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这本书时，突出的感想，是假手于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竟无非一纸谎言。在这一点上，它自然与30年代莫斯科审判时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的谎言同一模式。不同的是，大家知道，1955年逮捕潘汉年，乃是因为他曾往见汪精卫的〃罪名〃。而为什么最后在终审判决书上却是另一个罪名呢？
再一想，这在长年没有法律可循的历史时期，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近读作家徐光耀回忆其被划右派的《昨夜西风凋碧树》一文，他划右的真实原因，是他在回答作协党组有关丁玲的书面调查时，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并对那种指供诱供式的调查提纲提出意见；但到定案时，罪状则只是他在1957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了。你说耐人寻味吗？这里有着比〃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更深的机杼在。
可悲的，是由法院（还是最高法院，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出面。记得在文革前夕草草判决胡风案时，也在北京的一间法庭里走了这么一个过场。不但到庭的证人（也是〃反革命〃胡风的〃同案犯〃）事前被指定了〃证词〃文本，作了背诵训练；连胡风本人也被〃打了招呼〃。当时并无需担心国内外舆论，当庭也不许局外人旁听，这样煞费苦心的表演又给谁看呢？
听命于法外之权的法律不过是权力者手下的一支刀笔，听命于法外之权的法官不过是权力者手下的一个狱吏罢了。
2000年6月6日
杂文集作序不安的灵魂归宿何处？
读高莽《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
高莽的这本书，同蓝英年的《寻墓者说》，都主要写了俄苏文艺界的一些〃旧人旧事〃。不同之处，蓝英年是虚写其〃墓〃，高莽则大多是曾亲去墓前凭吊，在文边配了这些墓前纪念碑、雕塑像的照片。
高莽把他的书题名《灵魂的归宿》，然而我以为，他写到的许多死于非命或受尽苦难的不安的灵魂，生不安枕，死不瞑目，〃应有未招魂〃，怕未必能算在公墓一角就找到了归宿。
女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年轻时丈夫就遭镇压，后来本人又被日丹诺夫点名批判，坎坷终身。她的土坟上覆盖着石片，坟前有一堵石块垒成的墙，据说象征着监狱，坟头上树着黑色铁铸的巨大十字架。高莽说他面对这苦难铸成的十字架陷入沉思：〃她来到世间，接受了苦难，又背负着苦难而去。她是母亲中最可怜的母亲，她是妻子中最可怜的妻子。〃高莽说：〃那个时代对她太残酷了！〃
〃那个时代对她太残酷了！〃这句话也适用于这本书里写到的大部分墓主。
书中涉及的二十二位文学家，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高莽还写到了十五位艺术家，五位汉学家，八位其他各界人士。
如在20…30年代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齐名的大导演梅耶荷德（1874…1940）。他提倡现代艺术，追求创新，深得国内外一部分舞台艺术家钦佩，但为苏联当局所不容。下面是高莽为他和他的妻子、话剧演员赖赫（1894…1939）开的一份时间表：
1937年12月17日，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出《异己的戏剧》一文，辱骂梅耶荷德的艺术探索。二十天以后，1938年1月7日，苏联政府艺术事业委员会通过决议：查封以梅耶荷德为名的国家剧院。那一天，赖赫在舞台上第725次，也是最后一次，扮演《茶花女》中的主角玛格丽特。她在梅耶荷德剧院工作十三年，创造了十几个使人铭记在心的角色。
1939年6月20日，梅耶荷德出差到列宁格勒，突然被捕。同一天，他在莫斯科的寓所遭到搜查。赖赫在搜查证明上签了字，同时附了一句：搜查人员〃蛮横无理〃。
二十四天以后，1939年7月14日凌晨1时，赖赫在家中遭人杀害，身上留下十七处伤口。寓中没有遗失任何东西。当局通知赖赫的子女：四十八小时之内腾出寓所。搬进去的是贝利亚的司机和贝利亚手下的一名女郎。1940年2月2日，根据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主席贝利亚的批示，梅耶荷德被处决。
