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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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移动- 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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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留苏北的意思。
  打开房门的时候,苏北稍稍犹豫了一下,觉得还要说些什么,却又一时想不起来,就决然地把门拉开,回过身,看到吴运韬一张笑容可掬的脸,点点头走了。
  吴运韬轻轻把门关上,怀着轻蔑的心情,把苏北的辞职信从信封里抽出来,一边往写字台前走,一边看起来。
  老吴:
  考虑再三,我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向组织提出提前退休申请。
  这件事还要通过您来解决,您目前有用这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
  从目前看,经您手解决这个问题是最平和的办法,对任何人都不构成伤害。我可以以人格担保,一旦退休,绝不再对您个人及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工作做任何评价。
关于您因为一己私利延误和阻碍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关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职工强烈的愿望和要求,我曾经数次和您交过心,但是您蔑视了这些东西。当您恶意地在“述职”会上说出对我的评价时,我突然发现,不管于公于私,您我之间已没有任何对话之可能。我不得不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我的意愿,就像我现在做的这件事一样。
  您过于看重了权力的力量,您不知道还有一种道义上的东西,比一个人在一个百十人的 单位里一手遮天更有力量,更何况这只手已经遮不住那片小小的天空了———您敢让Z部党组调查和了解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每一个领导成员的素质状况和工作业绩吗?您敢让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领导班子成员向党组汇报他们的所思所想吗?您敢让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广大职工说出他们对您、对领导班子成员的真实看法吗?您敢让Z部党组了解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这几年真实的经营管理状况吗?
  我历来把您作为朋友而不仅仅是领导,肝胆相照地做我能够做到的任何事情,我为您、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发展做了我能够做到的一切。但是,您不需要这种对事业的忠诚和对您个人的友谊,您不需要。所以,您我之间走到今天,我只能理解为是一种必然。我们是迥然不同的两类人,我们的交往潜伏着巨大的危险,我不希望哪一天爆炸性地暴露我们的危机。脱离接触,从长远来说,对您对我都是一件好事。
  我希望我们能画一个好的句号,这也就是我写这封信的原因之一。我希望您帮助我提前退休,我想在人生的最后岁月里静心写作,而不是搅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权谋里面去。这也是我很多次向您表达过的愿望。
  如果能够提前退休,我将从内心里永远感激您。我们不能够作为朋友,但也没有必要成为敌人,这也是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我也没有到Z部党组找什么人或直接向邱小康反映问题的原因,这是我的人格所决定的。对这件事也是一样,我只希望在您我之间平和地解决它,以前的一切都可以忘掉。
  事情不大,也很简单,这几百字足以把问题说清,所以没有必要谈的东西也就不谈了,我知道您很忙,我也很忙。
  苏北
  吴运韬怔怔地站在写字台前,脑子里好像突然闯进来一只不辨其貌的野兽,冲着他剧烈地啸叫着。
  苏北的辞职信是一个星期以前在电脑上打出来的。一个星期以来,苏北反反复复做过各种权衡。他知道这是很严重的一步,他想到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他曾经想过把一切都抛诸脑后,与这个失态的世界共生共存……昨天晚上他最终做了抉择。至于这种抉择是不是最佳的抉择,他已经无从考虑。开弓没有回头箭,事情就是这样了。
