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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胡耀邦，他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地敢于去触犯这个“逆鳞”，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因而，在吹响平反冤案的号角以后，耀邦同志毅然决然地策划和组织对“两个凡是”观点的批判。先从思想理论上阐明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而不是领袖人物的某一句话、某一项指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作为中央党报的总编辑，我深深感到，耀邦同志堪称为一位杰出的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两篇传世佳作，就是经过他亲自设计主题内容、亲自组织人员撰写，亲自修改定稿的。他组织党校的理论动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新华总社联合作战，密切配合，开展这一场大讨论，在思想理论上解除了平反冤假错案最大阻力的思想武装，保证了这场斗争的不断前进，扩大战果，取得了空前的伟大胜利。
当然，这场大讨论的伟大意义，还在于端正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为我们党正确的组织路线打下了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此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3．应该说明的是，当耀邦同志领导发动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两场大斗争时，他仅仅是一位中央委员，仅仅是党校副校长和组织部长。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调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对人民日报才建立正式的领导关系。在这之前，他对人民日报实际上已经产生了领导作用。他对我并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我之所以在实际上接受他的领导，仅仅是因为我们之间志同道合，因而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工作和友谊关系。
我和耀邦之间的比较亲密的联系，发生在“文革”后期。“文革”以前，我们虽然有一些接触，由于我这人不善于结交朋友，我们只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文革”后期，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我得了严重的肝炎，经常到协和医院去看病。这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像我们这些副部级以上的干部，恢复了相当优越的医疗保健制度，我们这些中央直属单位的领导干部，都在协和医院的第二门诊部看病。在这期间，我与耀邦同志常常在医院里碰面，我们在等待医生诊病的空隙进行过几次亲切的谈话。我们一见倾心，对党和国家的大事，对当前的主要问题和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十分一致的看法。当时我们都是被批斗的“黑帮”，在行动上都失去自由，但是在看病的时候，恰恰摆脱了监管。我们不仅可以因看病而相遇，也可以以看病为由而相约聚会。到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在邓小平复出开展全面整顿的时期，他解放出来调到中国科学院担任核心组的第一副组长，我被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他领导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我参加写作的《论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就是在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后受到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中的两株（另一株是由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二十条）。从这时起，我经常到他家去拜访。
恰好，他的妻子李昭同我的妻子胡一哉，“文革”前曾经同时担任过北京市纺织局的副局长。我们夫妻经常到他们家作客，都不在客厅闲谈，而是在他们的卧室里促膝谈心，交换消息，分析时局。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立即去向他通报消息，他说他早就知道了。过了几天我去见他，他说叶帅派叶选宁去看他，他给叶帅带话，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时期，一切工作都面临重新整顿，要全面振兴中华。他详细地给我解释他带给叶帅的话：“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他说，当前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快；第二是平反冤假错案，人心大喜；第三是把生产搞上去，人心乐开花。”耀邦同志对问题深思熟虑，再思三思，所以他的话总是出口成章，文情并茂。他说的“人心大快”、“人心大喜”、“人心乐开花”，十分精彩，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我在一九七七年一月被正式任命为人民日报总编辑，他在三月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起来。他在宣传上有什么想法和打算，总是找我商量，我在宣传上有什么计划和问题，也总是向他请教。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以前，他对我并没有工作上的领导关系，但我总是把他当作长者，当作兄长。虽然他仅仅比我大一岁，但他是长征干部，阅历比我丰富得多，我自觉地接受他的思想领导，在重大的宣传布署上，自觉地接受他的组织安排。比如前面提到的关于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的宣传。他是一位杰出的党的组织工作的领导人物，又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工作的领导者。
在平反冤案时期，他不仅为人民日报准备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而且还继续指挥人民日报配合平反工作的实际进展，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人民日报也主动地进行配合，陆续刊登了一些很好的读者来信和各地落实干部政策的新闻。耀邦同志看到这些来信和新闻，都马上打电话，鼓励和表扬我。比如我们刊登山东第一次给一个大队支部书记摘掉“走资派”帽子的新闻，还配合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对于新华社发的宁夏落实干部政策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作了三行通栏大标题，耀邦同志都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
在整个平反右派的伟大战役中，耀邦同志也很注意充分调动人民日报的积极性。他所召集的重要会议，总要通知人民日报、新华总社等新闻单位参加，我们不断写出新闻及时报导。记得《人民日报》发表公安部为右派全部平反的新闻，在全国引起震动，对推动平反右派工作起了很大作用。一九七八年九月，中央组织部等五个部拟出《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中央“五十五号文件”转发全党的时候，耀邦同志在事先就指挥新华社写好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新闻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可以说，在整个平反工作进展期间，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是密切配合并肩作战的，充分体现了耀邦同志的组织领导天才。
