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千万不要担心。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谢谢你，维迪亚。”那是我第一次用这个名字称呼他。
“你有一只好手。”
卡塔加山寨
那正是丛林野火的月份，烟雾弥漫的天空，焦黑的山丘，动物奔走逃逸；霾与鹰的季节。
爱人已远，我独身躺在过去我们同寝共枕的卧室里，瞪着天花板上，形状如长鼻的污渍，丑恶的小鬼呼喊着楼上加拿大人嘶吼的声音。少了悠默跟她的笑声，我忧伤不已。奈波尔──维迪亚，我现在都这么称呼他，对我很好，可惜，此时此刻，光是友谊和善意是不够的。我需要的是，一个比较亲密的朋友，不然，宁可独处，我情愿在非洲大地的风光里寻求慰藉，大自然点醒了我，日子还是要过下去。
那正是非洲人放火焚烧丛林的季节，他们深信，狂焰有助来年的农作物收成。我向北远行，几乎驶抵苏丹，走在高大的象棕榈丛之间，当地人习于食用的昆虫鸣声尖锐刺耳；然后，我再向南开往尼罗河西岸省份，挨着刚果边界的阿鲁阿（Arua）地区，皮肤棕紫，常带愠容的卡克瓦人，乌干达军队的参谋总长伊狄·阿敏，正是个中典型代表。
鹰鹫猛禽盘旋在燎原野火之上，不时俯冲捕食野鼠与蛇群及其他小兽，小动物被烈焰灼醒好梦，惊慌失措之余，只有赶紧逃离火场。灰暗的天空，密布隼鸟。野火与低空盘旋的掠食鸟禽以及仓皇奔逃的成群野鼠，仿佛在对我告诫，性交寻欢将自食恶果。
基古姆（Kitgum），遥远的北方，我迎着热风健行，脚踝沉陷在黄沙中，踢踏着枯叶，警示蛇蝎速速散去。每个晚上，在我落脚的村落，无牙老妪蹲在茅屋的泥巴地板上，咿咿呀呀唱着猥亵的歌曲。她唱的歌经过翻译，就是：“小姐美如仙，天鹅颈纤纤；玉手摸矛尖，男人喜翻天。”既粗俗又惹人厌。不过，这个隐没在非洲的一角，正因偏远炙热，才免于兵燹。波涛汹涌的黑色河水滚滚奔向卡鲁玛瀑布（Karuma falls）。为了让系主任准假出游，我也向西南疾驶，溜过月山山脉，参访邦迪布吉欧的学校，那里是悠默跟我曾经计划自我迷失的丛林。某一天晚上，雨后，我步出屋外，发现口渴的孩童舔着我车上滴坠的雨滴。
隼鹰、丛林野火、炎热、眼红的歌曲，以及绝望的孩童：截至目前为止，这趟探险远行没产生多少慰藉效用。
将近米堤亚纳（Mityana）的路上，树上钉着一块招牌——“好大狮子”，正好在我开车返回坎帕拉的路边。另外一块牌子上写着：“好消息──来看好大狮子──日食鲜肉五十磅。”一名海线斯瓦希里人，头上一顶脏兮兮的无边便帽，灰色双眼，跟我要了一先令，就带我去看狮子。
“辛巴！辛巴！”
狮子躺在波状铁皮围起来的兽栏里，浑身蒙上一层苍蝇，路边清出一块空地，狮子跟兽栏就搁在那里。戴着无边便帽的男人，拿着一只去了皮，某种已死动物血淋淋的腿骨，或许是只瞪羚的腿吧，戳戳那狮子，叫那狮子吼上几声。狮子挥掌扑了几下，发黄的断齿牙根却咬不住肉块。我凝视那狮子的双眼，但见其深受折磨的寂寞痛苦。
“喇爷，葛唔虾烟。”
接着，不到一个星期，好大一只狮子脱逃了，噬杀了六个村民，最后毙命于米堤亚纳猎区管理员枪下。由于那头狮子曾经给关在兽栏里一段时日，因而益发暴戾凶残。我在饥饿与监禁动物之间发现一脉关联──撩动食欲，禁绝食物。我尝试将这段经历写成一个故事，只是，这还算不上是个故事，充其量只是一桩突发事件。
维迪亚说：“总有一天，你会用得上的。”虽然，他也说自己不喜欢动物故事。他告诉我，当他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正在写他的第一本书，有个人要他看看海明威写的故事《山丘若白象》。
我说：“不管是谁，只要是住在非洲的人──就拿我来说好了，海明威根本就不堪一读。”
“尽管如此，我一听人家向我推荐，就马上去找这个故事来看了。”
