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节“ 天天头条”，接下来，“ 天天焦点”、“ 天天有话儿”、“ 天天两岸行”、“ 天天浮世绘”，整个环节张弛有度，有条不紊。可以感受到，观众的收视习惯、特性在节目各个环节的设计中被充分地考虑、照顾到了，电视媒体的优势被最大限度地放大。
读报不难，读好不易。
有人慨叹，落寞的印刷媒体时代的文人们，不是败给了节目主持人，而是败给了电视。这话听上去不无道理，却不尽然。一档电视节目的基本形态一旦成型，主持人，确切地说就是杨锦麟，才能使节目鲜活、灵动起来。善于掌握时机，把握分寸，在合适的机会表达恰当的思想，杨锦麟赋予了《有报天天读》旺盛的生命的激情。节目突出了主持人的地位，把杨锦麟的才华、智慧、风度、个性、魅力等重要元素统统推上屏幕，使电视节目更具有人性味、可看性。
节目中，杨锦麟展露出的那种生机勃勃、豪爽大度、妙语连珠、迅速的反应能力和判断力，令人拍案叫绝。他那生动、充满活力的言谈举止和创造力本身，就是一种调动观众情绪的魅力。如此说来，这个占据了大量优势的家伙，一周五天为大家电视读报，想不火爆都难。
作为电视节目与观众之间的中介，杨锦麟成为了节目的一种标志，一个耀目的招牌。
对于自己这份突然的“ 迟到的荣耀”，有人好奇，通过邮件询问杨锦麟，电视上的言谈举止、七情上面，老杨是否经过排演、刻意为之，是否在有意识地“ 表演”，演技过人？杨锦麟否定了这种说法。
在杨锦麟看来，虽然职业特性决定了主持人必定是“ 做给人看的”；但主持人的有效传达，本质上说来是对节目的一种再创作。作为主持人，杨锦麟每天把经过自己和助手挑选的各种材料，根据话题和节目流程的需要，有序地串联在一起。基本的新闻实事是无可更改的，而杨锦麟的贡献，正在于他创造性地发挥，在于他将已经见诸报章的信息，通过一张嘴甚至肢体语言生动地再现在电视上，他在描绘事物的感觉上的具体性，为观众清楚地提供了认识事物的路标、指南和评说。《有报天天读》一天天的节目积累下来，观众不仅对节目的内容、观点兴趣盎然，而且对节目主持人的表达形式、个性的张扬热烈追捧。换言之，读报节目怎么说，是对主持人最大的挑战。
像曾经刻意地为自己浓重的闽南口音大搞装修一样，杨锦麟不是没有考虑过在镜头面前的标准“ 蒲士”，正襟危坐、不动声色、面带微笑或者干脆面无表情……对着镜子龇牙咧嘴的最终结果，“ 去他的，就这么着了”，终点又回到起点，依旧我行我素，面对空洞的镜头如同面对朋友、熟人、家人，真性情，真豪气，放松、自然就好。
其实，杨锦麟也有自己的秘籍，概括起来就是极强的感受力。按理说，杨锦麟的电视读报节目，确实是有很大风险的，电视所擅长的新闻现场、影像镜头都不具备，所涉猎内容还是报纸已经刊登过的，并不新鲜，而正是凭着清醒而可靠的感觉，杨锦麟十分善于辨别和抓住特定活动空间的层次、关系，将观众引入特定的屏幕空间中，为他们提供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窗口，并以易于感受的方式将这个窗口提供的内容诉之于最普通人的感官和感情中，枯燥的读报居然出现了最佳视觉效果，不能不令人称奇。
屏幕前的口语表达总是在限制中进行的，杨锦麟非常善于在限制中发挥，将个人风格彰显得淋漓尽致。
作为电视媒介的中介，主持人的风格直接关系到电视传播的效果。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不论自觉与否，总会表现自己的精神面貌、对现实的独特感受、认识以及特有的文化素养。
杨锦麟始终对电视主持有自己的定位和诠释，他坚持认为，电视主持人并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表演，只是特定的客观对象需要信息和表达。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中华读报第一人（3）
六、明星制的受益者，明星价值可以用资本来衡量
