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他说了。
维迪亚说：“这人是个无名小卒啊。”
我又提到另外一个名字。
维迪亚说：“他，谁啊？他是哪根葱？”
我又跟他讲了第三个名字。
维迪亚说：“那是仿冒品啊，老兄。全都是些假货。他们根本连边都沾不上。”
“可是，他们对我都挺好的──我是说，他们给我文章写。”
“当然。你写你的文章。你忙你的。你从来不缺点子。不过这些人会榨光你的精力。你跟他们见过面以后，总是累个半死，不是吗？”
“我想是吧。”不过，这又能证明什么？每次我跟维迪亚见过面，我也总感到虚脱啊，有时候，我还会头痛，脑子里嗡嗡作响。
“他们要吸干你的精神。”
一听到“吸干”这两个字，车厢角落里坐着的薛尔伯恩学校教师，从书中抬眼掠过我们，随即又赶紧捧着小书，堵住脸孔。
伦敦午餐行（2）
“他们会毁了你，”维迪亚说，“他们都在玩弄艺术。我跟你讲个故事。你提到的第一个人”──维迪亚巧妙地避开，省去指名道姓──“那人没有半点才华，偏偏还写了本小说，‘我是个小说家’──纯粹乡下人土风。他出身小地方。他写些假仙小说。不过在玩弄艺术罢了。他还写了另外一本──讲些农民、土里土气的。可是，他住在伦敦。他只是新闻报道而已。接着，他就打算移到更大的圈子里，还是在玩弄艺术。他那个乡下老婆就很不开心。她还以为他是天才。她不晓得他只是在玩弄艺术而已。后来，他跟女人胡搞，给人家捉奸在床。这是他的天赋人权。他是艺术家啊，小说家啊，他可以做这种事情的。可是，他的老婆就绝望透顶了。结果就自杀了。为什么呢？”
现在，那个学校教师坦坦白白地张口结舌，我也一样。
“因为他玩弄艺术的关系。”
平畴绿野，甚至比非洲夏日田野还绿，车窗外的树丛快速退移，一段跳跃的风景带。乌鸦振翅飞起。
“不要玩弄艺术。”
我们停在安多佛。无人下车。一个女人上车，落座在我们车厢里的最后一个座位，当我开口响应时，仿佛吓了她一跳。
“我会谨记在心的，”我说，“我到处都看到《自由国家》这本书。”
“真的吗？恐怕我对出版商铺书一点也没兴趣。”
“这本书一定会登上布克奖最有希望得奖书单的。”
“什么奖来奖去都是骗人的。我反而觉得美国人的想法很正确。专心卖书就好，甭在那边费事找人给奖了。”
“我是说，你真有先见之明，预先就看出东非印度人迟早要给撵了出去。”
“这本书很重要。”
“不晓得他们在东非怎么看待这本书。”
“那个汤米·马黑鬼不会喜欢的。”
坐在角落的男人再度抬眼望来。
“不过，这实在是一本大书。”
列车行经巴辛斯多克附近一座桥梁时，桥下石墙上写着历历分明的大字：禁止有色人种移民。
维迪亚直直地凝视前方，说：“你跟康诺特订了张桌子吧？喔，好。”
到了滑铁卢站，众多旅客下车，车厢顿然空荡无人，我们就要下车时，我一眼瞥见，先前我以为是个学校教师的那个男人，手上那本布面褪色的小书，遗留在车厢角落的座位上。没错，我的臆测无误，他果然是个学校老师。那本书是西塞罗的《演说精选集》，拉丁文文集，扉页上无人签名，页缘上倒是用铅笔写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维迪亚说：“我们把书拿到失物招领处吧。”
一路往失物招领处走去时，维迪亚信口诌起，想像中书主跟别人的对话。我的书掉了，我很确定。接着，你怎么不去失物招领处问问。说不定，有人捡到你的书，送过去招领。然后，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接下来，我们一定要过去看看。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我们将书留给失物招领处的办事员，他座位周围全是些雨伞跟外观不祥的包裹。
