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华正茂的男女，每天一个教室上课，一起出入图书馆，萌生情愫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不要说对岸的鼓浪屿，就是厦大校园哪里不是谈情说爱的极佳选择。即便是杨锦麟自己，那时不也刚刚成家吗？但反对学生们谈恋爱，杨锦麟非常决绝。尽管当时校园的恋爱风也是屡禁不绝，尤其是高年级，恋爱像野火一样蔓延。杨锦麟苦口婆心的劝喻有之，实在不行只有当头棒喝，其实他的外人看来的过分严厉、不通情理，最主要还是觉得这些孩子们应该把所有时间、精力都用在学业上，因为他自己、他们那一代人已经被耽误的太多了。
杨锦麟自己同样也在只争朝夕，不敢有半点懈怠。
很快地，杨锦麟把目标投向了一直关注的清代台湾历史，开始了一系列探索和尝试，并迅速崭露头角。毕业不到两年，杨锦麟被破格提升为大学讲师，又以业务骨干身份充实到厦大国内有着重要影响的学术机构——台湾研究所，开始了他对台湾问题长时间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台湾问题研究是大陆炙热的“ 显学”，各种台湾研究机构纷呈，各显锋芒。厦门与台湾一水之隔，习俗相近、言语相通等地缘便利，使得厦门大学在台湾问题研究领域捷足先登，于1980年就创办了国内第一个有关台湾问题的学术研究机构，这就是杨锦麟当时所在的厦门大学台湾问题研究所。
2004年，经批准，厦大台研所已升格为台湾问题研究院。研究院下设政治、经济、历史、文学、两岸关系五个研究所以及文献中心，还编辑出版《台湾研究集刊》等。研究所现有两个博士点，以及中外政治制度、区域经济学、专门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四个硕士点，在国际学术研究相关领域仍然享有较高学术地位。
而作为鼻祖的厦大台研所，即便是当时的研究人员均有过长期治学经验，熟悉台湾历史和现状，对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基础研究相当扎实。陈孔立、范希周、陈在正等一班知名学者勇于探索、求真务实的矢志追求，被视为在掌握和了解台湾资讯、研究探索台湾问题方面的“ 实事求是派”，因而赢得学界口碑。多年来，海外普遍把厦大台研所当做是大陆台湾问题研究“ 南派”意见领袖和业界姣姣者，十分器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厦大台研所始终恪守实事求是的传统学风，实在难能可贵。正是在这样一个治学严谨的氛围中，承继着所里在台湾问题研究方面建起的构架，受到陈孔立等恩师悉心栽培，杨锦麟可以说是深得其所，其师治史之精髓，他快速起步成长。《李万居评传》便是杨锦麟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集成，他在这块尚未被开掘的土地上的耕耘，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史料中新的价值发现，开拓与创见，实不辱其师。
三、台研所新锐，目光投向台湾党外政治势力兴衰
在台研所，由研究国民党党外政治势力、政治运动，包括民进党，渐渐地，杨锦麟萌发了对他们的先驱者——台湾省级早期反对人士的浓烈兴趣。
七十年代崛起的台湾执政党党外政治势力，是台湾政治发展过程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它的出现，并非孤立的政治现象，必有其历史的传承与源流。这在杨锦麟看来，很大程度上，是由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发展基础上缓慢集结形成的。早期在野政治人士政治运动的尝试与失败，为七十年代以后党外政治势力的崛起积累了教训与经验，同时提供了行动和思想的借鉴。
杨锦麟认为，早期的台岛在野政治人士拘于政治高压、权威体制的制约，固然无法展现当代台湾在野政治势力的意图，却仍以其孤军单薄之力，做出许多不懈的搏击，从而构成了一组多元化、多层次、多角度，且色彩斑斓的政治群像。其中形象最为鲜明、性格最具特色、生平最富悲剧性的，实非传奇人物李万居莫属。
以李万居的生平，浓缩战后台湾在野政治反对势力演变的历史，通过对这一历史个案的考察，并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凸显李万居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李万居就这样不期而至走进了杨锦麟的视野。这一研究成果，首先受到了学界高度关注；同时，杨锦麟还使得自己的著作不失为一本耐看的大众读物。