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如明星般耀眼，这些明星们自然又成为凤凰当然的名片。“ 明星效应”支撑起凤凰的品牌效应。
依照商业领域的推销手法，融进了流行文化的崇拜心理、趋众心态、时尚需求、知名度等要素，凤凰的明星制，其背后支撑的理念是凤凰卫视对主持人的美学经营。
关于这一点，刘长乐曾在一个公开的演讲中津津乐道。凤凰把吸引人才作为经营之道，给他们提供发挥才能的舞台和自由，给优秀的人以彰显，并对那些能力超群、成绩冒尖的人才予以品牌化包装，把主持人当作凤凰拳头产品的一部分来爱惜、经营和推广。在这个形成波浪形的连绵生态链中，有个性化的主播、主持人系列，如吴小莉、窦文涛、陈鲁豫、许戈辉、胡一虎、曾子墨、谢亚芳等；然后是时事评论员系列，曹景行、阮次山、杨锦麟、何亮亮、石齐平等；战地记者闾丘露薇、卢宇光、郑浩、隗静……明星制，放大了凤凰的影响力，成为凤凰聚敛人才的一股引力，形成电视行业与众不同的凤凰模式。
显然，杨锦麟是凤凰明星制的受益者；同时，他为凤凰的明星效应打开了另一扇窗口。正如《有报天天读》所做的不是破门，而是开窗。
在善于和敢于制造明星的凤凰，其实，主持人的工作成为一项非常复杂的劳动过程，他需要有创造和再创造。
凤凰主持人的劳动内容和组织方式是与众不同的，主持人真正的内涵是采编播合一。这样的劳动全过程，看起来是增加了主持人的劳动量，但实际上对产品质量的迅速提升才是决定性的。因此，主持人“ 明星制”的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成本的降低，而且是节目质量的提升，还有人员潜质的开发，不仅让别人刮目相看，而且让他自己都想象不到。
年轻的凤凰元老级人物窦文涛曾颇为动容地对朋友说过，凤凰对我有恩。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窦文涛的想法很简单，认为自己与社会、与老板不过是契约关系。直到进了凤凰，他体会到并不都是这样，“ 这里真的是有人帮自己，把你推上一个又一个高度”。凤凰的当家小生，对自己一路走来的轨迹如此清醒，的确不容易。
凤凰常青节目《锵锵三人行》把中华文化传统和当下观众的收视习惯、审美取向有机结合，窦文涛找到了自己做电视的感觉。他以一档形式上并不新鲜的谈话节目独辟蹊径，话题选择新颖独特，观点超凡乖张，语言洒脱幽默，内容的包容性和边缘性，使节目常做常新，聚集了广泛稳定的收视群。投身凤凰，窦文涛最大的得益在于，凤凰卫视为他提供了一种宽松、宽容的语言空间和心灵空间。
窦文涛的感触是由衷的。的确，刘长乐对这个崛起较早的凤凰名牌栏目，花费了不少心血，包括前期节目的名称、样式和做法，并寄予厚望。然而，他最大的支持却是节目一旦开播后，就不再过问，从来也不看。刘长乐用他这种无为，抵挡了对节目左一个、右一个的建议批评。
董嘉耀说，自己在内地每周只上三个半天的班，经常优哉游哉地和朋友散步、打球，到了凤凰以后却苦不堪言，每天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不能睡觉。但他是充实的，内心充满了激情。他从自己的工作经历看到了华语媒体在世界上的进步，对大陆新闻改革的推动。
…………
凡人变“ 凤凰”的故事，在凤凰还有很多很多。
一个媒体，一个电视台，敢不敢热卖一个主持人，是需要勇气的。尝到了甜头的凤凰依然在不遗余力地打造明星。凤凰卫视对于主持人的宣传，用“ 推销”这个词，分量显然已经不够了。建立主持人形象和塑造形象，凤凰会调动所有的资源对自己的主持人包装、推广，包括媒体的采访、屏幕宣传片等等，完完全全是“ 热卖”。凤凰卫视的明星制是一个完整的商业链条，明星价值的资本化——明星的价值以资本来量化。
杨锦麟是刘长乐的一个案例。在没有成为电视主持人（明星）之前，作为一个资深报人、专栏作家，应该说，杨锦麟同样拥有广泛的言论空间和舆论平台，以及行内的知名度。而一旦跻身电视、亮相凤凰卫视，做了《有报天天读》以后，他的知名度在短时间内迅速飙升，而且节目开播的第二个月即有广告进账，接下来更是连续攀升，一档栏目当年就创收二千多万港元，到了第二年，也即2004年广告收入已是接近六千万的进账。据说这相当于内地某个省级电视台一年的广告收入。虽然，这不能完全等同他的个人身价，但至少体现了一种明星价值、品牌价值。难怪有人说，落寞的印刷媒体时代的文人们，不是败给了同侪，而是败给了电视。
