前的作品中已经出现过，譬如亦正亦邪的人物夏雪宜、黄药师等。但是，这些人都只是“个体”，把它放到群体和社会的范围来考察，探讨正邪与人性的关系和转化，则是至《倚天》始大成。当时这样的小说，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杀人无数的金毛狮王竟与正派主角张无忌感情深厚，张无忌又当上了被认为是邪教的明教的教主，并与敌国的郡主赵敏发生恋爱，而正派的灭绝师太刚愎好杀，周芷若暗藏心机……金庸后来解释说：“在《倚天屠龙记》中，我要写的确是我对人生一种看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这世界上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区分。……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
这种“正邪转化”的观念造成金庸笔下人物形象的丰富与复杂性，而在他写的所有人物形象中，也多以正邪参半的形象最有魅力——在《倚天屠龙记》里，殷素素、杨逍、赵敏这样的形象，远比正派的张翠山、张无忌父子令人喜爱而印象深刻。也许，这类在性格上不失真诚性情，有“正”的一面，而又不受世俗约束，有任性放纵的“邪”的一面的人物，其实恰恰是武侠小说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他们身上，既体现了武侠小说放纵性情，超凡脱俗的魅力，又体现了武侠小说对抗法治，滥杀无制的危险。这种“危险的放纵”是武侠带给我们的一个梦，也是武侠最常遇到的一个质疑；到底武侠能够将这个梦发挥到什么地步，又需要什么底线为限制，事实上，也是武侠小说至今仍然面临着的问题。
这部作品中的女主角赵敏和周芷若，金庸以为，都是心机太深而不讨人喜欢的。不过，这部作品中描写感情最美好的地方却是男子之间的情义。张三丰的武当派成为金庸笔下最富有温情和人性的门派，也为武侠小说世界里所少见。
而后来金庸修订的时候，仍然觉得自己当时的感受太过肤浅；经历了更多年的风风雨雨后，他感伤地道：“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我还不明白。”
从《神雕》到《倚天》，说这几部武侠小说为《明报》打稳了基础，应不为过。但是《明报》权威性的建立，却是依靠它的社评——之后，《明报》成为华文报纸中的著名大报，金庸和他的社评起着决定性的关键影响。
1962年，正是中国大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中国民众面临建国以来最大的生存困难，在饥饿的逼迫下，大批大陆人，特别是广东一带，采取了偷渡香港以求生的方式。当时香港居民已经有三百多万，自然承受不住如此大批偷渡者带来的压力，为了缓和越发紧张的港内经济矛盾，香港当局用强硬手段将大陆移民押运回深圳，但是仍然无法阻拦移民持续大批涌入。这便是香港历史上的“逃亡潮”事件。
在事件早期，《明报》保持着平静和观望的态度。对于与政治关系密切的问题，金庸出于小心不希望介入。随后，事情越来越大，《明报》也开始以比较客观和淡漠的态度来做少量一般报道。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采写新闻的记者们深入底层看到移民的悲惨生活时，都异常激动，要求对移民给予更强烈的关注和帮助；金庸在深思熟虑后，做出了真实报道这桩事件一切真相，并争取为移民提供帮助的决定。《明报》在这场移民潮中，为移民募捐到大批救援物资，对移民给予了大量同情与援助。
但是在态度上，《明报》则站在港府一边，金庸认为，对于整个香港的实际利益来说，大批移民的涌入，无疑是一场灾难，假如不予解决，便会给港民带来极大灾祸，因此，他支持港府的遣返政策，并批评大陆政府对移民潮的纵容。这便与《大公报》的左派立场产生了分歧，《大公报》也多次发表文章批评金庸与《明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明报》的发行量直线上升，自移民潮和笔战《大公报》之后，发行量从一万几千份上升到四万份，报纸也由小报规模扩展为两大张。
《明报》事业稳定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事业也随之并进。1963年，他在《明报》上连载《天龙八部》，这是他结构最庞大，人物关系最多样而复杂的一部小说，非具有强大操控力不能为。
《天龙八部》连载期间，金庸受邀赴伦敦参加国际新闻协会主办的会议，并预备顺便在欧洲做一次长途旅行，而此时《天龙八部》尚在连载中，不可能长期停载，在这种情况下，金庸决定找人代笔，这个人便是著名武侠、推理、科幻小说家倪匡。倪匡对金庸推崇备至，曾经说过“没有人可以代写金庸小说”。于是，金庸找到倪匡，而当时在场的还有著名作家董千里先生。
金庸当时说得很技巧：“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可以去自由发展。”
倪匡自己说他当时的想法：“这等于是说：千万不可损及原著，你自管去写你自己的好了！换了别人，或许会生气。但我不会，高兴还来不及！若是连自己作品和金庸作品之间有好几百万光年距离这点都不明白，那是白痴了，幸好还算聪明，所以一点不生气，连连点头答应。”而金庸又说：“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洁而有力，文字的组织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而倪匡的想法是：“这等于说：倪匡你的文字不好，虽然任由发展，还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监督，以防万一出毛病。换了别人，又可能会生气，但我不会。因为金庸所说是实，董千里先生文字之简炼有力，海内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帮助，对我今后小说创作的文字运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进，所以欣然答应。”
于是“代写”之事，终于敲定，倪匡虽得了这个“自由发挥”权，但是自言写得也是战战兢兢，等金庸欧游归来，大概写有六万字左右，基本都控制在不影响原著进展的范围内，后来修改时，金庸为保持他本人一贯风格统一，征得倪匡同意，将这一部分完全删除。不过倪匡为人，喜出奇招，见到金庸第一句话，便是：“对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原来他说他讨厌阿紫其人，所以令她瞎眼。如此说来，倪匡代写之时，必定还是有其任性发挥的地方，而阿紫瞎眼，则是其中影响全局最大的一处了。
金庸无可奈何，也得接受，但是他自有主意，围绕阿紫眼睛，失而复得，得而再还，把她与游坦之之间的情爱纠葛写得更加动人，“凄楚、恋情、偏激、浪漫，都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竟成一个意外收获，金庸功力，可见非凡。
后来倪匡一直以此经历为得意，曾自撰一联，上联是：“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其实倪匡本人，作为小说家也享有盛名，这样一副对联，只是表示他对此二人的推崇而已。
1965年，为了适应面向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的需要，金庸创办了《明报月刊》，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标榜“独立，自由，宽容”。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明报》抓住了这个时机，发表大量报道和评论来详细讨论“文革”的走向，分析“文革”的本质，并以其准确的透视力和预测力成为“中国报道权威”。金庸也成为与左派对立的右派媒体代表，而赢得“香港第一健笔”之称。
1967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