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道上已忘年，却难忘我兼忘世。
宠辱无端，死生无悔，任他人事交相累。
乘车戴笠旧时情，丁香花下从头记。
其二
无怨何忧，无求何愧，浮沉成败寻常事。
此心清浊有天知，等闲莫揾英雄泪。
看昔非今，看山非水，桑田沧海难如意。
逍遥斗室载琴书，人间便是蓬莱地。
一个有良知的人，生丁斯世，不能不是在各种矛盾之间忍受着精神的煎熬的痛苦的人。作为诗人，〃不窃王侯不窃钩〃，但难免与忧患相伴一生，〃老去杞忧无可寄，不从今日始伤情〃。秋耘说，〃对于和社会正义相对立的'丑'和'非'无动于中、不感到义愤填膺的人，决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不管他有多高的才华和智慧！〃〃'温柔敦厚'，决不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的诗风！〃（《〃义愤出诗人〃》）但当时当地，〃吟罢低眉无写处〃，未容他以诗词成篇的，后来他悉数写为散文了。
黄秋耘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诗人。
2001年11月4日
下篇：品事（上）否定不是抹去
夜读抄
2月23日的《报刊文摘》，摘引何满子一篇文章，批评《现代作家笔名索引》未将丁学雷、石一歌、罗思鼎、梁效〃这些在现代文坛上或至少在现代报刊上曾经鼎鼎大名的闻人列入〃；说〃联想起此辈当年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大文来还不免心惊胆战，毛骨悚然。可是下一代人，恐怕就得这类工具书来立此存照，让此事流芳百世了〃。
《报刊文摘》同时摘引了郑拾风的文章，说〃'文革'期间那场包括文化战线在内的严酷的生死较量，如果隐掉了对立面，历史就残缺不全，……'文革'需要否定，但绝不是抹去〃。
文革需要否定，但绝不是抹去：这话说得好。不过这是拾风先生的〃杞忧〃，历史是抹不去的，尽管有人力图抹去某一段历史，历史必将证明其心劳日拙，时间越久，越暴露这类人的畏葸和寒碜。
不但公开为文、公开讲话、公开整人、公开打砸抢会有销不灭的物证，杀不完的人证，就是〃内部〃或秘密的文件、讲话，黑材料和〃小报告〃，也是不可能永远掩盖下去的。胡佛30年代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时的劣迹，已因档案解密而公之于世。日共前领袖野坂参三在30年代向斯大林诬告，使另一日共领导人死于非命，此事在半个世纪后大白于天下，可耻的野坂终被日共开除党籍。
历史就是历史，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难矣哉！顶多给后来治史的人平添一些麻烦而已。那末想要掩盖、粉饰、伪造历史的人就没有麻烦么？历史证明（又是历史证明！）举凡史禁严厉的时期，一旦弛禁，固然必定会有秉笔直书的史家和作手出来，而同时也必定有大批不那么严谨的，甚至随意为之的笔墨出来，为张禁者始料所不及；什么社会制度都不例外。
那时候，倒是主要以白纸黑字为务的批判家，比起光做不说的打手们占便宜了。人们看他们力透纸背的刀笔之作，就足够联系历史背景作出评价了，谁还去管他们每个人的〃诗外功夫〃呢？
严格地说，中国的当代史研究虽没有悬为禁区，却还往往不过在〃三岔口〃打太极拳；而〃文革史〃则还是一片空白，已有的少量资料性文稿，仅是述而不作的长编。这一片荆棘丛生的处女地，正等待着有才有学有识有胆的有心人去开垦和耕耘。
所以满子先生不必着急，一切都会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文革史〃尤其如此，因为身历亲经的人太多了，尽管身历亲经者中有些人不希望如实记录，但毕竟主张史贵存真的更多。1988年王力发表《病中答客问》时我就写过一篇〃喜读……〃，主张不但王力，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其他当事人也都不妨写写回忆文章；现在王力的书已在香港出版，聊备一家之言，有什么不好？我想补充何满子先生的意见，像上述的丁学雷等和未提及的例如洪广思等诸班人马，大概除了徐景贤外，今天都享有公民权，又都是文章快手，时隔多年，大可不必讳莫如深，如果不是有什么内情还需要保密的话。不问观点如何，只要从个人亲历的角度提供一份有关的〃文史资料〃，就是应该欢迎的。曾任贺龙、邓小平专案组组长的退役军官所提供的回忆资料（曾刊于《雨花》，现在《南方周末》连载），我以为当事人在向历史作出了必要交代的同时，也卸下了背在身上的沉重的包袱。
