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书，我买过几本，粗粗翻看，有的写得认真，有的流于草率，甚至不免夹杂些道路传闻。我虽曾建议建立〃文革学〃，并且提出其中该有一支是对江青的专门研究，但说老实话，我是希望有人去从事这项很值得一做的工作；至于我，对江青这个名字，却已经连听都不要听了。
可是每当忆旧，涉及某些老同志在文革中的遭遇，特别是有人因江青点名而坐牢，受迫害，江青的阴影仿佛又在眼前晃动，想回避也不可能。
据说江青接到过一封信，说深知她3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恶劣表现，警告她不要忘乎所以大意如此。后来江青查明是林老（伯渠）的夫人所写；林老在文革前去世，林老的夫人在文革中就被迫害致死了。
又据说，与潘汉年陷入同一冤案的扬帆，早年在新四军中，听从项英的指示，将他在上海工作时了解到的江青当年情况，如实汇报延安。50年代初期，江青在苏联养病时扬帆恰巧也出差苏联，让江青认出来了。
江青在上海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吗？据说文革后期，康生临死前，要人转告毛主席，说〃江青是叛徒〃；不过康生曾经诬指许多人，而且死无对证了。后来公审江青，没有正式涉及历史问题。因此江青被捕后，如说表现不好，按照审干定性的界限，是叛变出卖，自首变节，还是属于一般的软弱？不得而知。
江青在30年代上海的演艺界活动，闹过婚变，传过绯闻，当时小报白纸黑字，影剧圈里自然无人不晓。而对她的被捕和在狱中的表现，倒不一定尽人皆知的。那末，江青在文革中动用重权，把她在30年代上海的老同行一一抓起来，把议论她用蓝苹的名字演过电影就扣上〃恶（毒）攻（击）〃的帽子，把30年代上海的小报都叫做〃黑材料〃，谁保存以至谁看过这些就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嫌疑：主要是怕她被捕的旧闻〃扩散〃呢，还是怕她的桃色旧闻流传呢？
江青应该记得30年代上海的红星阮玲玉，在自杀前留下了〃人言可畏〃的遗言。江青自然还记得审干和整党当中对于曾经被捕者的怀疑和审查那时候不是〃无罪推定〃，而往往是先当做叛徒打，打不出问题，再慢慢地澄清。江青生长和长期生活过的农村，是积淀了几千年封建礼法的地方，她自然也深知她早年在上海的〃风流韵事〃，在直到60年代的中国社会上，仍然是被认为〃不正经〃的。江青必然是私心里自认为有生活上以至政治上的污点，这是她的心病，才拼命力求遮盖。
江青之畏〃人言〃，是因为这些〃人言〃会导致政治上的后果。于是她要灭口，尽管她的那些上海老同行早就三缄其口了，还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
江青在那些年代，尤其是掌握〃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大权的年月里，为了塑造自己的不但清白而且高大的形象，无所不用其极，但别的都好办，最难办的是历史。她要重塑也就是伪造历史，第一个最大的障碍不是自己的良心，却是人证和物证。只有把知情人赶尽杀绝，把历史材料焚烧净尽，才能够掩尽天下人耳目。
江青不是一个智商很低的人，但她神经系统中可能潜在的某种程度的迫害狂倾向，使她相信可以依靠手中的权力去掩尽天下人耳目，恨不得天下人尽化聋瞽，可以任其欺瞒和耍弄，终于成为一个欲盖弥彰的历史丑角。从这一个角度观察江青，未始不带一点悲剧色彩。
江青已矣，而历史长流。
1996年10月6日
下篇：品事（下）人的分类
前几年读黄家刚先生的《怀念与追悼》一文，乃略知已故作家、《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作者周克芹的生平。原来1958年夏，在全国范围反右派运动高潮已经过去之后，在四川中学生里开展起〃社教〃运动。周克芹是应届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按照当时政策本该统一分配工作的，然而没有，只能回家当农民。后来又听说，去年逝世的四川作家贺星寒，以及不少今天已近六十岁、当年不过十七八的四川人，都因在中学里被划为〃三、四类〃学生，遭到同样的命运，有的漂泊流落，更早地离开了人间。
我先还以为，如我一批当时二十岁出头划的右派是50年代最年轻的牺牲，不对了。不是说中央文件规定中学里面不搞反右派、不抓右派分子吗？〃社教〃不是反右派呀，划〃三、四类〃学生也不是戴右派帽子！历来讲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嘛，讲要保护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嘛。60年代全国开展〃社教〃运动，不知道是否即在四川经验的基础上推而广之？
