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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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家-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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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长向她看了一眼便问:“你会唱歌吗?”
  “会。”
  “来一段《白毛女》试试。”
  “北风那个吹……女同学拉开嗓子便唱。那时我们天天唱歌,谁也不会忸怩。
  “好了,好了,到文工团去!”
  这位女同学的命运也不坏,“文化大革命”前唱民歌,很有点名气。如今听不见她唱了,这小老太婆也可能是在哪里教徒弟。
  轮到我的时候便糟了,我怎么也想不起最欢喜什么,除掉反对好吃之外,我好像对什么都欢喜。我没有任何特长,连唱起歌来都像破竹子敲水缸。
  部长等得不耐烦了:“难道你一样事情都不会干?”
  “会会,部长,我会替人家买小吃,熟悉苏州的饮食店。”我决不能承认万事不通呀,可这一通便出了问题!
  “挺好,干商业工作去,苏州的食品是很有名的。”
  “不不,部长,我对吃最讨厌!”
  “你讨厌吃?很好,我关照炊事班饿你三天,然后再来谈问题!下一个……”
  完了,命运在一阵哄笑声中决定了。可我当时并不懊丧,也不想犯自由主义,扬子江在怒号,南岸的人民在呼喊,要拯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推翻那人吃人的旧社会,再也不能让朱自冶他们那种糜烂的、寄生虫式的生活延续下去!朱自冶呀,朱自冶,这下子可由不得你了。我们决不会让你饿肚子,至少得让你支起个炉灶来烧东西。也不能老是让阿二拉着你,你自己有两只脚,应该是会走路的。
  风萧萧兮江水寒,壮士一去兮又复还。我又回到苏州来了,几经转折之后又住在朱自冶的门前。朱自冶对我刮目相看了,他称我同志,我喊他经理;他老远便掏出三炮台香烟递过来,我连忙摸出双斧牌香烟把它挡回去。别跟我来这一套,你那高级烟浸透了人民的血汗,抽起来有股血腥味。朱自冶在解放之初有点儿心虚,深怕共产党会把他关进监牢,那牢饭可不是好吃的!
  隔了不久,朱自冶便镇静自若了,因为我们取缔妓女,禁鸦片,反霸,镇反,一直到三反五反都没有擦到他的皮。他不抽鸦片不赌钱,对妓女更无兴趣,除掉好吃之外什么事儿也没有干过。镇反挨不上他,他不开工厂不开店,谈不上五毒俱全和偷税漏税。所以他经常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共产党好,如今没有强盗没有小偷,没有赌场没有烟铺,地痞、流氓、妓女都没有了,天下太平,百姓安定,好得很!”他说的可能是真话,可我把他上下打量,心里想,你为什么不说没有赌吃嫖遥呢?赌和嫖你沾不上,吃和遥你是少不了的。等着吧,现在是新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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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有涉(2)
  朱自冶并没有消极地等待,还是十分积极地吃东西,照样坐着阿二的黄包车上面店,上茶楼,照样找到另一个人帮他跑街买吃的。
  那时候我的工作很紧张,没有什么上下班的时间,也没有星期天,没早没晚地干,运动紧张的时候便睡在办公室里。可那朱自冶比我还积极,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坐着黄包车走了;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才听见他的黄包车到了门前。他每逢到家的时候都要踩一下铃铛。那铜铃的响声在深夜的小巷里像打锣似的。他有时候也不回家,仲夏之夜吃饱了老酒,干脆就睡在公园的凉亭里,那里风凉,还有一阵阵广玉兰的香气。他渐渐地胖起来了,居然还有个小肚子挺在前面。妈妈对他说:“朱经理,你发福了,人到了四十岁左右都会发胖的。”可他却说:“不对,我这是心宽体胖。现在用不着担心那些强盗和流氓了,别看我有几个钱,从前的日子也是很难过的。生日满月,四时八节,我得给人家送礼,一不小心得罪了人,重则被人家毒打一顿,轻则被人家向黄包车上掷粪便。就说那个上饭店吧,以前也是提心吊胆的。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吃得正高兴,忽然有个人走到我们的房间里来,要我们让座位。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拌了几句嘴,结果得罪了流氓头子,被他的徒子徒孙们打了一顿,还罚掉了四两黄金的手脚钱!现在好了,那些家伙都看不见了,有的进了司前街(苏州的监狱所在地),有的到反动党团特登记处登了记,一个个都缩在家里。饭店里也清净多了,人少东西多,又便宜,我吃饱了老酒照样可以在公园里打瞌睡,用不着防小偷!”朱自冶拍拍小肚子:“你看,怎么能不发胖呢!”
