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清-王夫之- 第99部分

　　　　故大臣之以身任国事也，必熟识天下之情形，接纳边臣之心腹，与四方有肺腑之交，密计潜输，尽获其肝胆，乃可以招携服远，或抚或勦而罔不如意。夫以一人之忧为忧，以天下之安危为安危者，岂孤立廷端，读已往之书，听筑室之谋，恃其忠智而无偾事之虞哉？
　　　　大臣之谋国也，既如此矣；则天子命相，倚之以决大疑、定大事，亦必有道矣。殿阁之文臣，既清孤远物，而与天下素不相接；部寺之能臣，钱谷刑名杂專В�而于机事有所未遑；危疑无定之衷，竭智以谋，愈详而愈左。故人主之命相，必使入参坐议，出接四方，如陆贽、李绛之任学士也，早有以延揽方镇而得其要领；天下亦知主眷之归，物望之集，可与为因依，而听其颐指；无患乎事机之多变，而周章以失据矣。不能知人而厚防之，严宰执招权之罚，禁边臣近侍之交，以漠不相知之介士，驭万里之情形，日削日离，待尽而已矣。
　　　　〖一二〗
　　　　唐置神策军于京西京北，虽以备御吐蕃，然曾倚此军削平叛寇，则资以建国威、捍非常，实天子之爪牙也。德、宪以来，权归中涓与西北节镇，虏至莫能奔命，李绛所为欲据所在之地，割隶本镇，使听号召以击虏之猝至，不致待请中尉，迟延莫救也。宪宗闻绛之言，欣然欲从，而终于不果，识者固知其必不果也。
　　　　唐于是时，吐蕃之祸缓矣，所甚患者，内地诸节度分拥疆兵，画地自怙，而天子无一爪牙之士；于此而欲夺之中涓之手，授之节镇，中涓激天子以孤危，辞直而天子信之，又将何以折之邪？是军也；昔尝以授之白志贞矣，朱泚之乱，瓦解而散，外臣之无功而不足倚，有明验也，故付之于宦官，亦无可委任，而姑使其听命宫廷耳。如复分割隶于节镇，则徒为藩镇益兵，而天子仍无一卒之可使。有若朱泚者，猝起于肘腋，勿论其能相抗制也，即欲出奔，而踉跄道路，将一车匹马而行乎？绛不虑此，欲削中涓之兵柄，而强人主以孤立，操必不可行之策，徒令增疑，何其疏也
　　　　绛诚虑之深，策之审，则当抗言中涓揽兵之非宜，取神策一军隶之兵部，简选而练习之，猝有边警，驰遣文武大臣将之以策应，外有寇则疾应外，内有乱则疾应内，与节镇相为呼应，而功罪均之。如此，则天子有军，应援有责，而中涓之权亦夺矣。柰之何舍内廷之忧而顾外镇之患乎？如曰待边将之奏报而后遣救，无以防虜寇之驰突。则侦探不密，奏报不夙，边镇之罪也，非神策之需迟而不及事也。唐室之患，不在吐蕃而在藩镇，已昭然矣，如之何其弗思？
　　　　〖一三〗
　　　　人臣以社稷为己任，而引贤才以共事，不避亲戚，不避知旧，不避门生故吏，唯其才而荐，身任疑谤而不恤，忠臣之之效也。周公遭二叔之流言，既出居东，而所汲引在位者，皆摧残不安于位，公身之不恤，而为之哀吟曰：“既取我子，勿毁我室。”小人动摇君子，取其为国所树之人，指之以朋党，毁之以私亲；诚可为尽然伤心者矣。虽然，公以叔父受托孤之任，抚新造之国，收初定之人心，以卫社稷，故必近取休戚相倚者以自辅，固未可概为人臣法也。
　　　　立贤而先亲知，非无说以处此矣。狎习已夙，则其性情易见而贤否易知，非遥采声闻者之比也。且吾权藉既尊，风尚既正，属在肺腑者，苟非甚不肖，若李虞、李仲言之于李绅，亦将习见正人，习闻正论，顺风而偃，乐出于清忠之涂；则就亲知而拔用之，非无得也。然而有大患者，苟其端亮忠直、忧国如家也，则其议论风旨恒毅然外见，而人得测其喜怒从违之所向。于是所与亲知者，熟尝其肯綮以相迎合，亦习为亢爽之容、高深之说、以自旌而求雠。如牛僧孺、元稹、李宗闵、刘栖楚之流，危言碎首，亦何遽出贾谊、朱云之下；杜钦、谷永，徒观其表见，且可以欺后世而有余；苏舜钦、石延年、黄庭坚、秦观游大人之门，固宜受特达之知遇，杜祁公、司马温公所不能却也。而后竟如之何也？未遇则饰貌以相依，已雠则操戈以入室，凶终之祸，成乎比匪，不亦伤乎！