  来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苏北呆呆地坐在办公桌前,想象着辞职信上的每一句话在吴运韬心里敲出的音响。他浑身竟产生出一种很久不曾有过的通泰的感觉,一种直起腰说了一句一直没敢说的话的感觉。这种感觉同时还约束了他内心的不安,他对自己说,尊严重于生命,我只能这样做。不管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他都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
  和所有人这个时候的情形一样:一件很难决定的事情,一旦硬着头皮决定下来,就会认为这个决定是惟一的,会为这个决定找到很多正面的理由。
  现在,苏北就认为他把辞职信交给吴运韬是正确的,他只能这样做。
  苏北对自己说,其实我的期望很简单,就是辞职信本身表达的那样平平安安退休,安心于创作,他甚至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了这样的设计:回老家去,和大姐住在一起,在院子里种上一些蔬菜,在青山碧水间享受生命;他知道只有在那里他才有可能还原为一个从来没有走出大山的孩子,以最自然的形态完成一个自然人的生存过程。是的是的,这样,他就可以安心于写作了,生活给了他那么多馈赠,他会将它们转化为文学作品。但是,他不再想在文坛争一个位置,他不再想了,任何能够把人变为奴隶的东西,他都不再去想。再者,文学已经如此堕落,他不认为与余馨娇那样的消费文化作家为伍是一种荣耀。作家已经把所有能够变现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今天女儿写父亲,明天妻子写丈夫……相反,多少有思想有艺术品位的作品被排斥在文坛之外。他叮咛自己说,读书和写作只有祛除了功利的算计,才能够成为纯粹的使人心灵安宁的东西。
  他渴望和迷恋这种东西。
  …………人才
  此时,窗外突然寒风凛冽,飘来了硕大的雪花。一场大雪覆盖了北京以及北京周遭地区,包括辽阔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所有的土地和山峦都被大雪覆盖了,大地的曲线因为厚厚的积雪变得异常柔和,像是婴儿肉体的曲线。
  雪野上没有任何能够游走的动物,只有树木象征性地坚守着自己的职责。
  这个惟一孕育了文明的星球,越来越认不出自己了,有时候它要借助于器具对自己做出品评。
  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自己感到厌恶,它厌恶自己变得苍白失血的肉身,它说它应当比这要好的,应当比这要好的……风大起来了,好像纠集起了无数头猛兽,它们低吼着,发出哀鸣。
  它们马上就要扑过来了,要把所遇到的一切都扯碎。
这样的大雪!
  北京很长时间没有下这样大的雪了。
半夜他又醒了。他没有开灯,让自己继续浸淫在浑沌之中。他面前的处境像是一种有形的东西,占据着他整个精神世界。那是由黑暗、绝望、无可奈何等组成的实体,沉沉地压着他。他和现实世界的联系像游丝一样脆弱。他,一个弱小的生灵,在这广漠的天地之间踽踽独行,连影子都没有。他想到了卡夫卡精心营造的那个地洞。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洞啊。那个地洞在哪里呢?在欧洲吗?他能赶到那里去?他能躲到那里去……不不不,他说,我无意享用它的劳动成果,我只是想帮助地洞的主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挖挖沙土,填堵一些可能会带来危险的薄弱之处。就连这也不可能吗?它是那样惊恐,它从一开始做的就是怎样万无一失地守卫它的孤独,我怎么好去打搅它呢?不能。那就让我也为自己挖一个地洞吧。土地是那样瘠薄,这是由黑色砂粒和胶土凝结成的土地,在这样的土地是不可能打出地洞的。你无处躲藏,苍白的太阳烧烤着苍白的大地,风在远方荡起一处处尘埃,尘埃在大地上像孤鬼一样漫行,留下凄厉的悲鸣。你到哪里去?你徒然挥动着所有的细小的腿,你觉得你在前进,可你是在往哪里前进呢?也许你根本没有前进,仅仅是逃生的欲望使你产生的虚幻的感觉。你不能动,就像格里高尔无法离开他的床一样。格里高尔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荒唐的困难处境,他就再一次告诉自己,像这样呆在床上是不行的,他还是要做出努力,让自己从这令人厌恶的床上离开。马上就到上班时间了,不离开床怎么行呢?格里高尔说,七点一刻前无论如何要离开床。肉体把我们放到了我们未曾期望的地方,我们只能依靠精神的飞翔。但是当我们要使用它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精神被打断了翅膀,它徒然地跳着,嘎嘎地叫着,可是它飞不起来,飞不起来。