60年代全国农村社教运动（又称〃四清〃运动）的经典文件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1965年1月14日下发。其中对农村干部的基本估计是：〃可能有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多数。〃这沿袭了过去农村整党整社通常把干部和基层组织分为四类的惯例，三类干部三类队就是〃问题多〃的，四类干部四类队就是〃性质严重〃的，或叫做〃烂掉了〃的。无缘得见1958年四川在中学生里搞〃社教〃的文件，不知那〃三类〃学生和〃四类〃学生划分的标准和控制数字，但从口口相传的简称〃这那生〃即〃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学生〃，便可知影响了千百个年轻中学生一生命运的，就是这个〃这样那样问题〃。
从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普遍性的命题出发，无时无地无事无物没有矛盾，矛盾就是问题，问题就是矛盾，然则没有一个人身上没有〃这样那样问题〃，是不是人人都可称〃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分子〃？
但〃有这样那样问题〃既然至少属于〃三类〃，闹不好就要滑到〃四类〃，为了策略起见，必须有所控制。〃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多数〃，就是说好的、比较好的占多数；则后两种人，亦即三四类比较坏的和坏的是少数。但除了〃一般情况〃还有特殊情况呢，那就保不住从百分之一二三，到百分之五，百分之十，只要没超过百分之五十，就还算少数，还算是〃在一般情况下〃，不必大惊小怪的。
时过境迁，人人可以当事后诸葛亮。我说〃事后诸葛亮〃全不带一点贬义。怕就怕想当事后诸葛亮还未必当得了，或是索性不想当。而欲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回顾历史的人，不能不问：又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工作方法似乎不可谓不〃科学〃了，为什么结果却无补于国计民生，无助于世道人心，也不利于各种矛盾的正确处理和社会政治的真正稳定呢？
把干部或学生分成一二三四类是一种分类。把专政对象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合称四类分子，后又加上右派分子合称五类分子，把这称为〃黑五类〃，相应地把工人、农民、革命军人等等称为〃红五类〃，又是一种分类。按：人本来是地球上生物众多纲目种属中的一类，所以叫人类。人类是可分的：性别，年龄，人种，民族，国籍，经济状况，文化程度，宗教信仰，政治态度，党派归属等等，都可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区别。我们在长期革命岁月中，坚持突出阶级分析，据以划分敌、友，实行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阶级路线，这是顺理成章的。
而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中，阶级分析往往导致〃唯成分论〃和阶级斗争扩大化。这好像还有哲学上的根据；记得也是从1958年掀起一阵工农学哲学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文革前夕，传诵一时的有对〃一分为二〃的通俗阐释，如社会按阶级分为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什么都可以无穷无尽地〃分〃下去，名之曰〃分的哲学〃，这很符合〃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论断，以致只要有两个人，就可以有左派和右派了，这种〃分的哲学〃与〃斗争哲学〃不可分，便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基础。
到了划分阶级不再严格依据经济收入，而搀杂政治态度、思想作风以至个人或团体的历史恩怨时，阶级分析已经变味；再到了以〃这样那样问题〃作为裁决一个个年轻人政治生命和生活出路的罪名，则不仅堕入烦琐哲学，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草菅人命了。
呜呼！所谓〃这那生〃成了一顶不大但也不小的政治帽子，戴在十七八岁的孩子头上，毕竟是沉重的。今天说起来，匪夷所思，视为笑谈，笑谈过后，依稀辨出帽子上沾染的几多血泪！
