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他认为，剧变以后的进程也表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
看来，从苏联〃亡党亡国〃中得到最大好处的这些新显贵们，不少原是前朝遗老，早先党和政府官员中的〃老同志〃；当他们还披着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以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的时候，就是一批口是心非的利禄之徒，他们坚持的其实只有一条原则，就是所谓〃现在该轮到我们捞一把了〃。一俟国内发生政治危机，他们乐得如黄文所说的〃一呼百应，顺水推舟〃，在政权易帜之后，继续做他的官，发他的财。
四十多年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赌注押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几代身上。我们都不止一次地学习讨论，以提高警惕，寻找抵御之法。当时我们相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的语录，认定要搞垮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也必是〃思想领先〃，由思想文化的侵袭和腐蚀入手，而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似乎也就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犯罪嫌疑人。今天想想，未必尽然。有比意识形态更有力的东西，那就是金钱，竟被我们忘记了。尤其对于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人，一些具体的物质利益就能左右他们的思想行为。毋须来自敌对势力的腐蚀，先就腐败以至腐烂，自我颠覆了。可以说，江山变色，由腐败始。
套一句我们传统的话儿，所谓〃亡党亡国〃的最大危险，〃乃在萧墙之内〃！
我没有看到全书，不能对全书作出评价。然而书中涉及苏联解体缘于官僚特权阶层大搞腐败、与人民为敌这一分析和论述，至少接触到部分的真实，可读。
过去在文革中骂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归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纯属瞎说。今天，在苏联和苏共都已瓦解之后，探讨一下十月革命的故乡何以会一朝〃红旗落地〃，前苏联的人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应该不仅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课题。
1998年12月25日
下篇：品事（下）也谈”牛鬼蛇神”
刘心武呼吁，从今以后，不要再以〃牛鬼蛇神〃称人（见12月10日《文汇报·笔会》）。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心武查了《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见〃牛鬼蛇神〃词条的释文是：〃奇形怪状的鬼神。比喻社会上的丑恶事物和形形色色的坏人。〃他说读来心情沉重，建议今后再版时，在第二句前加上〃曾用来〃三个字。
就是说，〃牛鬼蛇神〃四个字〃曾用来比喻社会上的丑恶事物和形形色色的坏人〃。心武希望这种用法成为〃过去式〃。《辞海》同一词条却说〃后多用来比喻形形色色的坏人〃，没有下限，但从举例看，是暂时〃后〃到清朝末年：〃《老残游记续集》第二回，若官、幕两途，牛鬼蛇神，无所不有！〃
在唐杜牧以〃牛鬼蛇神〃与〃鲸鳖掷〃一起形容李贺诗的〃虚荒诞幻〃以后，人们笔下的〃牛鬼蛇神〃大异其趣，在《老残游记》作者那里，是官僚师爷群里的坏人，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主笔那里，则是〃地富反坏右〃。特别是他们当时主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不同的人，他们心目中〃形形色色的坏人〃也是形形色色的。
因为〃地富反坏右〃之为〃坏人〃，之为〃牛鬼蛇神〃，好像是没有争议的，因此，在那一历史时期也曾同被称为〃牛鬼蛇神〃，但一经平反就恢复了百分之百正经身份的〃走资派〃等等好人，在辞书里却仍然不得不属〃形形色色的坏人〃之列，是受牵连，委屈一下了。