维迪亚手上也有书要卖。我们就先规划路线：先搭出租车到贾斯东书店，再上烟草商店买一罐玩家海军棋，接着去通讯社，然后再坐出租车到卡洛斯广场的康诺特。我发现，两趟出租车资都叫我出钱时，微微略感困惑。
康诺特的门僮，头戴高顶丝质礼帽，穿着黑色带披肩的阿尔斯特大衣，接缝处镶着绿色滚边，两颊通红，鬓角飞张。门房两撇仁丹胡子，机警不懈；裹着长礼服与条纹长裤。玄关附近一尊花瓶里插着鲜花。酸蚀雕刻镜面闪闪发光。这一切狄更斯式的表现在指明，康诺特可不是等闲消费之处，这是个昂贵的地方。
侍者在玄关迎接我们，领着我们进入烧烤用餐室一张餐桌旁边坐定。侍者带有英国人颐指气使的态度，一面阿谀卑从──同样糟糕的征兆。菜单送上，维迪亚要来酒单。他捏拿着酒杯，调到正确角度，极端专注地端详着酒单，足足长达一分钟。他似乎已经胸有成竹，选定要点哪一瓶，接着他抬头看着我。
“你在这里会有发展的，”他说，“麦克·瑞特克里夫非常欣赏你写的书评。”
瑞特克里夫是《泰晤士报》的文学编辑。
我说：“可是，我讨厌写书评。”
“他们总是要你判定一本书。所以说，书评里一定要归结到某些结论。大部分人即使把一本书从头到尾都看完了，还是不晓得自己究竟对这本书有什么感想。”
伦敦午餐行（3）
酒侍者走到我们桌边。他穿着一身黑，脖子上一圈金链子，乍看还可以混充某个佩戴纯金官衔名牌的市镇首长。他看维迪亚手上还夹着酒单。
“您决定要点酒了吗，先生？”
维迪亚对着我说：“咱们来瓶货真价实的酒。咱们来瓶经典佳酿。一瓶勃艮第白酒。”他手指头点在他的选择上，“第七十八号。”
“非常好，先生。卓越的选择。要我现在就上酒吗？”
维迪亚点点头。桌上随即搁上一只水珠凝结的银桶，酒瓶旋开，软木塞细细品闻。那是一瓶普利格尼─蒙特拉歇。维迪亚吸啜少许，就将酒液运到嘴里齿牙周边品尝。
“好酒，”他说着，“风味丰富。这一类的葡萄藤根扎得很深。才会有这么复杂的味道──你尝到白垩土的味道了吗？”
我也啜了一口。白垩就该是这个味道吗？
我问道：“这酒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拿起酒单，佯装做寻找酒名的样子，匆匆浏览过价目。这瓶酒竟然要价十一英磅。我即将交稿的书评，税后不过只有十英磅。
“你们加州酿酒葡萄藤子的根就浅多了，降雨过多的缘故。这样也不坏──各有千秋。你体会一下这两种酒的不同。这些法国酒的根扎得深哪。”
侍者推来一辆载满牛肉的小推车。车上盛着每逢星期四的“午宴餐点”，烹煮过的牛腿根肉。维迪亚挥手叫人推走。我心想，假如我点了兽肉佐餐，恐怕会对维迪亚不敬，只有转而盯着“波淞”（Poisson，法语“鱼”）看。这本菜单多半是法文写就的。
“英国文坛会征募新人，”维迪亚说，“这一点，不是那么广为人知。他们总会提拔新人。他们会腾出空间来。这里的文坛没有排外专属性格──而是像选秀一样。”
侍者在他身后徘徊，可是他故意视若无睹。那人让我心里发毛。
我的手指指在杏仁烤鳟鱼上，说：“我来一份烤鳟鱼吧。”
“要不要点些开胃菜呢？”
“龙虾浓汤。”
侍者一一记下的时候，维迪亚说：“这个主意好。我也来一份龙虾浓汤，接着再上蒙地卡罗鳕鱼丸。”
“蔬菜呢？要不要我帮您准备一份什锦蔬菜？”
维迪亚说：“那样就太好了。”他又啜了口酒，吸咂通过他的牙龈，接着说道：“像你本身这样的作家，即使是美国人，还是可以成为英国文坛新血，然后，你就加入了他们。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选上你。我想，情势早就已经为你开展了。你的名声也逐渐壮大。下一步就全看你自己了。”
“罗伯特·洛威尔也经历过同样的过程吗？”
“我认为洛威尔狡诈虚伪，你不觉得吗？”
这个时候如果提起，他还一度客居洛威尔的纽约住宅，未免就太不识相了；好几封维迪亚寄给我的信上，也将洛威尔家当作回信地址呢。维迪亚还帮《倾听者》杂志专访过洛威尔。我在写书搜集资料的时候，也读过这篇访问。