维迪亚当时还在帮我修改那篇谈怯懦的论文，皱着眉头思考，第十次改写的版本。他说，现在这篇文章已经有长足进步了，倘若，我可以将篇幅减半的话，就更近完善了。我点点头，心里却怀疑，自己是否真会照办。
他说：“我知道，我在提议修改的时候，你虽然在听，不过也已经非常厌倦了。”
正说中了我的感受。
“那是正常现象。不过，这是一篇重要声明──讲出你对越南的感觉，还有你对自己的生命的感觉。文章非写好不可。”
他说，问题就出在语言上。字汇滥用与没有意义的故弄玄虚，都是他热衷批判的主题。我在一个专门滥用字词的地方待了太久。非洲人拿坎帕拉当作一座城市。不过，坎帕拉不是一座城市。“拿‘大学’来称呼这个烂地方，就是用错字了，还有，这里又算是哪门子政府？”教学不像在教学，像样的学术研究付之阙如，这里的日报，《乌干达观察报》，里面一条新闻也没有。“全是骗人的！”那些对非洲文学寄以善意，容易上当的家伙写的玩意儿，已经腐化了这种语言。他强调，我一定要认真留意笔下字汇，衡量每个字的功能。他竖起挑剔的指头，就着页面，逐字要我说明用在论文里的必要原因。“为什么用‘肥’这个字？”“为什么说‘不幸’？”“不要为了制造效果而用字，”他说，“说出真相，不要废话。”
“以前我就说过，写作就像在玩巧艺。你光是讲到一把椅子，椅子还是隐隐约约的。假如你说，椅子上还沾染了些结婚礼服上的藏红花色，椅子一下子就跳了出来，读者就看到了。”
这话说在他的屋子里，水泥未竟全干，混杂着红色地板蜡以及新上油漆的气味；阳光从无帘遮蔽的窗户斜射入室；这幢招他厌恶的房子，下方佣人混居的大杂院里传来的噪音，怎么也躲不掉。
“还有，那也不是音乐。听听下面那些贱货！”
目空一切（1）
有时候，学生会将作品带来，请他指导。他从不鼓励他们，不过，也没出言阻止。偶尔，他也充当讲师。有时候，人家会请教他关于文学与世界方面的问题。
有一次，我恰好在场，某人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他对发问者说：“我不能回答那个问题，你应该先给我那个问题的书面通知。”
那人走了以后，维迪亚说：“他自找的，你也知道。他不是真心要我回答他的问题。”
一个女学生带着她的论文过来。她得登门造访他家，因为他拒绝授课。
他说：“你的论文没救了。”然后，他挑了几个例子说明那篇论文有多差劲，接着，他说，“不过，你这手字倒写得好。你上哪儿学的这一手好字？”
另外一个学生，一度被霍尔史密斯吹捧为乌干达诗界的上升之星，捎了一首诗给维迪亚，题作《新民族重生》，数日后，他披挂着深红色的学生袍，到奈波尔家里求教。这套学生袍是英籍副校长引进的，也是他拟出马克瑞瑞大学拉丁文校训──Pro Futuru Aedificamus（吾人为将来建设）──学生袍同样效颦牛津大学学生穿的袍子。年轻的诗人收拢他的袍子，就像老太太在医师诊疗室坐下一样。他说：“请问你读过我的诗了吗？”
“没错，我读过了，”维迪亚沉吟半晌，扣着手上的一根香烟，许久，不曾答腔，“这首诗让我想了很久。”
“那主要四在讲色会动，但不肮的。”
“是嘛。”维迪亚搜寻到学生双眼，就惫懒委顿地盯着他的双眼。他说：“千万别再写诗了。我确实认为你不该再写了，你的才华可以往其他方向发展。要不，就写篇故事吧。现在，我要你答应我，你再也不写诗了。”
男孩摇摇头，吞吞吐吐地跟他保证。满怀挫败与沮丧地离去。
“你看他现在有多释怀、轻松？”维迪亚说，“他很高兴听我跟他这么说呢。”
维迪亚满意地搓搓手，以相同的方式发落其他学生。当他同意担任大学文学比赛评审时，倒出乎我意料，不过，他还是我行我素地执行评审工作。他坚持，比赛结果只有一个奖项，即第三等奖，因为，参赛作品品质低落，没有获选头等奖、二等奖的资格。
他对英语系的同仁说：“请特别注明，惟一的奖项就是第三奖。”
某些同仁反对这种做法。
维迪亚说：“你想要赋予非洲学生一种他们配不上的重要性。你这种期望是误导。这种重视只要一转向，他们就一切落空。话说回来，还是语言的问题。欧布特不过是个酋长而已。你喊这些人政客？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巫医罢了。”