过去我们爱说，感情不能代替政策。我以为感情也不能代替历史，不论这感情是出于公愤还是出于私心。文革是一场非理性的民族大灾难，今天回顾总结，最需以理性对之。当年参加到各类文革写作班子、大批判组的成员，缘由、动机各有不同，处境、心境各有不同，特别是后来的认识及表现各有不同，绝不是一个当年的集体笔名所能概括的。我虽孤陋寡闻，也知道从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仍然不改当年的文风人品，继续嚣张跋扈的，恐怕是个别中的个别了。这属于当代历史的活化石，正可以时刻警惕我们勿忘文革，也没有什么不好。
为了防止文革一而再地发生，为了重新认识文革，要从感性的层次上升到理性的层次，这要求一切有识之士共同致力，我认为应该包括当年参与过上述集体的成员们，既是过来人，又是个中人，梦醒之后，回首向来萧瑟处，或比当时的局外人之有如隔靴搔痒，更能切中肯綮。
一孔之见，敬献刍荛，不知满子、拾风先生以为然否，不知读者朋友和有关的各位以为然否？
1995年2月25日
下篇：品事（上）今日是何年
苏东坡说过〃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而今日的人间世，1995，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因而也是〃各国人民纪念二战死难者国际年〃，是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因而也是〃国际宽容年〃。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说，〃宽容是我们渴望拥有一个昌盛与和平世界的先决条件〃。〃宽容〃是今年联合国纪念活动的一个主题。
最近，在世界各地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的节日里，我们读到这样一些消息：
如匈牙利政府总理5月7日表示，他代表全民族向犹太人和其他的法西斯暴行受害者谢罪。因为在二战期间，当时的匈牙利政府紧紧追随纳粹德国，帮助他们迫害过大批犹太人。
又如瑞士联邦主席5月7日就二战期间瑞士限制犹太人入境问题公开道歉。因为1938年瑞士联邦政府在纳粹德国的压力下，向遭受纳粹迫害、希望到瑞士避难的犹太人关上了国门。
如此等等。这些反省，虽然是在事过半个世纪之后，但毕竟表现了新一代政治家的明智，表现了人类的良知，表现了社会和观念的进步。这也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说明，今天国际社会所提倡的宽容精神，首先是和解的精神。
和解：不仅适用于国际关系，同样适用于国内关系。最近阿根廷军方承认参与〃肮脏的内战〃就是一例。
1976年3月，阿根廷军人发动政变后，军政府立即宣布解散议会，实行党禁，在全国范围进行严厉的镇压；据估计，从1976年至1983年7月，有近三万阿根廷人遭到逮捕、拷打和杀害，许多反对军政府的进步人士和群众在受刑后尸沉大海。
今年4月底，阿根廷陆军参谋长率先向新闻界承认，陆军参与了70年代军政府时期对于反军政府的进步人士和团体的血腥镇压；5月3日，海军和空军参谋长也发言正视了海军和空军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阿根廷国防部长奥斯卡·卡米里昂3日表示，武装部队对过去所犯错误的反省，军人重申维护宪法秩序，使国家朝和解方向迈进了。
加利说，宽容是〃通过对人类共性的认识，尊重多样性〃。可以说，宽容也是人类理性精神的体现。
自然，加利还说，宽容并不意味着接受〃伪装成民族主义〃的野蛮行为，也不是要无视〃披着宗教外衣〃违反人权的现象。正是这样，我们看到，就在阿根廷，这个战后容纳了许多纳粹战犯逃亡藏身的国度，5月4日经法院判决，同意把一名前德国纳粹党卫军分子引渡给意大利；这个81岁的埃里希·普利克，1945年参与了对335名意大利人（其中有75名犹太人）的大屠杀。
