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到那儿的时候，欧达乌德家刚刚进入一个坍塌破败的“新阶段”。凤摧残着房顶，刮起一块铁皮。这块锈迹斑斑的铁皮响着从院子里飞过，重重地打在一头猪的屁股上，然后掉进一个水洼里——或者是从哪儿溢出来的一摊黑乎乎的脏水，像溅起一片白色的水花一样，惊起一群鸭子。院子里顿时响起一片家禽、家畜的呱呱呱、吱吱吱的叫声，就好像出了人命案。可是谁也没有注意这些。屋子周围停着几辆装配得松松垮垮的汽车和几辆根结实的单座两轮马车。小孩在玩耍，几条青灰色的狗抬起腿。房子里面则进行着另外一些活动。
帕克太太拴好马之后，进了屋。那里面已经散发出死亡和许多还活着的人体的气味。为了减轻这种气味，人们已经洒了一瓶从班加雷买的科隆香水，还烧了点什么东西，结果冒出一团烟，把这群人也给笼罩了。帕克太太费了好大的劲才挤进去，满腹疑虑地站在屋里，终于看见她的朋友，或者说她的躯壳，倚着高高的一摞枕头躺在床上。
欧达乌德太太瘦成一条儿，陷在床里，正在等死。这天她可受苦了。是最受折磨的一天吗？她还不清楚。她尽管身体虚弱，但疼痛还是逼得她咬紧牙关，直到咬出血来。她的两颊已经塌陷下去，眼睛倒还挺大，精神全都集中到眼睛上来，像是罩了一层阴云。那已经不是她自己的眼睛了，或者说，那已经是人们生活中认不出来的那部分东西了。
在场的人有的拿她当陌生人对待，或者当已经去世的人对待。不管怎么说，灵魂已经离躯体而去。这一点，大家都承认。
“来，我们把她扶高点儿，她又滑下去了，”有位妇人说。“扶住她，肯尼迪太太。这儿，托住她的胳肢窝。可怜的人儿，喷喷。病成这样了还挺重。”
“啊，”欧达乌德太太说。‘他多会儿能来？”她问。
“这又是问谁呢？”大家问，把一块钩针编织的被子放在她的下巴下面，以便托住她。
“他说过，需要的时候他就来。现在是最需要他的时候了，”她说。“如果我不能割断那条绳子，不到星期二我是不能回来的。不过，那个年轻人会轻而易举地办到的。只要稍稍碰一下就成，而且那样子很可爱。我从来不步行。我总是飞快地跑。”
“是说医生呢！”大伙儿说，已经领会了她的意思。
“史密斯医生，”欧达乌德太太说。
“是布朗医生，”人们说，若是换个场合就会笑起来了。
“史密斯医生是过去那位老大夫，”一个长着黑痣的小个子女人说。她俯身向前，紧挨病人站着。因此，她看见了她的病，觉得那好像是一个醋栗。“这位新来的年轻大夫是布朗医生。”
“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关系？”欧达乌德太太说。“那些小鬃毛从猪背上一烫就掉。”
“接下去她还不知道要说什么胡话呢！”那个小个子女人一边悄悄地笑着轻声说，一边带着她那毫无顾忌的黑痣从人群中挤出来。
“已经派人叫布朗医生去了，欧达乌德太太。道盖特先生去‘了。医生到芬格兰顿给一位年轻太太接生去了。”一个女人，也可以说是一位夫人说——因为她的家族的缘故，现在成了夫人。
“我不信你的话，”欧达乌德太太说。“太太们不生孩子。她们还是懂点儿事理的。”
真让人失笑，人们心里想，唉，可怜的人儿。
“我就没孩子，”欧达乌德太太说。她挤了挤眼睛，以便再次睁开。“我也不是什么太太。差他妈的远了。可我对这一点知道得太少了。我总是傻呵呵的。”她叹了一口气。“就这方面说，我对生、对死都一无所知。直到死到跟前才相信了。你怎么能这样呢？盆里泡着要洗的东西，洋铁罐里发着面，那些小猪息吮着妈妈的奶头。”
“我父亲死的时候也是这样。他是个最不相信别人的人，”一位客人说。他坐在那儿，黄色的衣领很大，是那种硬领。
这家伙名叫库沙克，据说是从丹尼里昆来的一位什么亲戚。他还是许多年以前，从海边码头到内地经过这儿时，见过欧达乌德先生一面。最近正巧又到了这一带，而且闻到了死亡的气味，于是就来了。这似乎再自然不过了。大家都已经认识这位从丹尼里昆来的男人了，而且给了他一瓶啤酒，想堵住他的嘴巴别让他讲话。可是不起作用。他最喜欢谈论动物和金钱，对这两样东西既好奇又尊敬。对动物，无论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都一样。特别是鳄鱼，他曾经仔细研究过它的眼睛。至于钱倒是躲得他挺远。可是他以毫不吝啬的崇拜和神秘主义抬高了它的身价，甚至美化了它的颜色。