《李万居评传》，杨锦麟是在追忆一段被湮灭的历史，呼唤一个已被淡忘的名字。李万居，这个生前历经磨难、备受攻讦、郁郁而终，死时却备享哀荣的“ 近现代台湾历史发展轨迹部分见证”的传奇人物，正是因为杨锦麟的寻觅、评说，一个寂寞先行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他获以重生。
这里有必要先对李万居的生平要事略作介绍。
李万居，1901年生于台湾省云林县。年轻时，李万居曾西渡大陆，求学上海，与章炳麟等人有过师生之谊；二十五岁赴法国留学，七年间先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后攻读社会学，兼读政治课程；回国后，举家迁居南京，任职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抗战期间在香港、广州一带活动，从事对日情报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万居参加首批赴台接受工作，负责接管新闻业，随后筹办并出任台湾《新生报》发行人兼社长。李万居曾荣膺甲等胜利勋章，并高票当选第一届台湾省参议会议员、副议长，并五次连任。台湾“ 二·二八事件”爆发，他又是事件处理委员会常务委员……问政、办报、组党，构成了李万居平生三件大事。1966年，在穷困潦倒、贫病交加中，李万居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 草莽书生”李万居一生遭际，记载着近现代史上台湾知识分子为挣脱黑暗，饱染忧患，命途多舛的坎坷历程；他后期的政治生涯，尤其折射出七十年代以来国民党党外政治势力运作、影响的印记。李万居以问政、办报、组党构成的行为表现及思想实践，恰恰是战后台湾在野政治反对势力演变历史的浓缩。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安排。1985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杨锦麟在厦门结识了早已移居香港、李万居的次子李南雄，初次相会，俩人竟是一见如故，交谈十分投缘，便开始了几年的通信与交谈，还结交为“ 学术上的挚友”（李南雄语）。作为已故者的直系亲人，照理，这位日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主任、教授的李南雄，对先父的一生，比起外人杨锦麟有更多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和发言权，况且，台湾战后政治发展正是他的研究范畴。
对于李南雄最终没有自己动手，个中的缘由，旁人不好妄加猜测。总之，对于李万居“ 一生所反映的历史演变与政治现象淋漓尽致的发挥”，包括“ 作为一位严肃的研究者，需要到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及有关单位查证”等等，“ 这正是杨先生的承担”。随后的几年中，杨锦麟努力地访问李万居的诸多旧属、亲友、同事，广泛搜集不易获得的文字资料，研磨考证，通过李万居生平问政、办报、组党三件大事，对其主要经历、思想、关键性行为，以及他“ 二重性格组合”、历史作用等一一考证厘清，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而李南雄也十分愉快地“ 设法提供手边的资料”，权充被访问的对象，“ 书稿完成之后，我也权充试读员”。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战后台湾历史
四、二十多万字的《李万居评传》，“ 作者情况熟悉，达到相当准确的程度”
杨锦麟萌发为李万居撰写评传的年头始于1984年，选题本身带有相当的挑战性。
二十多年前，海峡两岸的政治形势远不是当下。虽然，八十年代末期的台湾政治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比较政治学领域饶有趣味和深意的话题，这些演变转化的历史背景和深层结构上的原因，颇值得研究；但这同样又是一个敏感、艰涩的话题。
困难首先来自资料的极度匮乏。对战后台湾历史，尤其是对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认知，当时的大陆学界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是在条件相对优厚、专事台湾问题研究的厦大这所机构，对战后台湾历史尤其是对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认知，几乎一片空白。
