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怀特: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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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怀特:人树- 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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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握住希腊人的手,用尽平生力气把它压下去。希腊人也来劲儿了。一开始冷冷的,有点儿躲躲闪闪。他还没有决定该采取什么态度。他抓着这个拼命挣扎的细长的男孩,两个人的呼吸交织在一起。他们在那张不宽的小床上搏斗着,是弄着玩,或者不是,从这位拉奥孔和男孩身上都看不出来。然后,希腊人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声震得浑身的肌肉都在颤动。他两条肌肉发达的胳膊按住男孩,两个人扁平的、喘不过气的胸脯紧贴在一起。因此,这个时候很难将那两颗难解难分的心分开。男孩听着心搏动的声音、喘息的声音,因为不能战胜这个无法容忍的希腊人而愤怒地叫喊。他真想把他杀死,掐断那充血的脖子。但是他没有力气。过了一小会儿,就不再反抗了。他想从这种软弱的窘境中逃脱,从这种因为先前和这个希腊人亲近而愈感窘迫的境地逃脱。
  “放开手,柯,”他哄骗着。“来呀。现在算暂停。”
  但是希腊人拒绝了。于是,正在床上扭动着的男孩开始害怕比缺乏力气更大的弱点会被揭露出来。他们都气喘吁吁。希腊人笑着。
  “我恨你!”感到十分憋闷的男孩叫喊着。“我恨该死的希腊人。”
  这时,母亲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她给希腊人补好的什么东西。她没想到会在这儿碰上儿子。
  “雷,”她顺口说道,“你该出去干活了。我们得跟你父亲谈这件事,而且做出决定。”
  男孩从床上爬起来,傻乎乎地穿过院子,母亲跟在后头。她呆呆地想,如果儿子不在那儿,她本来打算和希腊人说什么来着。但是心烦意乱,什么也没想起来。
  与此同时,她把他们必须对儿子的未来做出决定的事儿也忘了。秋意正浓,她漫步着。一年的这个时候,风不刮了,小鸟懒洋洋地飞起来,又悠闲地落下来。树叶从树上掉下,过一阵子就腐烂了。她坐在门廊的台阶上,懒得把它们拣起来。所有形状的物体:树、篱笆,或者摇摇欲坠的棚犀轮廓都十分鲜明,最后镶嵌在一动不动的秋天的景色之中。只有人还可以突然变化为某种新的形态或者自行解体。她看见丈夫从收割完的土地上走了过来。他已经开始皱缩了,脖颈显得苍老。如果发现丈夫栽倒在草地上,脸上是她不曾知晓的表情,她该怎么办呢?当然,没有理由这样担心。他走路从来没有磕磕绊绊过。一双眼睛让人觉得他永远年轻。她觉得身上一阵冷。她居然已经想到这种事儿。更糟糕的是,这种事儿能发生。
  于是,为了暖和,她搓了搓旧羊毛衫里自己那两条壮实的胳膊。那个希腊人抱着玉米秆和干枯的、颤动着的玉米叶走动着。他正在他们那块土地上,一小堆一小堆地烧已经剥过玉米粒的、枯死了的玉米心子。灰色的烟的飘带袅袅升起,一股烧东西的味道飘荡着。她想着这个希腊人和她心里一直存在着的对他的关心。如何表示这种关心至今还没有个明确的方向。除了用笨拙的手势比比划划,替他补补衣服以外,她还设法向他表示心中的怜悯。倘是孩子,你可以把他们揽到怀里。但是对他可不行。只有一次,黑暗中,睡觉前,摆脱了道德的束缚,她把他的脑袋抱在怀里,贴着她的胸口,期望体味到头发触在胸口上的那种粗糙的感觉。那是一种狗皮的粗糙。这正是那种感觉。她对狗很和善。它们走过来,懒洋洋的,很友好。但是并不是带着一种激情依恋于她。它们从来都没有变成她的。而这也就对了。她和这个年轻的希腊人的关系,就是狗与女主人的关系,和睦友好。她心里说,她很高兴他们的关系是这个样子。她高兴,他在那一堆堆冒着青烟的玉米秆中间远远地走着。这样,他们用不着交流思想,也用不着笨嘴笨舌地找话说。
  艾米·帕克在台阶上动了动。