这个时期，人民日报为平反冤案、解放干部，也在千方百计地作促进工作。比如在陶铸同志平反前，发表了他女儿陶斯亮的文章；陆定一同志平反前，编写了他的夫人严慰冰写的关于他遭受迫害的内部材料报送中央；对于刘少奇同志的平反，人民日报也编发了王光美同志写的内部材料。我们还特别重印了几千份延安时期党中央编印的《整风文献》，其中有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文革”中被全国批判的“黑修养”，这本《整风文献》在少奇同志正式平反以前印发出来，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但它向全国早早地吹了一股热风，表明少奇同志的千古奇冤很快就会平反昭雪了。登陶铸女儿的文章，我事先向耀邦同志请示过。关于陆定一和刘少奇的内部材料，都是直接送到他手里，他很快就批转给中央领导同志。记得当我把报社重印的《整风文献》送给他时，我说：“我们买了一台影印的机器，为了试一试这个机器的效能，我特别选了《整风文献》，印出来的效果很好，比延安时期的老版本漂亮多了。”他看了看目录，把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了一翻。对于应该很快为少奇同志平反，我们都心照不宣，他高兴地说：“你真鬼！”这三个字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当时，有的权威人物批判我“胆大妄为”，我也满不在乎了。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宣传中，胡耀邦同志不仅一再找作者商谈如何写作，写出初稿后如何一再修改，而且他还考虑如何发表。按一般情况，这样精彩的重要文章，应该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来发表。他同我讨论过几次。如果作为社论，按组织原则，必须事先送给分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志审查，那就肯定通不过。先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然后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作为“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这是耀邦的精心策划，是同杨西光（光明日报总编辑）和我一起商量决定的。这篇文章登出来的当天晚上，吴冷西打电话对我进行了严厉批评，我先用电话向耀邦作了通报，第二天我把记录稿亲自送给他。他说，这当然不是吴冷西一个人的意见，他是领导层的代言人，必须撰写另一篇文章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这时，《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虽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但也受到汪东兴等政要的严厉批评。因而在第二篇文章写作过程中，耀邦同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商量好后，用解放军报特别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同天发表。这也是他同我们几个新闻单位事先约定好的，这充分反映了耀邦同志的卓越胆识。
为了扫除对这场讨论的思想阻力，乘胜前进，耀邦同志继续组织力量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评“左”比右好》《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跳出旧框框多想点问题》《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等本报评论员文章。这些都是经过耀邦同志的精心策划、一再修改过的。比如他在审阅《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文的原稿时，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就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毛泽东思想，决不能把它看成凝固不变的”一段话之后，耀邦同志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话：“那种认为革命导师说过的一切都要照搬照抄照办，而没有说过的都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的态度，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在这个讨论开展的过程中，耀邦同志还经常指点我，要报导哪方面讨论的新闻，要注意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讨论，千万不要大轰大嗡，不能搞形式主义。
耀邦同志是这场大讨论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为重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做出了重大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4．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五中全会上又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从此，他担负起直接领导中央党报的任务。人民日报的重要文章，一般的按稿件内容，分别送给书记处分管各条战线的书记审查，只有最重要的稿件，才直接送耀邦同志审查。一九八九年耀邦逝世时，人民日报社编委办公室同志仅就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了一次关于胡耀邦和人民日报的研究。经过耀邦同志审阅、修改、定稿的人民日报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仅仅查到原稿的，就有一百多篇。有些稿件送他审查，他把作者叫去当面提意见，当面修改，原稿上就没有他的笔迹和签字；有的稿子送他审阅，他没有意见，也没有修改，打电话来说他同意发表，也没有把稿子退回。
除了上面说到的关于平反冤案和真理标准讨论两项具有十分深远意义的决策以外，耀邦同志还组织了两次重大问题的讨论：一次是“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一次是“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讨论，影响也是很大的。
耀邦同志针对多年来工业建设中的严重偏向，抓住“我们生产的目的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策划和组织了文章，指导人民日报带头开展了一场“生产目的”的讨论。可惜受到了保守、传统势力的严重干扰，半途而废，没有发挥到预期的作用。
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从一九七九年初就开始酝酿了。当时，人民日报草拟了一篇社论《人民生活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送耀邦同志审阅，他对此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每个生产单位的领导干部，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生产条件下，理直气壮地逐步改善广大职工生活，并把这两条作为办好企业学大庆的主要标志。二、每个机关、学校和事业单位的领导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自己的工作和业务的同时，想方设法搞好公共福利，有条件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