刘长乐坚持认为，如果明星是品牌价值的体现，那么，凤凰卫视的明星在整个无形资产中间占的份额应该是很大的。因为在无形资产的组成要素和结构中，主持人、评论员、记者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又是一种特殊的有形资产。
在明星们为凤凰卫视增添附加值的同时，凤凰也把这些附加值量化到了很多明星们的头上。用资本将凤凰和明星们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凤凰除了给明星主持人高薪之外，还给予相应的股权激励。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凤凰的大腕明星们获得的股权数量仅次于凤凰少数几位高管人员。由此可见，凤凰对明星价值的资本化程度在国内无出其右，仅此一点就足以让内地业界同行们艳羡、称道。
七、一己之心推论天下，尽献言责使命
凤凰经常研究观众最真实的需要，“ 杨锦麟今天给您读报”，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广告词，悲悯天下，杨锦麟始终把自己定位一个媒体从业员。
凤凰聘请了独立的调查机构，然后进行研究，把观众收视率最低的节目淘汰掉。而淘汰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吸取教训，进行对比，摸索一些规律，这是商业电视台的规矩和无情。
说实在的，人们在谈论媒体的时候，往往对谁拥有这个媒体并不是很感兴趣，人们关心的是媒体的内容是否吸引人，是否有趣。人们经常比较不同的媒体，然后进行选择。这种选择没有停止的时候，这是很残酷的一件事。
凤凰开播之初，刘长乐分析梳理出凤凰五大优势：地缘优势——地处香港，游刃有余；人文优势——三地精英，相得益彰；合资优势——实力雄厚，后劲十足；基础优势——原体健康，市场现成；时间优势——继往开来，适逢大运……加盟凤凰，杨锦麟也带来了自己明显的优势：学者、报人的从业经历，内地、香港不同的生活历练，以及对台湾问题长时间的潜心研究，当然还有这个性感的糟老头的挡不住的个人魅力。
《有报天天读》，凤凰和杨锦麟个人以及团队的努力，使高高在上的电视变成为平民化，低视角，使严肃刻板的教化功能变成为宽容、理解、沟通；使自视高贵的精英文化变成直接的心理体验和感受，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定位和表述。
作为曾经的报人，如今从事卫星电视事业，杨锦麟觉得，有幸在这个大新闻不断、社会裂变不断的时代里，这份职业经历，意味着有比一般人拥有更大的发现视角和表述空间，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和生存危险。对他而言，这是值得的，也是快乐的。
从总体而言，杨锦麟成长的时代，恰处在一个信息和文化同样封闭却又是思想混乱的时代。该读书求学的时候，他面对的是是非颠倒、愚昧颠狂、毫无理性的争斗，在强烈的社会动荡之中，刻苦、勤奋和执着成就了他。大学时代的系统学习，对历史的借鉴和反思，没有把他引向一味的苦涩和沉重，他听懂了历史传来的依稀的信号，及时地在他前行的每一步中吸取了积极的影响，大跨步地跳了过去，因而，他获得了提升。杨锦麟是当时大陆较早把台湾问题纳入自己专项研究领域的学人，也是较早取得成果，引起两岸同时关注的青年才俊。
杨锦麟出生和成长在厦门，求学在厦门大学，他有一种学院派的端庄和周正，而这种周正之中又兼容着鲜活和灵敏，于讲求责任担当的使命间，同时不弃平实大度的精神风味。有道是，出了门的“ 闽人”都不是“ 虫”。香港这个国际都会的浸染，多样丰富和光怪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