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广州的同学亲友通报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和个人的信息。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到中国文化大学去的年轻人———正如后来吴运韬向Z部副部长廖济舟指出的那样———之所以敢于破坏正常的工作秩序，参与不该参与的活动，都是因为受到了杜一鸣的影响。
吴运韬说的是事实。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杜一鸣是Z部常务副部长梁峥嵘一年前亲自从从东北某大学挖过来的，当时梁峥嵘的初衷是想提高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整体素质，改变人才结构，而要改变人才结构，首先要改变领导班子的人员构成。他对杜一鸣抱着厚望。梁峥嵘对杜一鸣的评价是：“不可多得。”但是实际上梁峥嵘对杜一鸣也并没有多么深刻的了解。
杜一鸣的家乡在东北松花江上，父亲和母亲都是小学教员。杜一鸣上中学的时候，全家人中煤气，父亲和母亲都死了，惟独他活了下来，他就在叔父的周济下继续上学。他知道叔父不容易，所以非常珍视学习的机会，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很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在大学，尽管赶上“文化大革命”，他仍然读了很多书，读很多书的人往往容易沉湎于某种幻想，因此，他在这时候就下决心要当一个作家，企图用小说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
杜一鸣到北京读文艺理论研究生的时候还在写小说，但是成就一直不大，发表过几篇作品，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因此，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还是一个作家。这使得他对自己能否吃创作这碗饭产生了怀疑。
研究生最后一年，他毅然放弃小说创作，专门研究文艺理论，他在这个领域发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遂决定告别小说创作。当然，促使他做出这种选择的也有社会原因———当时，社会已经发展到绕来绕去要在小说中表达的东西，有了被直接表达的可能，一些讳莫如深的话题能够公开讨论了。
研究生毕业，杜一鸣回到东北某大学教授文艺理论课程。这时候，他思考和探索的问题远远超出文艺理论的范畴，直接参与到了思想界种种讨论和争执之中。他发表在北京重要刊物上的理论文章，获得了学术界高度赞扬，很多人是因为这些文章才记住杜一鸣这个名字的。杜一鸣被梁峥嵘调到北京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写过小说了。
北京给杜一鸣进行学术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杜一鸣谈论的问题往往涉及社会状况，涉及当前正在进行的改革，涉及政治形态，也就是说，有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杜一鸣在几家新锐杂志、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在社会上获得广泛影响，在年轻人当中引起强烈共鸣。他曾经被几所大学邀请做学术演讲。思想界把他归结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虽然他不接受这样的头衔，但他正是因此而闻名。
如果仅仅写一些探索政治改革方面的文章，还不至于出多么大的事情，当时，社会已经有了进行这种探索的条件。问题在于这个不知轻重的人不仅仅写了几篇文章，他还利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副主任的身份为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人出版了不应当出版的书籍；更让人咋舌的是，他竟然还为其中一人的报告文学集写了长长一篇序言，序言表达的东西比那位报告文学作家描写现实的作品对社会和公众更加有害，有关部门出面查禁了那本书。
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办公室主任沈然的丈夫谢东方在意识形态部门做副局长，这位不苟言笑的官员在通气会上点名严厉批评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好在没有做其他处理———按照惯例，出现如此严重的事情，这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是要做调整的。因为这层关系，沈然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位置很特殊。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作为出版单位，不可避免要和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打交道，难免会出版一两本上面认为有问题的书籍，通过沈然求救谢东方，谢东方总是能够给以适当开脱，夏乃尊甚至Z部的有关领导对谢东方感激有加，对沈然也很客气。