  我听了朱自冶的话直翻眼,怎么也没有想到,革命对他来说也含有解放的意义!
  当我深夜被朱自冶的铃声惊醒之后,心头便升起一股烦恼,这苏州怎么还是他们的天堂?劳苦大众获得解放的时候,那寄生虫也会趁汤下面,养得更肥!我没有办法触动朱自冶,可我现在有了公开宣传共产主义的权利,便决定首先去鼓动拉黄包车的阿二。
  阿二住在巷子的头上,在那口公井的旁边。他和我差不多的年纪,却比我生得高大、漂亮、健壮。小时候我和他在巷子里踢皮球,皮球踢上房顶之后总是他去爬屋面。他的老家是苏北,父亲也是拉车的;父亲拉不动了才由儿子顶替。阿二每天给朱自冶拉三趟,其余的时间可以另找生意。他的那辆车是属于“包车”级的,有皮篷,有喇叭,有脚踏的铜铃,冬春还有一条毡毯盖住坐车者的膝头。漂亮的车子配上漂亮的车夫,特别容易招揽生意。尤其是那些赶场子的评弹女演员,她们脸施脂粉,细眉朱唇,身穿旗袍,怀抱琵琶,那是非坐阿二的车子不可。阿二拉着她们轻捷地穿过闹市,喇叭嘎咕嘎咕,铜铃丁丁当当,所有的行人都要向她们行注目礼;即使到了书场门口,阿二也不减低车速,而是突然夹紧车杠,上身向后一仰,嚓嚓掣动两步,平稳地停在书场门口的台阶前,就像上海牌的小轿车戛然而止似的。女演员抱着琵琶下车,腰肢摆扭,美目流眄,高跟鞋橐橐几声,便消失在书场的珠帘里。那神态有一种很高雅的气派,而且很美。试想,如果一个标致的女演员,坐上一辆破旧的硬皮黄包车,由一个佝偻蹒跚的老人拉着,吱吱嘎嘎地来到书场门口,那还像个什么样子呢!有什么美感呢?人们由于在生活中看不到、看不出美好与欢乐,才甘心情愿地花了钱去向艺术家求教的。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所以那阿二虽然是拉黄包车,家庭生活还是过得去的。我去动员的时候,他们一家正在天井里吃晚饭。白米饭,两只菜,盆子里还有糟鹅和臭豆腐干,他的老父亲端着半斤黄酒在吱吱咂咂的。我寒暄了几句之后便转入正题:
  “阿二,现在解放了,你觉得怎么样呢?”
  阿二是个性情豪爽的人,毫不犹豫地说出了他的体会:“好,现在工人阶级的地位高了,没有人敢随便地打骂,也没人敢坐车不给钱。”
  我听了把嘴一撇:“哎呀,你怎么也只是看到这么一点点,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绝不是给人家当牛做马的!”
  “我没有给人家当牛做马呀!”
  “还没有,你是干什么的?”
  “拉车。”
  “好了,从古到今的车子,除掉火车与汽车之外,都是牛马拉的!”
  “小板车呢?”
  “那……那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人人都有两条腿,又没病又不残,为什么他可以架起二郎腿高坐在车子上,而你却像牛马似的奔跑在他的前面!这能叫平等吗?你能算主人吗?还讲不讲一点儿人道主义!”
  阿二吸了一口气:“唏;这倒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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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有涉(3)
  阿二的爸爸叹了口气“没有办法呀,他给钱。”
  “钱……!”我把钱字的音调拉了个高低,表示一种轻蔑:“你可知道朱自冶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榨取了劳动人民的血汗,你拿了一点血汗之后又把他服侍得舒舒服服的!”
  阿二的眉毛竖起来了:“可不,那家伙坐车很挑剔,又要快,又怕颠。”
  我趁热打铁了:“问题还不在于朱自冶呐,我们年轻人的目光要放远点,你看人家苏联……”我滔滔不绝地讲起苏联来了,就和现在的某些人谈美国似的:“苏联的工人阶级,一个个都是国家的主人,不管什么事儿,没有他们举手都是通不过的。他们的工作都是开汽车,开机器,开拖拉机,没有一个是拉黄包车的。”我向阿二爸爸的酒杯乜了一眼:“拉车弄几个钱也作孽,仅仅糊个嘴。人家苏联的工人都是住洋房,坐汽车,家里有沙发,还有收音机!半斤黄酒有什么稀奇,人家都喝伏特加哩!”我的天啊,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伏特加是什么,若干年后才喝了几口,原来像我们在粮食白酒里多加了点水!