　　　　宪宗志宰相“当为朕惜官，勿用之私亲”。此必有先入之言，诬绛以受私者。绛曰：“非亲非故，不谙其才。”言之诚是，宪宗弗能夺也。而李吉甫因之指斥善类为朋党，以利攻击者，即在于此。非尽吉甫之诬也，使牛僧孺，李宗闵、元稹、刘栖楚之徒，早为绛之亲故，而备闻其忼慨之论，绛能勿引与同升乎？而倾危爚乱之祸始，将谁归邪？自非周公以至圣有知人之哲，以叔父居摄政之尊，则未可亟引亲知，开小人姻亚膴仕之端；况乎人主方疑，同官方忌，为嫌疑之引避者乎？进以树特立之操，退以养和平之福，大臣之常度也。绛虽忠，未讲于此，上不能靖国，而下以危身，抑有以致之矣。
　　　　〖一四〗
　　　　吴元济一狂騃竖子耳，中立于淮、泗之闲，仅拥三州不协之众，延晨露之命，所恃者王承宗，既不能出一步以蹑官军之后，李师道独以狗盗之奸，刺宰相，焚陵邑，胁朝廷以招抚，而莫救元济之危，非能如向者河北连衡之不易扑也。而唐举十六道之兵，四面攻之，四年而后克，何其惫邪？论者责分兵如连则势益孤，而覆败尤鸡，参差不齐，以致师老而无功，似矣；然使专任一将，四邻诸道，旁观坐听其成败，则势益孤，而覆败无速，则专任固不如分任审矣。
　　　　乃详取其始末而究之，元济岂有滔天之逆志如安、史哉？待赦而得有其旌节耳。王承宗、李师道亦犹是也。兵力不足以抗衡，唯恃要结闲贰以求得其欲，师道遗三数匹夫入京邸，杀宰相，毁陵寝，焚屯聚，挟火怀刃，而大索不获者，为之渊薮者谁也？非大臣受三寇之金钱以相阿庇，而讵能尔邪？则其行赂诸镇，观望不前，示难攻以胁天子之受降，概可知已。外则韩弘之阻李光颜，内则韦贯之、钱徽、萧俛、李逢吉等之阻裴度，皆醉饱于三寇之苞苴，而为之唇舌者也。故蔡州一空城，元济独夫，李愬一夕而缚之如鸡鹜，其易也如此，而环攻四年，其难也如彼，唐安得有将相哉？皆元济豢饲之鹰犬而已。仅裴、武两相立于百僚之上，为疑谤之招，弗能胜也。其迟久而后克，不亦宜乎？
　　　　故国家当寇难相临之日，才臣有不足任之才，勇将有不可鼓之勇，夷狄盗贼所以蛊天下者，皆豆区之惠，而人为之风靡。非有清贞之大臣，前不屑千金，后不恤猛虎，则天子终无可寄之心膂。诸葛公曰：“唯澹泊可以明志。”人君尚知所托国哉！
　　　　〖一五〗
　　　　德宗令廷臣相过从者，金吾伺察以闻，愚矣哉！夫苟纳贿营私，则公庭可以密语，暮夜可以叩户，姻族游客可以居闲，乃至黄冠缁流、优俳仆隶、一言片纸而可通，奚必过从哉？裴晋公同平章事，以平寇须参众议，请罢其禁，于私第见客，宪宗许之。则岂徒收集思之益，以周知阃外之情形；而洞开重门，阴慝无所容其诡秘，杜私门、绝倖窦之善术，莫尚于此也。
　　　　然而处此也亦难矣。惩猜防之失，则以延访为公；戒筑室之谋，则又以慎交为正：两者因其时而已。李太初群言杂陈，而漠然不应，宁蒙天下之讥怨，自以不用游谈之士为报国。盖截截谝言，非执中有权者，未易使之日进于前也。尝览元、白诸人之诗，莫不依附晋公以自矜善类；乃至归休绿野，犹假风韵以相激扬。然则当日私第之所接纳，其能益于公以益于国者，盖亦尟矣。
　　　　以要言之，人君不可禁大臣之交游，而大臣固当自重其频笑。论辨也，文章也，韵度也，下至于琴尊书画山川玩好鉴赏之长也，皆劳视听、玩时日、以妨远略，而佥人可托以求雠者也。若夫一邑一乡之利害，此长彼短之策略，危言之而欲亟行之，祗以病国殃民，而开无穷之害。延访者，可务好士乐善之虚名，为宵人雠利达乎？周公下士至矣，而七月、东山惟与农夫戍卒咏室家田庐之忧乐，何有于指天画地之韬钤，月露风云之情态哉？故延访之公，必以慎听之、正持之，勿徒矜虚名而损实事也。
　　　　〖一六〗
　　　　宪宗之用裴公也深，而信之也浅，所倚以谋社稷之大计，协心合德而不贰者，独淮蔡一役而已。然当其时，已与李逢吉、王涯旅进而无别。及乎淮蔡既平，公居首辅，而宦官承宠为馆驿使，赐六军辟仗使印，公不能以一言规正；皇甫镈、程异以聚敛与公分论道之席，公力争，而以朋党见疑；浚龙首池，起承晖殿，张奉国、李文悦白公谏止，而二人坐贬。凡此数者，有一焉即宜拂衣以去；乃层累相违，公终栖迟于朝右，夫岂贪荣宠以苟容哉？盖亦有其故矣。