  “我们应该鼓励这个年轻人到周围多走走,”丈夫走过来时她说。“他总是个人嘛,”她说。
  “我又没拦着他,”斯坦·帕克说。他懒得去想这个希腊人。一个不错的小伙子,但并不是事事都听他的。“他可以在假日休息休息,可他不,我也不能硬逼他。”
  她又一次为内心深处那种热忱而感到快活。她喜欢想这种热忱确确实实存在。
  不过,有时候他还是出去走走。她望着他穿着那身绷得紧紧的、最好的衣服走上公路,坐上公共汽车。衣服和他的身体似乎永远不会协调一致。他简直就不该穿什么衣服。他一出去就是一整天。有时候直到天已大亮,公鸡的啼声打破黎明的寂静,呆头呆脑的马活动着腿的时候,他才回来。她太累,早就睡了,听不见他回来的声音。
  这希腊人柯到城里去,开始在那儿结识许多朋友。亲戚们也来了。还有从同一个岛上来的人们,以及亲戚们的朋友。他默默无语地干活,或者轻轻地哼着歌儿,但总在沉思默想。于是,艾米·帕克心里明白,他总归要走,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那一天迟早要来的,她心里说。她很高兴,自己缺乏勇气,或者没有力量安排这个年轻人的命运。现在可以自然而然地从她的手中解脱了。在她的生活中,他将仍然是她从来没有与之讲过话的许多人中的一个。
  他从城里带回礼物,带回装在胶粘的小袋子里的亮闪闪的娃娃糖。两个孩子为这点糖争来抢去。等他攒够钱,就买了一个吉他。从那以后,每到傍晚,厨房里就飘荡起刺耳的音乐。她尽管直皱眉头,也无法将那声音排除。他给她讲他唱的那些歌儿,还讲他们那个岛。他说,那儿的男人们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头潜水采集海绵。回家以后就喝得酩酊大醉,打老婆,生下更多的孩子,然后又扬长而去。渐渐地,她似乎了解那个光秃秃的小岛了。那岛上的女人就像柯那个盒子里面放着的那些照片上的女人们那副模样:脸很瘦削、黑不溜秋。但是,想象之中,当她们从那些岛上的房屋向这儿眺望的时候,都是用她的声音说话。他那肌肉发达的手拧紧琴弦,再弹奏什么乐曲的时候,她心里奇怪地想,和这个希腊人不知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但是,她没有足够的勇气让自己顺着这条思路想得太远。
  “这些女人们过的日子可真不赖,”她客观地、不带感情地大声说。
  “可不是嘛!”他说,嘴唇撅得像个喇叭。一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的新鲜的歌儿就要脱口而出。“她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生活。这样就挺好。”
  “谁都知道有更好的生活,”她说。
  他不理解这一点,要嘛就是不想听。
  “这是一首情歌,”他说。
  “情歌!”她带着一丝嘲讽,对刚回来的丈夫轻声说。好像她非得惩罚什么人,或者惩罚她自己。
  “啊,天呀!”她叹了口气,笑着叠起那块桌布。
  希腊人唱完歌,笨手笨脚地摆出一副正式发表公告的架势,说道:帕克先生,我很快就得离开这儿了。我要和一个寡妇结婚了。她在邦代有家铺子。这是个好机会。对我很合适。”
  “如果你愿意,柯,对我们也很合适。”斯坦·帕克说。
  他感到一阵宽慰。有些东西,特别是斧头和钢锯,他简直不能容忍别人碰一下。
  “一个寡妇,”艾米·帕克说。“啊,柯,这倒挺有意思。”
  “她有五个孩子,”柯说。“多了点儿。但是人手多,对铺子有好处。”
  “当然是啥都给你准备好了,”艾米·帕克说。
  “是的。”
  这桩事有什么可以让人心神不安的呢?这个年轻人——她给他补过一阵袜子——要离开他们家,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哪天,她或许应该告诉他一些关于她自己的事情,一些她不曾跟任何人讲过的事情。这些事,她或许会讲给他们在发洪水时拣到的那个孩子听。他犹如一张白纸,需要用这种爱的自由来填充。但是,还在她摸摸索索,不知道怎么表达这种思想的时候,他就跑了。她认识到,这个坐在厨房里拨拉着吉他,对于眼前将要展开的生活前景沾沾自喜的年轻的希腊人,就是那个不理会他们,逃之夭夭的小男孩。有时候,年轻的希腊人肌肉硬梆梆的面颊会松弛下来,化入孩提时代的天真烂漫。比方说,唱一首歌之前,或者唱完之后,他在琴弦上弹拨着曲调的时候。她怀着一种柔情断定,就是那个孩子,至少非常可能是那个孩子。