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为了世界的和平和发展，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实行宽容的原则。而若没有对新法西斯和一切反人类行为的必要制裁，那一切创造宽容、和解气氛的努力都将受到破坏。这就是事物的辩证法吧，这也是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和〃国际宽容年〃提醒我们要认真思考、认真对待的课题吧。
1995年5月10日
下篇：品事（上）论江青脑袋有没有病（1）
老新闻工作者穆欣最近发表的一篇回忆录，说起文革前主持《光明日报》的时候，签发过一篇对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在肯定之余略说了几句不足的文章，江青不依不饶，曾经找他当面训斥。他回报社对人说：〃没有见过像她那样易于激动的样子，不知是不是脑袋有病。〃穆欣说，到文革中，有个人为了讨好江青，把这句话翻译成〃江青有神经病〃，跑到报社贴了一张杀气腾腾的大字报，说是亲耳听穆欣说的，导致穆欣夫妇被关了八年监狱，家人死的死，疯的疯，家破人亡。
我的读后感倒不在对那大字报作者的道德评价方面，而是想：如果说江青有神经病甚或有精神病，是否无端的怀疑？穆欣当然不是医生，但他作为一个神经正常的人，看到江青某些表现，认为可能是〃脑袋有病〃的症状，有什么错呢？
一个对江青的表现感到不正常，不管是正确地指出其政治上不正常，或仅只是目为精神上、神经上不正常，这才是正常的反应。把江青的表现看做正常，倒是有点不正常了。
说江青可能〃脑袋有病〃，在正常情况下，意味着她应该去看病，顶多意味着她在把病看好之前不适于担任某些负责工作，因为〃脑袋有病〃的人再做负责工作，太伤神，不利于健康；若不幸病入神经，那恐怕会丧失〃责任能力〃，不宜于负什么责任了。
大概正是这一点触着江青及其攀附者的神经，认为说她〃脑袋有病〃，就会引申到请她休息，夺她好不容易争到的大权。
不过江青没想到，她若当真弄到一张〃精神不正常〃的诊断书，后来是可以免予起诉的。十几年前某省某市某〃衙内〃杀了人，老子娘不就买通医生开了个有精神病的假证明，企图逃避法律追究么？
美国精神病分析专家沃尔特·兰格发现希特勒有恐癌症，又是癔病患者（这个癔病使他在1918年一度失明）。他的意志极不稳定，经常处于怀疑和恐惧中。他对医学及其作用的恐惧，使他做出丧失理智的决定，禁止他的军队进行破伤风接种，结果这种本可控制的疾病引起大量死亡。在这个癔病患者的影响下，整个第三帝国好像着了魔，大发歇斯底里，而犹太人和众多的邻国成了他病态野心的牺牲品。
另一个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据几名意大利、瑞士和荷兰医生证明，他早在步兵服役时就沾染性病，终身患有神经梅毒，在青霉素发现之前，用含汞的传统药物洒尔佛散治疗，难以避免药物反应。在战前梅毒已经侵蚀大脑和脊髓。希特勒曾经让自己的医生莫雷尔博士前往，但因为必须穿刺检查，墨索里尼不愿意接受这一干预。
当然造成世界浩劫的法西斯主义，不能仅仅以其领袖人物的精神不正常来解释，归之于个人的生理原因。然而权力人物的精神状态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影响决策，这是史不绝书的。倘若这一精神状态进入偏执、妄想、迷狂的地步，后果是可以想见的。
希特勒、墨索里尼长已矣。他们的病情不过是《病夫治国》一书的话题。江青也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病历档案容或尚未解密，但谈论她有病没病不会像在二十九年前那样成为大逆不道了。谁说社会没有发展，历史没有前进？
我想，今后在选拔各级领导干部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注意做一次周密的健康检查，对于本人或家族有精神病史的，本人有严重神经系统症状或心理病态的，预作某些防范性的限制……这其实不但令社会幸甚，国家幸甚，对有病的本人，也是堪称幸甚的。
1996年1月3日重读鲁迅的〃费厄泼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