人是可以按照不同类别加以区分的。不然就没法进行社会调查和统计。按照在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不同的利益占有状况，作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划分，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只要这种划分反映了实际的存在。但像因有〃这样那样问题〃而划定〃三类、四类学生〃这类做法，和各种阶级标签、政治帽子一起，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分类学〃的产物，应该永远成为历史了，并且应由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以及人类学家从中研究出一点什么有益的东西，才不枉付出了一两代以至两三代人青春和生命的代价。
1997年5月13日
下篇：品事（下）论歧视
地区的歧视，比如上海人看不起〃江北佬〃，城里人看不起〃乡巴佬〃，那根源是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有些地方有些人，据说多半是服务员售货员，把港台的旅客叫〃港巴〃、〃台巴〃，则是出于逆反心理。
年龄歧视，老人骂年轻人〃黄口小儿〃，〃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既是基于对经验的自负，又是宗法社会〃长幼有序〃的恶性表现。年轻人回骂〃老朽〃曰：〃老不死的〃，〃占着茅坑不拉屎〃，逆反心理中同样搀着利益的矛盾。
人的观念反映着社会上各种利益的分配和占有。田连阡陌的富者认为自己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吃香的喝辣的，贫无立锥家无恒产者，自然认为没有我泥腿子谁养你油嘴子。冲突于是越来越激烈。那时候有钱有势的叫做出身好，贫贱人家自然是出身不好。富贵人家处处讲门第，招女婿也讲，王宝钏小姐彩球抛中了无业游民，硬跟着去苦守寒窑，为阔人所歧视，却被穷人歆羡，才成了千古佳话。出身寒门的陈世美凭文章考上状元还觉得不保险，想通过联姻改变自己的成份，若不是斜刺里杀出个包拯，光是演登第与招亲的好事，说不定也传为一则千古佳话呢。
革命：〃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有时会把历史颠倒过来。农民革命虽不能彻底革故鼎新，但也能一时〃搅得周天寒彻〃。原本说焦大不会爱林妹妹的，但主奴位移以后，焦大的意识随着存在而改变，也未必不会到太太小姐的牙床上去滚一滚。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翻天覆地，烈烈轰轰，虽也以农民为主力，却非历史上短命的农民暴动可比。在〃耕者有其田〃的旗帜下，实行〃土地还家〃，部分地解决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贫穷问题，并动员了千百万农民子弟为保卫分到的土地走上反蒋打天下的战场。当然，要彻底〃刨穷根〃，其实是要靠发展生产，分到手那点浮财管不了多久的。不过，这个穷人革了富人命的格局，不再需要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作〃贫非罪〃的辩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越穷越光荣〃的舆论和风尚。原先处在社会底层的贫雇农成了好成份，地主富农当然是坏成份，时代变了，这时地富家的王宝钏小姐如果主动下嫁贫雇农，就有了谁腐蚀谁的嫌疑，要好好查一查了。
阶级和阶级矛盾是客观存在，不同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不同阶级中人，互相隔膜互相戒备互相歧视，是正常的。假如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富贵者不知节制地巧取豪夺，使贫贱者有切肤之痛直到面临生死的抉择，仅仅是一干人等在那里宣传鼓动，制造起革命来，似不可能；有人看到革命对生产力对文化对人民生命的摧残，遂作〃告别革命〃之想，征诸过往的史册，窃以为是偏于一厢情愿了。
中国现代的革命，在四十多年前天下大定。当时使人耳目一新的，是工人农民地位的骤然提高。土改后乡村里的气氛（而且不止是气氛）此刻弥漫全国城乡：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成为人们羡慕的好出身，城里的资产阶级以至小资产阶级，一下子邻近了乡里的地主富农，那些无法选择自己出身的子弟们，仿佛有了〃原罪〃。事后回想，这是〃二分法〃过了头；承认阶级差别无疑是正确的，但致力于激化而不是钝化和缓解矛盾，就不是长治久安之计了。
在文言文，当时教育向工农敞开大门，是功在国家，利在后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