后来，当“第三等奖”的字样被改做“首奖”时，维迪亚微笑说道：“涂黑粉。”
那段时期前后，他说：“我最怕的，就是那些抱着书到处跑的非洲人。”
他只隐约知道，却无深刻印象，坎帕拉还住着些杰出精英，或是在大学里做研究的男女：人类学家，维克特·透纳，当时就在马克瑞瑞研究。这个身形袖珍，谈吐温和的人，神情不乏图书馆员的腼腆，你绝对看不出来，他曾经在赞比西河上游与蒙固（Mongu）泛滥平原上的泥砖小屋里居住多年，撰述巴拉札（Barotseland）地区罗西族人的开创性研究；柯林·特恩布尔，研究木布堤（Mbuti）的俾格米人；在他相关东非哺乳类与鸟类，渊博而深入的论著中，强纳森·金登（Jonathan Kingdon），身兼画家与自然学者，发现了至少两种哺乳类动物与数种从未经人描述的鸟类；麦可·亚当斯（Michael Adams），他是大卫·霍克尼的同辈友人，也是我们的高更。柯林·里奇，考古人类学家路易斯·里奇的儿子，则是我们的植物学家；拉杰特·尼欧吉，《过渡时期》杂志的编辑与创办人，出版了渥尔·索因卡、奇努亚·阿奇贝以及娜汀·葛蒂玛的作品。
有一天，维迪亚问一位人类学教授：“我究竟该如何看待非洲呢？”一定要人家给他一个答复。
“奈波尔先生，我认为，如果你对非洲抱着太多成见的话，那很不妥，”那人回答，“如果你丢不开成见，就会错失太多真的很重要的东西。”
“是嘛。”
稍后，在我们一同走回他家的路上，维迪亚说：“那个蠢人。他拒绝面对贪污腐化，他接受那些谎言。”
不过，他也怪他自己，说他根本就不该来到非洲的，一开始就不该拿法费尔德基金会的钱。“千万不要拿基金会的钱。”他说，“那些钱会毁了你。不是自己赚来的钱，钞票上都牵着绳索。”
前赴乌干达这个错误反而给了他灵感，他说，可以写成一篇随笔，列举所有他给自己订下的规则，以及破坏规则，擅开先例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
目空一切（2）
“每次，只要我破坏了自己的规矩，我就会后悔。就像这一次……马卡─蕊─蕊。或者可以改名叫弱者与被打压者大集合。他们都合该挨踢，”他踢起一颗石头，“就像这样。”
他被自己的举动惊醒了。
“这样子，简直要把我变成一个种族歧视者，天哪。种族歧视者，多可怕，多无聊的人哪。”
在我遇见维迪亚之前，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如此目空一切，谁都不能跟他相提并论。他是个所谓的上流雅士（Brahmin），当地的印度人则说：所有的上流雅士都跟他一样吹毛求疵。早些时候，他听我向一个乡下人问路，他缄默地站在一旁，听着一连串斯瓦西里语交流，接着说道：“你跟他们讲话好像一点儿也不费力。”
我跟他说，当初，我确实下了一番工夫学讲这种语言。人们只有用自己的语言才会讲真话。讲起第二语言时，他们总是比较容易紧张，或是不精确，或是比较容易捏造作假。
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许是我根本就不该跟他们讲话，而我也就听着。他的态度使得别人不可能跟他以同事相待，他反而像个天生的大老爷或是佣仆的雇主。他说我对我家里的佣人太软弱了。“你的管家丫头是懒鬼。”他说，我的厨子，是个脏鬼；我的园丁，是个醉鬼。
“你的园丁也经常醉醺醺的啊。”我说，不经意间竟然将自己卷进这种老爷与老爷之间，愚蠢的口舌争端：我的非洲人好过你的非洲人。
“只有在星期天的时候。下人有权在星期天喝个烂醉。保罗，你可没有这样批评他的权利。”
他的消遣之一，就是带着他的管家小弟安德鲁上市场，请他吃一包半磅重的炸蝗虫，看着那人狼吞虎咽，大快朵颐，两颊都给暗褐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