当时坐在会场听取批评的不是杜一鸣，照例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夏乃尊。
夏乃尊不是文化圈里的人，对于谁的作品能出谁的作品不能出不甚了解，尽管这样，他当时还是听从了富烨的警告，在发印之前特意把那本书的书稿调过来看了一遍，让杜一鸣抽掉了其中比较敏感的几篇作品。当时书稿里并没有杜一鸣的序言，杜一鸣是在书稿发印之后把序言插进去的。
通报会上，谢东方严肃指出：“个别出版单位的负责人，把国家出版物当成了表达个人观点的阵地。”
夏乃尊在向Z部党组汇报这件事的时候，把全部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他也没责怪杜一鸣。在中心领导班子会议上，他只说了要吸取教训之类的话，然后把杜一鸣叫到办公室，嘱咐说：“这事就这样了，以后再不敢了。”
杜一鸣不识时务，认为谢东方小题大做，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表达思想的自由……夏乃尊大为惊讶，拍着手心说：
“好你老人家，到现在你还说这样的话？你是公民？你以为你是公民？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杜一鸣痛苦地摇摇头，不再辩解。
“谢东方怎么了？你还以为谢东方整咱们呢？实话说，没有谢东方，你和我就不会在这里说话了！”
杜一鸣低着头，什么都不说———他是出于对夏乃尊的尊重才什么都不说的，实际上，夏乃尊并没有说服他，他未做任何改变。
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突然出现杜一鸣这样的人，人们首先觉得很新奇，就像是一个久闭的房间突然被打开了门窗一样。接着，一些年轻人认为他是能够为他们的精神迷惘做出指引的人，这个人自然就有了一种招引的能力，这些年轻人自觉地成了被招引者。于是，杜一鸣身边就围拢了一些热血沸腾的人。其他诸如于海文这样的人，虽然不认为杜一鸣谈论的问题多么紧要，但他们对于从事精神活动的人本能地怀有敬意。所以，杜一鸣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员工中威信很高。
这种状况，让夏乃尊感到欣慰，让富烨感到奇怪，让孙颖感到担心，让吴运韬感到嫉妒。
李天佐对杜一鸣并无敌意，尽管后来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所有人都认为是李天佐害了杜一鸣，但是他自己从来不认为自己敌视杜一鸣。他为什么要敌视杜一鸣？他没有任何道理敌视杜一鸣。
整顿期间，李天佐向廖济舟介绍情况，从来没说杜一鸣是坏人。他甚至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领导班子里面这几个人，只有杜一鸣是真正的学者，其他都是混混儿。”这就等于说，夏乃尊不是学者，富烨不是学者，吴运韬不是学者，孙颖更不是学者，他们仅仅是在体制内混饭吃的人。李天佐对这类人的解读是：掌握权力的、有可能很好也有可能很坏的人。
“所以，”整顿领导小组组长、Z部副部长廖济舟在向党组做口头报告时说，“吴运韬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年轻人受到了杜一鸣的影响，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
在一些人看来，杜一鸣被梁峥嵘常务副部长青睐是非常好的发展基础，但是，杜一鸣自己却从来没想过利用这个东西。他很少到Z部各位领导那里走动，和梁峥嵘似乎也没有更多的话。他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那里有他的目标，那个世界在精神层面上远在Z部或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之上。
他的生活由文化界知名人士的聚会、讨论和面红耳赤的辩论组成，他们关注的问题是国家领袖、人民大众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与他们的个人际遇无关。杜一鸣从来没把领导班子里什么人放在眼里，但这并不妨碍他和他们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工作关系。
人们尊重真正有质量的人。杜一鸣给夏乃尊制造了很多麻烦，夏乃尊仍然不掩饰对杜一鸣的欣赏。