假如哪位老同志的第三代、第四代孙儿孙女，有一天发现他们敬重的长辈，在公元1960年代下半叶曾被称为〃牛鬼蛇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去查辞书，才知道这是对〃形形色色的坏人〃的比喻；然则他们的革命老前辈是不是还得颇费一些唇舌呢？
当我以右派分子身份在专政队里劳动的时候，有些当时被封为〃走资派〃的老干部，就认为别人都是〃牛鬼蛇神〃，但他不是，他是凤凰落地，误掉进〃牛鬼蛇神〃堆里了。
我那时倒是比较想得开。叫什么都无妨，说是〃黑帮〃吧，自觉得并不那么黑；说是〃牛鬼蛇神〃，更不贴边，我何尝有牛首，又何尝是蛇身？这都有如在墙上写上某人名字再画个〃王八〃罢了。
我知道这种态度不足取。当时湖南有一份大字报，就义正词严地题为《谁是牛鬼蛇神？》一定要掰扯清楚。
但这就像什么叫香花什么叫毒草之类的〃问题〃一样，是永远也掰扯不清的，因为概念无法界定。我们长时期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连政策语言里都充满〃两条腿走路〃之类的比喻，甚至〃脱裤子，割尾巴〃一类不把人当人的人格侮辱性的话，那末，泛称〃牛鬼蛇神〃以打击敌人，就如同在墙上写刘少奇的名字时，把〃奇〃的字形扭曲近于〃狗〃字一样，都是〃可以理解〃的了。
当时我想，好在〃牛鬼蛇神〃云云，不能作为定性写进〃政治结论〃，不必较真；但今天回头想想，能写进结论的〃右派〃、〃走资派〃、〃修正主义〃云云，难道是经得起推敲的吗？
人是有感情的，喜怒哀乐，人皆有之，情绪来了的时候，也难免要骂人，随口找现成的，〃浑蛋〃、〃混账〃、〃乌龟王八蛋〃，以至〃牛鬼蛇神〃吧。如果你在家里骂娘，悉听尊便；问题是以煽情进行政治动员，用骂人话给政敌或非政敌定罪，就不符合现代政治的游戏规则了。因此我们才把例如文革阶段叫做非正常的历史时期。
只要我们的社会能由泛政治的、情绪化的人治进入法治，任何个人或集团不再能超越法律入人以罪，就不必对〃以'牛鬼蛇神'称人〃特别在意了，因为那只是一个这样称人者的道德文化素质问题，他骂人骂得违法了也可以诉诸法律来解决，不会形成对人的实际威胁了。
如果不能尽快地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过渡，仍然存在以权扰法，以权压法，以权废法，甚至言出法随的现象，那末，即使不再以〃牛鬼蛇神〃称人，换一个别的什么称呼，也会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1998年12月28日
下篇：品事（下）”基度山”外话恩仇（1）
春节后有一天，偶从电视机上拨出电影《基度山伯爵》。
如果说，在五十、六十年代的中国，曾有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外国文学作品的风行，值得在什么史册上添注一笔的话，那末，到了六七十年代，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也是值得一提的。那时候，在公众的书市、书架、书桌上，所有被江青谥为〃封、资、修〃、〃名、洋、古〃的文学著作，都已扫荡一空。但是解放前上海出版的蒋学模译《基度山恩仇记》四卷本，则因江青的青睐，而在一定范围内传阅不歇。
一百年前法国的大仲马，不会想到他会在此时此地暗中走红；经济学者蒋学模教授，更是万也想不到他的本行功业全被抹煞之际，他的大名竟是随附着水手丹特斯的报仇故事而为人所知。
江青是怎么发现这本书的？是因浏览国外电影而及此书，还是有谁向她推荐的？如此等等，大可不必深究。江青为什么喜欢这本书？正如她格外喜欢《飘》（旧译《乱世佳人》），倒是个有趣的问题。
这部小说和据以改编的电影，贯穿人物就是马赛水手爱德蒙·丹特斯，他被几个萧艾小人所陷害，羁押海上伊夫岛，后来越狱出来，由于意外得到一批珍宝，他借助于金钱的力量，一个一个地收拾了他的几个仇家。这样一个报仇的故事，一般认为属于大仲马《三个火枪手》（旧译《侠隐记》）等当时连载畅销、后来长久流传的通俗小说，似乎难登大雅之堂。30年代郑振铎《文学大纲》曾经点到书名，50年代以后，法国文学除了巴尔扎克得蒙圣眷外，连什么左拉、司汤达、福楼拜、莫泊桑都打入冷宫，更遑论大仲马了。只在五六十年代之交，《世界文学》上发表一篇苏联文艺学家多宾论情节的提炼和展开的论文，里面以《基度山恩仇记》开头人物两两出场为例，论述小说家笔下的层次和匠心；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这是大仲马此书惟一一次见诸当年报刊。而江青大约并未见到，在她有关样板戏和其他文艺问题的讲话里，谈到艺术结构，根本没涉及过大仲马。
这也可以反证，江青爱读此书，一定另有缘由；但不像毛泽东对《红与黑》一书的观感，有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记录，因此，我们只好试加猜测了。