  阿二和他的爸爸更不知道伏特加为何物了,他们听到这个名词还是第一回。那老头儿还咂咂嘴,他以为伏特加是和茅台酒差不多的。
  阿二也心动了:“哦……呃,那才有奔头。爸爸,我们也不要拉车了,你也当了一世的牛马啦!”阿二当然不是为了伏特加,我知道,他是想开汽车。那时候,年轻的人力车工人最高的理想便是当司机。
  阿二的爸爸把酒杯向起一竖:“唏……快吃饭吧,吃完了早点睡,明天一早要去拉朱自冶上面店。”白搭,我说了半天,他等于没听见。老头儿的思想保守,随他去!
  我抓住阿二不放,约他到我家来玩,继续对他讲道理,而且现身说法,拿自己作比:“你看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个同学约我到西山去当小学教员,每月三担米,枇杷上市吃枇杷,杨梅上市吃杨梅,不要钱。还有个同学约我到香港去上大学,他的爸爸在香港当经理,答应每月给我八十块钱港币,毕业以后就留在他的公司里当职员。我为什么不去呐,人活着不都是为了吃饭,更不能为了吃饭就替资本家当马牛!”除了讲道理以外,我还借了一大堆《苏联画报》给他看,对他进行形象化的教育,说明我们青年人要为这么一种伟大的理想去奋斗。说实在,我所以能讲苏联如何如何,也都是从画报里看来的,画报总是美丽的!
  阿二的觉悟果然提高了,也和他的父亲闹翻了,坚决不再拉车,另找职业。我在旁边使劲儿打气:“好,你这一步走得对,最好是进厂,当产业工人去!”
  隔了不久,阿二垂头丧气地来找我:“我把苏州都跑穿了,别说工厂啦,连饭店都不收跑堂的!”
  我连忙说:“千万要坚持,不要泄气。”
  “气倒没有泄,可是肚皮不争气,没饭吃了!”
  我听了也着急:“啊,这倒是个严重的问题,再克服一下,我去帮你想想办法。”
  我给了阿二几个钱,立刻到民政局去找一位同志,他是和我一起渡江过来的。
  那位同志一听就啧嘴:“你这位老兄毛里毛糙的,做事也不考虑考虑,现在有些资本家消极怠工,抽逃资金,工厂不关门就算好的了,你还想到哪里去找职业?”
  “好好,我检讨。可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呀,想想办法吧。”
  那位同志沉吟了一下:“这样吧,我正在搞失业工人登记,准备以工代赈,先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以工代赈的项目是疏浚苏州城里的小河浜,这个工作很辛苦,但也很有意义。旧社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污泥浊水,我们要把浊水变清流,使这个东方的威尼斯变得名副其实,使这个天堂变得更加美丽,是我们革命的一个方面。
  阿二听说这也是革命工作,二话没说,不讲价钱,天天去挖污泥,抬石头,工作比拉车辛苦几倍,但是每天只有三斤米。
  阿二的爸爸也没有办法,为了吃饭,只好在门口摆起一个卖葱姜的小摊头。因为他家就住在公井的旁边,人们往往在洗菜的时候才发现忘了在菜场上买葱姜,所以生意还是不错的,只是那一碟糟鹅和半斤黄酒从此绝迹。那老头儿每天见到我时总是虎着眼睛把头偏过去。我的心里也有歉意,总是在暗中安慰着老头:“老伯伯,你别生气,总有一天会喝上伏特加的!”我把老头儿的虎眼当作一根鞭子,每天抽一下自己:“下劲儿干,争取社会主义的早日胜利!”每当我深夜拖着沉重的双腿走过这空寂无人的小巷时,都要看一看阿二家的窗口,默默地叨念:“老伯伯,我高小庭总算对得起你,我没有怕苦,也没有怕累,我和你家阿二都在为明天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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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有涉(4)
  为了阿二的事情,妈妈可生了我的气:“你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朱经理哪一点亏待过我们?人家花钱坐车碍你个屁事呀,你硬要和人家作对,弄得阿二家衣食不周,弄得朱经理出入不便,早晚都要到街上去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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