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是贝利亚们的乐园。而像梅耶荷德夫妇这样的遭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竟是千百万正直敬业有思想有个性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命运。专制主义的极权统治是一切思想者、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天敌，是人类进步的天敌。
高莽写到的汉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维克托·彼得罗夫（1929…1987），对中国十分友好，他研究鲁迅、瞿秋白、巴金、老舍、郁达夫……著述等身，受同行们尊重，受同学们爱戴，但一直是大学里没有任何职称的老师。原来，50年代初，他在大学读书时便爱上了艾青的诗，他的学位论文选题为《论艾青》。为此，他对艾青的诗歌创作及生平事迹做了全面研究。谁料在准备论文答辩时，校方忽然通知他，艾青在中国被宣布为一个〃反党小集团〃成员，因此要求他改换题目。彼得罗夫经过一番思考，决意不改。他向校方表示：我可以不要学位，但我不能背叛学术良心。这就是为什么在事隔二十多年后，高莽与他重逢，听说他身体不好，关心地问他病情，他没细说，却殷殷打听中国老一辈作家在文革后的情况，特别是艾青。
可惜彼得罗夫已经在1987年，以五十九岁过早地逝世，然而他不肯违背自己的良心、不惜牺牲〃功名〃的士节，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高莽书里还介绍了风格不俗、很有特色的赫鲁晓夫墓。那墓碑由黑白两色花岗石交叉组合，两者中间托着完全写实主义的赫鲁晓夫头像。这一墓碑的设计者是著名的现代派雕刻家涅伊兹韦斯内。在这位雕刻家和赫鲁晓夫之间还有一段〃官司〃。1962年，赫鲁晓夫率领党政领导全班人马参观莫斯科美协成立三十周年的画展，看到一些非现实主义的作品（其主要作者是涅伊兹韦斯内），就以粗野的话训斥他，而他也毫不示弱，跟这个大人物顶撞。赫鲁晓夫骂他吃的是人民的血汗钱，拉出来的是狗屎；涅伊兹韦斯内反驳赫鲁晓夫，说他根本不懂艺术，是外行，是美学领域的文盲。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想和文艺界缓和关系，邀请挨过他批评的文艺界人士到家中做客。他三次邀请涅伊兹韦斯内，涅伊兹韦斯内都没有去。
赫鲁晓夫去世后，赫鲁晓夫的儿子找到涅伊兹韦斯内，请他为父亲设计墓碑。雕刻家表示同意，但提出条件：按他自己的想法做，别人不得干涉。他后来才知道，请他设计墓碑是赫鲁晓夫的意愿。按照赫鲁晓夫的遗嘱，请涅伊兹韦斯内设计的墓碑，最后成为一件吸引广泛注意的作品。墓碑的构图费人疑猜，诱人思考，而雕刻家与赫鲁晓夫的关系，也给人以深长的启发。
2000年7月25日
杂文集作序了解杨宪益
对杨宪益先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是酒仙，有的说是名士，有的说是散淡的人，有的说是社会良知的代表，有的说是学贯中西的末代士大夫，有的说是体现传统美德的现代知识分子，有的说是毕生追求民主的真正爱国者，有的说是死不悔改的自由派……当然不是在同一个层次立论，但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宪益其人的一面。杨宪益绝非两面派，但这多面的表现极自然地统一在他的为人处世之中。
我跟宪益交往年头不长，在1993年末写的《读杨诗》一文中，有几处概括了他给我的印象：
杨宪益的学问不挂在脸上，也不挂在嘴上。也就是说，他从来不〃吓唬老百姓〃，不以其所有骄人之所无。他的学问融入了他全部的教养，平时待人，从不见疾言厉色，酒边对客，容有《世说新语》式的机智和英国式的幽默，都化为寻常口头语，不紧不慢地说出。
看来通体透着淡泊宁静的杨宪益，几乎很难想象他会拍案而起，凛然陈词。然而正是同一个人。有人称之为〃散淡的人〃，其实散而不淡。他似乎与世无争，乃是不屑斤斤于个人得失，更不齿〃上下交征利〃；他仿佛十分随和，但他和而不同，面对原则是非，他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且率真得毫无掩饰，更没有矫揉造作。
杨宪益不是书蠹，他读历史读活了，他更关注现实这活的历史。他于个人利害是超脱的，但不是不问世事的隐士；他于是非曲直是执著的，但又能不胶着其中，而高出一筹，从历史的高处俯瞰，这样才有了诗……