  “我希望你能幸福,柯,”她说。
  她的丈夫正准备睡觉,烟叶呛得直咳嗽。他忍不住说,“这又不是送葬,艾米。”
  “我会挺好的,”希腊人说。他的手指在琴身上滑动着,准备弹那首情歌的最后几段。
  “她人不错吧,柯?”她问道。
  “挺胖,”他说,抬起头。“饭烧得好。”
  他爽朗地笑着,迸射着天真烂漫或者自鸣得意的光彩。究竟是哪一种就很难说清了。当他那颇为自得的皮肉被纯朴的欢乐所映照,这个希腊人脸上便现出一种表情,吸引人深入到他的灵魂。因此,艾米·帕克走了,说她很累。她咬着嘴唇。因为已经是上床睡觉的时间了,便解开发髻,让头发披散下来,梳了起来。这天晚上她不能梳得太久,她会把镜子里面长长的影子流掉。她的头发比以前短了,还没有变得灰白,但是已经到了看起来没有什么光泽的程度。现在,她的容貌似乎也变得模糊不清了。但是在自己的心目中,她觉得不管长得什么样子,总还是清清楚楚的。她不漂亮,这是显而易见的。她把头发梳到脑后,松松散散地被下来。这个梳法显然是合乎规范的。
  “你不上床睡觉,艾米?”丈夫问道。看起来是近于一种责任感,而不是因为感到她不在身边。
  “就来,”她说,“我正梳头呢。”
  但是她无法回避时光的流逝。现在她已经是个相当胖的女人了。她跨过玫瑰花图案的地毯上了床。黑暗中,极力去想她的孩子、丈夫,想一锅果酱、一块燕麦地。实际上,是想着她美满的生活。直到她从这生活中浮游过去。尽管那有力的一下一下的梳头动作和刷子的鬃毛不时提醒自己的存在,她还是进入了梦乡。
  丈夫推了推她。她醒过来,说:“哦,我就像掉进水里,要被淹死一样。”
  她躺在那儿,怀着一种难以驱除的恐惧,想着这桩事。
  希腊人走的那天天气晴朗。早晨落了一层霜,把村野衬托得格外鲜明、醒目。晴朗与宁静之中,听得见院子那面的小棚屋里准备告别收拾行李的声音。然后,柯从小棚屋里钻了出来。他提着个新箱子,箱子上面拦腰捆着一根黄颜色的带子。还有些东西塞在一个装糖的袋子里头。他身上穿着那套紧身的衣服。
  “再见了,柯,”帕克夫妇说。他们好奇地打量着他,就好像他跟他们从来没有过什么关系。
  他们身上穿着便服。这就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愿望:要让自己感到比穿着节日礼服的柯、比这种明显地脱离开日常生活情况的任何人都高出一头。而雷,事实上已经摆出一副傲慢无礼的样子,巴不得要伤害一下谁心里才舒服。
  “这是一件小小的礼物,”艾米·帕克边说边递给希腊人一条她用蓝毛线织的围巾。围巾用一块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手纸包着,外面用电线缠着。
  她把手放在儿子的肩膀上面。这个赠送礼物的场面,使她充满伤感,也充满安全感。她是个善良的女人。她的母性之爱向她的儿子、也向这个年轻小伙子涌流而去。可是儿子不需要她的爱,小伙子也要离开他们这个家。这件意料之外的礼物使他惊讶得浑身发抖。
  “啊,谢谢,谢谢,帕克太太,”他说道。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使她的眼睛湿润了。
  她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最后瞥了一眼他的美。在这阳光灿烂的亲切的气氛中,穿着缀了绒球的舒服的拖鞋,身边站着可以信赖的丈夫和性格鲁莽的儿子,生活的轨迹显而易见,任何背离这种轨迹的行为都是荒谬可笑的。
  “我会带我的太太来,”希腊人说。
  “好的,好的,”帕克太太说。
  但是她并不指望他带她来,她也不想让她来。
  “塞尔玛上哪儿去了?”希腊人问。
  “星期六早上,她有音乐课,”母亲说。因为她已经习惯于弥补孩子们的疏漏,便又说道:“她让我代她向你道别。”
  “真遗憾,”他说。
  然后,因为再没有什么可说的,希腊人便出发了。
  他上路了。雷说他要跟他在这条路上逛一会儿。这天早晨,他显得很阴郁,腿也不利索。在这个男孩自己看来,在人生之路上,他将永远一事无成,只能是个瘦长的孩子。他恨这个男人——他的朋友。他的前途已经定型了。男人提着那口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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