夏乃尊和富烨谈论思想文化界最近的动向，说：“有的人有伟大的思想，但那是别人的思想，他仅仅是在咀嚼，这样的人我不佩服。我佩服那种对事物有自己看法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人。”
富烨正确地指出：“但是这样的人在目前往往不被接受，这样的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吴运韬带着耻笑看杜一鸣的举动。
杜一鸣想动摇的是千百年没有被动摇的东西，这极为可笑。在吴运韬看来，杜一鸣纯粹是在进行政治投机，是想在社会转型中攫取政治好处。再者，你先把个人的事情弄好，个人的事情都弄不好，就来想弄国家的事情，国家能不能放心？
他已经听说，杜一鸣的妻子从东北来到北京以后还没有找到工作，高中毕业的儿子没考上大学，在大红门服装批发商场给温州商贩打工，前些日子莫名其妙地被一群人殴打了一顿，住了半个多月医院。
夏乃尊曾经向杜一鸣提起让他的儿子到库房工作，“收入会高一些。”
杜一鸣拒绝了，诚恳地对夏乃尊说：“这样不好，你和我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不好工作。”
当时夏乃尊还有点儿生气，认为这个人不食人间烟火。但是不久以后，有人向Z部党组举报夏乃尊安排远亲的女儿做电话员，正好挂上党的领导干部“利用权力为亲属谋求好处”这一条，廖济舟让他解决一下，他才想到杜一鸣在大事上清楚，比他清楚。
吴运韬认为杜一鸣在做秀。不知道为什么———人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就连自己也弄不清某种思想、某种愿望是从哪里来的———吴运韬他一直认为杜一鸣觊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一把手的位置。
吴运韬对杜一鸣的警觉和反感全部因此而起。
夏乃尊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阻挡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追随杜一鸣。
中国文化大学鼓荡着一种不安宁的思潮，学生们在大礼堂肆无忌惮地就一些敏感问题发表见解，一些激进的教师也掺杂在学生中间，杜一鸣就是这些教师当中的一员———严格说起来，他是某位教师的朋友，他是因为热衷这些东西才同他们走到一起的。
这时候，作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主任的夏乃尊没有全力阻止杜一鸣，实际上已经犯了一个错误，他还犯了另一个错误：研究选题的会议上，在正式进入议题之前，大家说了一下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吴运韬和李天佐聊天的时候，神情凝重地复述了夏乃尊的话，特别指出：“老夏这话不谨慎。”
当时，无论社会上还是中心内部，都无法预料事情会向哪个方向发展。李天佐只用形体动作表示了对吴运韬的话的赞同，什么也没说，很快就告辞了。
望着李天佐的背影，吴运韬微微地笑着。
吴运韬和李天佐没有很深的交往，他不认为李天佐是正派人，极而言之，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基本上没有人认为李天佐是正派人。所有人都避着这个毒蛇一样的人物，怕不小心踩了他。
吴运韬知道，夏乃尊是踩过李天佐一脚的。
一年前，孙颖在暗处把全部线索了解清楚之后，夏乃尊曾经主持调查李天佐偷盖印章、伪造印制单的问题。这件事有可能涉及和书商勾结的非法出版活动。虽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但是当事人李天佐永远不会忘记他度过的五十七个艰难日子———他惶惑不安，有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他甚至做好了坐牢和鱼死网破的两手准备。他曾经数次设想用怎样的方式将夏乃尊干掉，包括在夏乃尊茶杯里放毒鼠强或在办公桌下面埋设钴60放射源……李天佐没有多大的想象力，这些方式都是最近几年官场争斗或人事纠葛中有人曾经用过的方式。当事情“阴天间晴天”的时候，这个一百八十斤体重的人只剩了一百五十斤。
刚从K省调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不久的吴运韬看出，李天佐结下了对夏乃尊深刻的仇恨。
…………
李天佐特意携了一尊从潘家园买的紫陶菩萨塑像来看吴运韬。
吴运韬的妻子马铃吃斋念佛，最近正在鼓动吴运韬给她“请”一尊大一些的菩萨塑像。马铃虔诚地抚摸菩萨塑像，对李天佐的好意一再表示感谢，迫不及待把塑像安放到早已准备好的地方，净了手，在明德炉上焚上香，合掌祈拜。
幽幽的檀香味儿飘到客厅，可以隐隐地听到马铃祈祷的声音。
吴运韬解嘲地说：“没办法。”
李天佐说：“你让她信去，这挺好。”
李天佐的到来使吴运韬非常高兴。
李天佐郑重其事地低声说：“老吴，我要谢谢你。我知道在我的问题上，只有你什么都没说──这就等于说了你要说的话。”
吴运韬做出不以为然的姿态，说：“事过去了，就不要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