起步是艰辛的。虽然杨锦麟已经是竭尽所能地广泛、大量地搜集可能获得的报章、刊物和其他资料，但这些资料对于一个深入研究者而言，显然只能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那时的杨锦麟自然也无法像今天一样，自由地行走于两岸三地，他只能是在海峡这一边的大陆，凭窗眺望，苦思冥想，而无法实地考察李万居活动过的台湾外部环境，以增获更多感性体验。因此，从选题酝酿，收集、整理资料到撰写大纲、完成书稿，杨锦麟前后花费了近七年的时间。
杨锦麟这部早年著述，虽以评说结构，学术价值却远远高于此。
蜚声海内外的台湾问题研究专家、“ 台湾学”始创者陈孔立教授，一向非常得意杨锦麟，对自己的这个学生偏爱有加。大病初愈，陈孔立亲自为《李万居评传》作序，评价这是“ 一项为台湾反对运动寻根探源的工作”。“ 作者把李万居放在当时的台湾，台湾与整个中国，乃至国际环境中进行考察，见解独到”，他还称赞该书“ 学术价值不囿于一部历史人物评传的范围内”。
初出茅庐的第一部专著就受到如此评价，并很快引起业界瞩目，可见杨锦麟出手不凡。
“ 鲁莽书生”，是杨锦麟对李万居二重性格的高度概括。评传中，杨锦麟大着笔墨，对这一互相排斥的概念，充分挖掘，将李万居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深邃痛苦的心理搏斗，模糊矛盾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李万居为人坦诚的豪放不羁，阔论嗜饮，评传也给予充分展示。
李万居性格充满矛盾，对其一生最具跌宕起伏、起承转合的时期，杨锦麟在评传中这样论述：“ 比如他的思想构成，既有相当传统的中国道德伦理观念，又嫁接有来自资产阶级精神文明发源地的法国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既鼓吹自由、平等的西方文明思想，但又极力反对其长子李南辉与著名影星林枫的恋情；他既希望为体制所容纳、所接受，但又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为仕途畅顺而卑膝奴颜；他实际上只要稍作姿态，既可以被当局所青睐，但他偏偏又执着选择另一条政治不归路。”实在是入木三分。难怪对于李万居的为人品行，政治人士不乏交口称赞，可他们偏偏不会去步之后尘。
由叙事而点评，直抒胸臆，或许可以这样说，杨锦麟日后在电视上读报点评，关注焦点，纵论国事天下事，此时已多少显露出端倪。
“ 尽瘁一生为自由”、“ 哪堪豪气尽销磨”，《李万居评传》全篇飞扬着杨锦麟的文采诗心，充盈灵气的文字比比皆是。断定自己的文学细胞不会逊色中文系学生，杨锦麟这方面很是自负。
办报是李万居生平最为重要的业绩之一，杨锦麟写道，李万居创办《公论报》除去不愿屈膝长揖、消磨傲骨之外，更充分体现其不改初衷的理想主义色彩。杨氏评传叙史夹议，评点抒怀，他又写道，李万居耿直坦率，嫉恶如仇，喜怒形于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性格，本来就很难适应官场政治，而办报立言，需要承担更多的政治、经济风险，他的这种选择固然体现其理想抱负，但已经是一场政治悲剧的开始。
杨锦麟此一番描述，让人觉得不平之气砰然升起。“ 李万居创办的《公论报》寿终正寝了，回忆当年报纸惨淡经营的情形，今天已散处台湾各报服务的旧人，应该都感喟。”《公论报》伴随着李万居度过了十三个风雨如盘的岁月，走过了曲折坎坷的路程，它的被迫休刊，杨锦麟认为，这是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上一曲震愦人心的悲歌。
洋洋洒洒一部评传，杨锦麟依循主人公少年时代、抗战时期、台湾光复、“ 二·二八”事件，及之后的办报、问政、组党过程展开，对这一历史人物的行为表现、思想活动纵向考察，叙述严谨而无刻意的渲染夸张。但对人物遭际中的真诚奉献与屡遭横逆，认同与排拒，追求与徘徊，充满悲剧、充满传奇的人生际遇，性情中人的杨锦麟自然不会放弃评点的机会，于是叙事述史之外，作者本人慷慨干云的豪气，升扬的哲思，浓厚的文人气质，纤毫毕现地展现出来。
阅读本身将是一种享受，这是对读者而言。
对这本二十多万字的《李万居评传》，充满期待，有着切肤感受的还有一个特殊人物——李南雄教授。这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