　　　　公开阁以延士，而一时抱负之士，皆依公以利见，公去则不足以留，必群起而为公谋曰：公不可去也，委任重而受知深，志虽不伸，自可因事纳忠，以大造于家国，公姑隐忍以镇朝廷，使吾党得竭股肱之力，以持危而争胜。此言日进，公且不能违，而偃仰以息其浩然之志，所必然矣。故公俛仰中外，历事暗主，狎迩宵人，乍屈乍伸，终留不去，皆附公之末光者相从臾以羁迟也。公之浮沈前却，不谓无补于昏乱，则从臾者之言亦未为无当矣。及通数代之治乱而计之，则所补者小，所伤者大，起水火之争，酿国家之祸，公未及谋也。为公谋者，其志、其量、其识、皆不足以及此，而公大臣之道以诎矣。
　　　　国家之患，莫大乎君子以若进若退之身与小人迭为衰王，而祗以坚小人之恶。何也？君子之道，不可则去耳。小人乃不以君子为忧，而聚族以谋攻击，则忌媢之恶，所逞者即自起于其朋俦，而同归于消灭。邺侯一归衡山，而张良娣、李辅国之首交陨于白刃。唯君子终留于位，附君子者，犹森森岳岳持清议于廷闲，且动暗主之心，而有所匡正，小人乃自危，而益固其党以争死命，抑且结宫禁、挟外援以制人主，而其势乃成乎不可拔。泰之拔茅以汇也，否亦拔茅以汇也，而君子之汇，终诎于群策群力之险毒。故刘向不去，而王氏益张；李膺再起，而宦官益肆司马温公入相，而熙丰之党益猖。
　　　　大臣之道，不可则止，非徒以保身为哲也，实以静制天下之动，而使小人之自敝也。彼附末光者，跃冶争鸣，恃为宗主，以立一切之功名，而足听哉？是晋公之不去，公之亵也，唐之病也，朋党之祸，所以迄于唐亡而后止也。惟澹泊可以明志，惟爱身乃以体国，惟独立不受人之推戴，乃可为众正之依归。惜乎公之未曙于此也。而后知邺侯之不可及矣。
　　　　〖一七〗
　　　　韩愈之谏佛骨，古今以为辟异端之昌言，岂其然哉？卫道者，卫道而止。卫道而止者，道之所在，言之所及，道之所否，一言之所慎也。道之所在，义而已矣；道之所否，利而已矣。是非者，义之衡也；祸福者，利之归也。君子之卫道，莫大乎卫其不谋祸福以明义之贞也。今夫佛氏之说，浩漫无涯，纤微曲尽，而惑焉者非能尽其说也；精于其说者，归于适意自逸，所谓“大自在”者是也。则固偷窳而乐放其心者之自以为福者也。其愚者，或徼寿禄子孙于弋获，或觊富贵利乐于他生，唯挟贪求幸免之心，淫泆坌起以望不然之得。夫若是者，岂可复以祸福之说与之争衡，而思以易天下哉？
　　　　愈之言曰：“汉明以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梁武舍身，逼贼饿死。”若以推究人心贞邪之致，世教隆替之源，固未尝非无父无君之教，流祸所及。然前有暴秦之速灭，哀、平之早折，则尽举而归罪于浮屠，又何以服晓晓之口哉？愚者方沈酣于祸福，而又以祸福之说鼓动以启争，一彼一此，莫非贪生畏死、违害就利之精，竞相求胜。是恶人之焚林而使之纵火于室也，适以自焚而已矣。
　　　　夫君子之道，所以合天德、顺人心、而非异端之所可与者，森森鼎鼎，卓立于祸福之外。比干之死，不信文王之寿考；陈、蔡之厄，不慕甥馆之牛羊；故曰“无求生以害仁”。于是帝王奉之以敷教于天下，合智愚贤不肖纳之于轨物，唯曰义所当然，不得不然也。饥寒可矣，劳役可矣，褫放可矣，囚系可矣，刀锯可矣。而食仁义之泽，以奠国裕民于乐利者，一俟其自然而无所期必。若愚者之不悟，亦君子之无可如何。而道立于已，感通自神，俟之从容，不忧暗主庸臣、曲士罢民之不潜消其妄。
　　　　愈奚足以知此哉？所奉者义也，所志者利也，所言者不出其贪生求福之心量，口辨笔锋，顺此以迁流，使琅琅足动庸人之欣赏，愈之技止此耳，恶足以卫道哉？若曰深言之而宪宗不察，且姑以此怖之，是谲也、欺也，谓吾君之不能也，为贼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