“还是回到关于我父亲的话题上吧，”从丹尼里昆来的这个人说。“或者从他开始谈吧。因为我深信，这是我第一次提到这位老先生。他是在对病因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死于心绞痛的。各位注意，其实人家事先警告过他。可他就是不信，就像不信灌木丛里会长出先令一样。他还喜欢花，爱在玫瑰花丛中散步，摸摸花瓣——用他的话说，那是抚摸它们的肌肤。那是最妙的。有些讨厌鬼甚至对他说他疯了。可是他并不相信，而是从熙熙攘攘的生活中走过，朝那些他并不认识的人微笑。这一点就被人当成一个标志，说他肯定是个疯子。倒是我的母亲因为这些事差点儿发疯。她无法理解他对人们表现出的这种爱，特别是对那些上嘴唇汗毛很重的、黑不溜秋的姑娘。她呀，你知道，老是在缝补东西她总是坐在那儿，瞧着围裙上放着的那只袜子皱眉头。因为我母亲缝出来的活儿总是那么漂亮，既没有缝到一块儿的针脚，也没有剪断过的痕迹，她简直成了个织补家。我的父亲却喜欢让别人快活，用抚爱，或者别的不具形态的方式，或者向人们阐明他们以前不曾注意过的某个道理。由于他具备这样一种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天才——这种天才就连母亲也不得不承认——也因为妈妈那种因爱而生发出的恨，他无法相信死神就在科莱根大街那幢房子的二楼上悄悄地等他。我那时候还是个小孩，作为最近的亲属，他们派人来找我。这事自然不能告诉我母亲，而且她正患头痛病。他们说，我的父亲死了，那些太太们像魔鬼似地大惊小怪，乱作一团，特别是拉·陶克太太。‘什么太太？’我问。”我还是个怯生的小男孩。‘啊，’他们都笑了起来，有好心肠的人还为我涨红了脸。‘是那些妓女，’他们说。‘你父亲已经蹬腿归西了，现在请你去跟我们把他弄回来，要不然那些太太可要歇斯底里大发作了，’我当然得去，因为有些场合你是无法逃脱的。在那种情况之下，我简直是被他们抓着裤裆推出去的。总之，我去了那儿，有的人正在大哭，因为她们吓了一大跳。有的人却在大笑，因为从妓院里硬邦邦地抬出个男人也还是件稀罕事儿。只有这座妓院的老板拉·陶克太太为她这幢房子的好名声受到玷污大声骂了起来。关于这件事，人们议论纷纷。有的人捏我一把，有的人亲我一口。因为我是个挺漂亮的男孩。是的，”他说。“顺着楼梯转了老半天，我们把可怜的父亲抬到这幢房子的顶楼上，谁也没想到是应该把他搬到楼下去。就连那位很喜欢跟人聊天的拉·陶克太太也吃了一惊。于是我们只得又行动起来，抬着我可怜的父亲的尸体，又推又拉，而且大家都在冒汗。你们必须记住，那正是夏天。有个姑娘说起桶里的鲜牛奶来，她总是忘不了母牛的气味。她是个块头很大，好打呵欠的乡村姑娘，浑身是肉。就这样，我们总算把我可怜的父亲抬了下去。天正破晓，他的两只脚从大门口经过。‘哦，’我说，‘我该怎么办呢？’‘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蒂姆，’他们笑着说。‘这就像我们不能给孩子喂奶似的，不是我们能管的事情了。或许你该叫一辆出租马车，’他们说，然后便关上了那扇登亮的大门。我的可怜的父亲跟我待在一起，甚至死了以后还是那样和蔼可亲，似乎对这最糟糕的事情还不相信。他把一切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天总要亮的，这时天正在亮，解决问题的办法一定会出现在眼前，就如总是‘车到山前必有路’一样。后来，终于来了一辆洒水车，在晨光中给大街洒水。我身上的汗水这时已经变得冰凉。我一定是沉着脸站在那儿发楞。‘孩子，你这是拣了个什么玩意儿？’洒水的男人问道。‘是我父亲，’我说。‘他死了。’洒水人又说，‘嗯，他要是能跳上车来，下面这段路我可以拉上他。’于是，我们就帮父亲好歹往车上‘跳’。