它翅膀上和它一再扑蹋的土地上浸了殷红的血。它徒然地跳着,就是飞不起来。我们究竟是被何种东西所困扼?是精神困扼了肉体,还是肉体困扼了精神?我们能把肉体打碎让精神飞扬而去么?或者我们苟且一些,把精神扼杀,再在世间增加一具行尸走肉?我想离开那张床哦,还有比这更强烈的渴望吗?我渴望离开它,同时渴望脱离这一望无际的大地,我用不着让地洞为我护身了。我飞扬起来,我嘲笑着大地同时也嘲笑我遗留在那里的不断萎缩干瘪的皮囊。可是它飞不起来哦,它飞不起来,它永远飞不起来,从古到今还没有人能够让它飞起来。这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命定么?这是上帝在造我们时为我们锁上的枷锁么?我们无法挣脱,无法挣脱……那就让我们匍匐下来吧,让我们屈从于大地,让我们重新回到床上……那是多么深沉的恐惧……那不是疼痛,那是恐惧。好吧,那就让我们把精神拖回来,束缚住它,把它投到火里让它燃烧。我们对天对地都说,我们屈从了,你看,它在那里燃烧。不幸的是它不死啊,它在火里还像在大地上那样不停地跳跃。现在它更激越地上下翻飞,我看到它黑色的羽毛在燃烧。可是它不死,它就是不死,它吱吱地叫着,述说着恐惧,它就是这样在恐惧中歌唱。这时候,我们的肉体无法保持清高。当精神的痛苦和肉体联结时,肉体会感受到电击一样的疼痛。不要扼杀精神,它是不死的,它不死……我们还能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做。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被固定在了某一个位置。卡夫卡是那样想移动,他没有办到。约瑟夫?K也没有办到。所有人都想移动,好像只有在移动中才能够证明我们自身,但是归根结底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是我们存在的惟一方式。我们无可选择。你不可能把一切都截止在某个部位,然后让所有的一切重新开始。这是不可能的。不管你躲到哪里,过去都将与你形影相随。充其量那是你对自己短暂的蒙蔽。这样想来,去老家这件事仿佛又失去了魅力,不那样迷人了。他睁开眼睛,让自己适应黑暗。当屋子里的东西隐隐显出轮廓时,他揿亮了台灯。
  静极。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夜晚为什么会这样静。为了不影响睡眠,他把石英钟放在了书柜里,现在居然可以听到清脆的嘀嗒声。女儿和妻子都在她们各自的房间睡了。他突然感觉到孤独像海浪一样,静悄悄的不怀好意地向他涌了过来。好像要躲避这种侵袭似的,他迅疾地伸出手,“啪”的一下关了台灯。
  有时候黑暗反倒能够使人感觉到这个世界现实性的一面。
  苏北交给吴运韬辞职信的那个晚上,吴运韬几乎通宵未眠。
  他又一次醒来的时候,是凌晨四点。他把台灯光线调到最弱,仰靠在床上。
  马铃后来增添了打鼾的毛病,搬到后院新居以后,吴运韬就和她分睡在两个房间。现在,他听到隔壁房间里马铃正在说着梦话。
  为了能够睡好觉,吴运韬进行了痛苦的努力。听说安眠药物对肝肾不好,而且容易形成依赖性,最初无论怎样失眠他都不吃药,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让担忧让位给现实的危险———因为失眠,他已经无法应付每天涌到眼前的事情。一开始他每天临睡的时候吃一片艾司唑仑片,但是遇到实在焦心的事情,一片就不顶用了,只好增加到两片,三片。现在他每天都要服用两片药物才能够入睡,即使这样,他的睡眠质量也不高,似睡非睡,两个小时醒一次,醒过来的时候,如果有件事情闯到脑海里,干脆就再也睡不着了。
 常年失眠,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现在,他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记忆力也出了问题,遇到一个很熟识的人,常常叫不上人家的名字;在家里到一个房间去,站在那里想不起来要干什么;脑子里整天嗡嗡嗡地响,就像有一台发动机在枯燥地运转;在会议场合讲话的时候,越来越多地出现重复,而且无法做一二三四的归纳;即使很感兴趣的电影,看的时候情绪激动,然而,事后往往记不起其中的主要情节;见到邱小康,总是忘记来之前准备好要说的事情和要说的话语,总觉得没有把最想给邱小康留下的印象留下……吴运韬常常哀叹自己老了,对生有了更多的恐惧,死亡的恐惧。他父亲活到了八十高寿,他不敢想望自己能够活到那个时候———父亲生活在贫穷但是相对宁静的乡村,他一生中最大忧虑不过是让自己和子女有饭吃有衣穿,和这个问题产生关联的人和事都不复杂,“我呢?”吴运韬想,“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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