中国传统文化之于杨宪益，主要的并不在于从而获得典籍中的知识（他在这方面的考据也见功夫，兹不具论），而在于得其精神、风骨、节操。他浸润于西方文化多年，我以为同样是得自由、平等、创造的真谛，而不仅表现于译事的信达雅。这在我原只是混沌的感觉，这回初读诗集卷首所收的杨氏早年诗作，我以为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证明。特别是《雪》和《死》两首长篇五古，都是诗人1932年春即十七岁少作，不但格调高古，诗艺已臻成熟，而且其中已形成的生死观表现了一种透彻的了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两者很好地互相结合渗透，是极其珍贵的。
这两首诗对人生和人格作了形而上的思考，但诉诸意象，读来亲切，不觉玄虚。可作了解杨宪益其人的钥匙，亦可作开启杨宪益其诗的钥匙。
而杨宪益作于1993年的《自勉》更为这一切作了明白的注释：〃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难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
这是七八年前我的看法，七八年来这一看法得到更多的印证。但不知能不能得到所有熟悉宪益的朋友们认同。
我和宪益先生是1988年初在著名记者彭子冈女士的纪念仪式上结识的。在那之前，我早就读过他的一些译余随笔，别有会心的考据文字，又从他一些老朋友的口碑和新朋友的记述，得知他的为人。我们过从稍密，则是在90年代之初，他那被人戏称为〃杨氏沙龙〃的家里，已经门可罗雀的时候，我那时还没有被医生责令戒酒，于是相与持酒谈诗自然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打油诗〃。这种忘年之交，诗酒之谊，要在随兴之所至，谈笑风生，他既不查我的三代，我也不问他的身世。因此，多年下来，我除了知道他出身名门，负笈牛津，结缡海外，回国报效，直至热情迎接南京解放这样一个轮廓以外，于他在1949年以前的经历知之甚少；而1949年后，也仅知他和戴乃迭夫人共同从事把鲁迅著作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向英语世界译介的工作，日以继夜，字斟句酌；至于他的蹭蹬他的厄运，怕触痛他们老夫妇，我是从来不问的。虽然觉得读其诗、聆其教足矣，但听说他有口述自传出版，也曾很想一睹为快，后来才知道那是外文，相隔太远了。后来不断听说有人找他访问，但发为文章的不多。今年有李辉先生关于他们贤伉俪的图文并茂的著述加入〃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出版，最近又欣闻邹霆先生以十余年之功写出了宪益的传记，我想，不但对杨宪益知之不多的人可以从而识其人，我也可以从这里补我所知之不足。
我在前面所引1993年对宪益的印象，已经是晚年〃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杨宪益，已经可说是一代典型。然而，〃这一个〃杨宪益，是怎样从津门少年、牛津学子、爱国学人、民主人士，一步一步走来的呢？有心人或可在这部传记中寻到踪迹。
按照过去习惯的说法，宪益的出身属于膏粱之家。这样人家的子弟，有的声色犬马，贪婪奢侈，但也并不尽然。不少人从小衣食无虞，什么都享受过，见识过，反不像某些出身贫寒的人那样容易耽于物欲；宪益日常不善自理，看得出幼年失怙，作为众姐妹群中〃独苗儿〃的少爷公子，〃生于深宅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烙印，这一点有些像〃但知饱食，不谙他务〃的样子，然而他一生能淡泊自处，不但不懂得斤斤计较，而且大事小情都与工于心计的人大异，这就不仅是贾宝玉式的〃潦倒不通庶务〃所能解释，多半由于他所受的书本教育的熏陶，加上他笃信书本上东西的那种〃书生气〃，这份书生气成全了他的责任感，他的正义感，他的道德感，也使他隔绝了政客的权变，市侩的机诈，乡愿的伪善无特操，文痞文丐的蝇营狗苟。我一直相信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性格大抵在十几岁时就已形成。少年时代中西优秀文化给予杨宪益的影响，到老都看得出来：他对人间不平事的愤怒和悲悯，无所顾忌的指斥和抨击，依稀〃少不更事〃的率性天真、〃少爷脾气〃（这一点倒与〃廖公子〃承志同志有某些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