虽然差点儿把我们累死，但勉勉强强总算把他弄上去了。洒水人赶着马车走过大街，洒下一片水花。那情景可真美，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细碎的水滴落在灰色的大街上，发出悦耳的声音。‘这个职业不错，’洒水人说。‘最后审判日过后，大街就是这个样子。’‘也许我们也已经受过审判了？’我问道，就像一个趾高气扬的男孩。可是洒水人没有听见。我没有介意，许多事情经不住第二次盘问。我们继续向前走着，水珠闪着微光，我们愉快地聊着。直到许多铜号突然出现在眼前。我伸出两个胳膊肘，躲避着那些老大的铜喇叭，我们差点儿从车上摔下去。而且欢呼声四起，叫喊的人大部分是妓女。她们倚在街道两旁大多数的窗口，屋子里摆开长长的桌子。这时，一位年轻的小姐嘴巴张得老大，我明白，在她眼里，我大概是个不可救药的人。我双腿叉开站在大车上，躲闪着，同时紧紧抓着我那已故的父亲。这时，他坐了起来，说道；‘儿子，往下掉的时候，你就伸开胳膊伸开腿，像锯末一样，这样就摔不断骨头了。’父亲就这副样子从大车上倒栽下来，我也紧跟着他滚落下来，脑袋撞在地上。我是在离我们家两条街远的地方发现他的‘尸体’的。‘你搞到一具可怕的尸体，’洒水人一边说，一边低头瞅着。这时，太阳已经升起，人们都出来看热闹，男人们穿着背心，太太们头上有许多发卷。还有些人是我们的熟人。‘怎么了？’他们问。‘这不是库沙克和他爸爸吗？他又醉得死过去了，这个老家伙。’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评价。因为我心里还比较清楚，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并不想把真情泄露出去。”
“喷喷，”那个黑痣上长毛的女人说，“这故事讲得多神呀！”
“消磨时间嘛！”从丹尼里昆来的这个男人说。他能感觉到有一股气正从内心最深处很悲凉地升起。
欧达乌德太太一直在睡觉，或者是被一把仁慈的钳子夹着拉跑了。现在她又痛苦地睁大眼睛，说：“因为太太们太多，桑葚酱不够了。”
“是这样的，帕克太太，”她对她的朋友说。她坐在床跟前放着的一张椅子里，头上戴着一顶帽子。“你一直爱吃桑葚酱，还有腌野猪肉。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些野猪肉，就像记得我自己的脸一样。从来就看不见那些细小的鬃毛混进猪肉里头。你还记得呜？”
“记得，”帕克太太说，点了点她那顶整洁的黑帽子。
她们相互间又认出了对方。尽管一个被流逝的时光装扮成一个胖老太太，另一个则差不多要被死神吞噬光了。
“我已经好多年没葚野猪肉了，”艾米·帕克说，就好像由那些她已经不再做的事情引出的推论把她吓了一跳。“你要是不再干，也就失去了那个习惯。”
她说出来的话都很奇怪，因为越来越近的死亡使她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她向镜子里面张望着。
“我还记得有个男人养成一个每天早晨吃一品脱糖浆拌一磅麸子的习惯，”库沙克先生说。
但是大伙儿都没让他继续说下去。
艾米·帕克看着朋友那张脸，那脸又毫无表情了。她要死了，她心里想，我没法理解这一切，确实不能。我什么也不明自，她想。她开始点头，而且怎么也不能停下来。
“这样还好些，”年轻的肯尼迪太太说。“到吃茶点时就该完了。”
“生活中，我在什么事情上都不搞投机，”欧达乌德太太说。“啊——”她尖叫着，仰面倒下。“他们会收留我的，可是他们得先准备好呀！”
艾米·帕克既然到场就强迫自己鼓足勇气，承担一点抚慰朋友的责任，而且她也确实愿意这样做。她俯身向前，握住朋友的手。生命的力量还在那手上慢慢流淌。她们俩生命的小溪在刹那间汇合到了一起。
大邻居躺在那儿面色灰白，汗流不止。她的气色完全是自己的头发的那种颜色——头发早已松开，分成两股披散下来。这样躺了一会儿之后，她开始哺哺着说她看到的、或者曾经看到的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