“他的诗非常好，”我说，“《疲惫男爵的城堡》、《生命研究》。”
维迪亚说：“我很确定，要我去评审美国人的诗，我一定是个蹩脚的裁判。”这是他的讲法，表示说他讨厌洛威尔的诗。不过，他专访的文章里可没这么说。
侍者端来我们的龙虾浓汤。吞咽几口之后，我说：“可是，洛威尔也很疯狂，不是吗？”
“他可一点儿也不疯。”
“你认为他是个骗子。”
“彻头彻尾，十足的大骗子。”维迪亚专注在他的汤上，他汲饮斯文，连握持汤匙的角度都详加考究。
我说：“他进进出出精神病院，满嘴巴唧唧喳喳的。”
“他装的，”维迪亚说，“如果有人要实现自己的幼稚症幻想，医院就是再好不过的场所了。”
“他的住院诗读起来挺吓人的。”
“我对他的住院诗一无所知。我该找来看看吗？”
“那就看你自己怎么决定了。他的太太，卡洛琳夫人，怎么样呢？”
维迪亚将他的汤匙安在一边，上身前倾，说道：“个把月以前吧，一场晚宴上，我就坐在她旁边。”他扮出他专有的嫌恶鬼脸，挤眉弄眼，五官扭曲得像只卡莉面具，“她身上好臭哇。”
伦敦午餐行（4）
我哈哈大笑，可是，维迪亚还兀自皱着眉头，不住吸嗅。
“洛威尔非常看重这个头衔，”他说，“头衔究竟算什么？美国人怎么会对头衔这么着迷啊？”
“那是因为我们那里没这回事儿的关系，”我说，“再怎么说，头衔还是一桩大事呀。”
维迪亚说：“头衔根本就是废物。”
侍者站在一旁谛听，表情看不出来他同意与否。他显然拿不定主意，在这样典雅讲究的地方，当个制服侍应生，资方长期训练他要仰望尊重某些他此生无望企及的名号。
他一面说着：“请留意，两位男士，盘子很烫。”一面将鳟鱼摆上我的桌前，再给维迪亚端上他的鱼丸。接着，他又大费周章地帮我们上菜，手里运着两柄汤匙，充当大夹，布上四种不同蔬菜。
侍者离去以后，维迪亚开始用餐。我等着他对食物评头论足。他什么也没说。
“我有个主意，头衔应该摆在邮局里卖，”他说，“你可以像付钱买电视许可一样地购买头衔。你进邮局去，买几张邮票，贴在一个小本子里头。累积起来。再去多买几张。集满几本小册子。三本集邮册可以给你换上一个帝国勋章。集满六本可以兑换帝国军事勋章一枚。集满一打集邮册可以受封骑士。”
“这样还算公道，头衔的价值不过如此。”
“不过如此。”
我们继续用餐，维迪亚还在铺满餐点的餐桌上，唠唠叨叨地数落着受勋者名册，一一诋毁。
侍者回转，收去我们的餐盘，再递上甜点菜单，同样满纸法文：鲜桃薄片、糖渍、悬钩子浓汁、还有一系列的精选起士。
维迪亚说：“我不用。”
“咖啡？”
维迪亚说：“嘿。”
餐厅走廊响起一个小孩儿哭号的声音，孩子给人家抱进怀里，扶梯而下时，哭声就渐渐止歇远去。置身于这样华丽夸浮的陈设中，听到儿童嚎啕，反而触动我的心弦。
“天哪，”维迪亚说：“有谁会带小孩儿上餐馆啊？”
“意大利人总会带孩子上餐馆的。”
维迪亚说：“低等农民气息。”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厥词不休。只是，我早就听过他这般说辞了，他又扯出所有讲到小孩的文章。怎么就没人针对像维迪亚这种经过理智考量，决定终生不育的人，写上一篇文章呢？
我耸耸肩，却觉得自己像个懦夫，不敢告诉他，其实，我有多爱我的孩子。在我准备从铁工厂出门之前，马歇，我的长子，跟我说：“到伦敦买一本瓢虫书给我！”他的弟弟，路易斯应和着他，“书！书！”坐在餐馆里面，光是想到他们，都叫我心里作痛。我好想他们。
维迪亚说：“前几天，有个工人来到我们家，”他脸上微笑，笑想着自己接下来要讲的话。“他跟我说，他在上工的时候，心里却在想念他的小孩儿。你相信这种鬼话吗？”
“我信，我现在心里就想念着我的孩子。”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