1966年10月，赵丹、郑君里、陈鲤庭，这三位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过来人，同时遭到抄家。后来查明，此前江青曾经对〃林办〃主任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一个这样处心积虑，必欲报仇的人，别有会心地爱读《基度山恩仇记》，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深奥之处。
丹特斯要报的仇，是我们习惯所说，与〃杀父之仇〃对举的〃夺妻之恨〃，加上无妄临头的牢狱之灾。虽说陷害他时找的借口，也多少与当时政治即拿破仑和反拿破仑的背景有关，但并不是出于政治动机的人身迫害。丹特斯报的是个人之仇，但他是被不义之人迫害，值得同情。
江青报仇，很难相提并论。江青迫害的人多矣，恐怕情况也各有不同。她是利用政治权力和政治动乱时机以遂其报仇心愿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扫清她从政道路上的障碍。如赵丹等人，其实是她早年的同事和朋友，未必有什么积怨；他们之成为江青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只是因他们对她30年代上海生涯知之甚稔，而那一段江青的行藏，恰恰是中共党内有些人反对她成为毛泽东合法配偶的理由，因此也成了她自己的心病。这些可怜的〃旧雨〃还够不上称为她的〃仇人〃。她目为〃仇人〃，而要在文革中借机报复的，是在高层，延安时期对她的〃入闱〃持不同意见者首当其冲，其次便是在她深感受挫和〃被压制〃的心理以至心理变态下视为敌对的人。由于她的活动范围在政治权力圈中，她的〃仇人〃或亦可称〃政敌〃了吧。
从这一点解释江青文革中之所为，也不失为一个可取的角度。
我以为，不仅对江青，许多文革中的现象，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即所谓〃官报私仇〃是也。
从共产党的正统理论来说，不主张〃个人复仇〃，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来解决〃阶级仇〃和〃民族恨〃（而毛泽东认为民族问题归根结底也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刘少奇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还把〃报复性〃列为农民阶级之阶级性的负面表现之一。从若干党内教材和文艺作品中，也都表明个人急于报仇，往往成为〃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行为，干扰革命大局。如《红色娘子军》剧中的女主角，就是从个人报仇出发，认识到让整个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才是惟一的出路，这标志着她阶级觉悟的提高，政治上的成熟。
下篇：品事（下）”基度山”外话恩仇（2）
然而，我们看到，革命队伍重在吸收〃苦大仇深〃的人入伍，即使由于〃苦大仇深〃而在总的革命行动中发生个人的过火行为，也往往会以〃朴素的阶级感情〃而取得谅解。与此相应，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把私人动机汇入革命行动，包括我们称为〃官报私仇〃在内。由于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发动之初总是要反〃右〃，而不惜大量依靠〃勇敢分子〃，且从根据地、解放区时期的土改、肃反，到全国执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无法律条款可依，不是按法律程序办事，其中大小掌权者的个人打击报复，夹杂在似乎光明正大的运动之中，甚至达到赤裸裸的地步，也不足为奇。在下面，不过添了些小小无名的冤死鬼；而在上面，如江青者，矛头所向就是周恩来等一干人了。中国江湖上俗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江青从30年代后期熬到60年代中期，将近三十年，才等来报仇的机会，要说韧性，也还是有一些的。她的报仇，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实现了的，但她依靠的并非丹特斯那样是倘来的金钱，而是多少年间苦心积累的政治权力。
中国历史上，报仇雪耻作为能够掀动千万人的文化心理，是贯串了几千年的一条线。古之宗法社会，没有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