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生活已达到相当舒适程度，行有余力，才积聚资本。故一般而论，设真实所得增加，则储蓄在所得中所占之成数（proportion）增加。但不论储蓄所占成数是否增大，任何现代社会大概都适用下述基本心理法则：当一社会之真实所得增加时，其消费量不会以同一绝对量增加，故储蓄之绝对量增大除非同时在其他因素方面，有异常重大之变发生。我们以后可以知道，①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稳定，主要是因为有此基本法则之存在。换句话说，当就业量亦即总所得增加时，毋须把所有就业增量，都用来满足消费增量。
反之，当所得因就业量之减低而减低，而且减低之程度甚大时，则不仅若干个人或若干机关， 可以用其在境况较佳时所积聚下来的后备金（financialreserves）作消费之用，使其消费超过所得，即政府亦能如此；因为政府也可以有意无意造成超支（budgetarydeficit），或用举债筹款救济失业。故当就业量降至一低水准时，或由于个人之习惯性行为，或由于政府采取行动，总消费量之减低，不若真实所得之减低之甚。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新的均衡位置，在相当温和的变动范围以内，即可达到。否则就业与所得之降低，一经发动，便将继续降低到极端程度。
这个简单原则又可达到以前结论：除非消费倾向改变，否则就业量只能随投资之增加而增加。盖当就业量增加时，消费者对消费之增加，将小于总供给价格之增加，故除非投资增加，补足这个罐隙，否则增加就业量将无利可图。
Ⅳ有一件事实，我们切不可低估其重要性，即：就业量固然是预期消费与预期投资之函数，但设其他情形不变，消费量却是净所得之函数，亦即净投资之函数（因为净所得等于消费加净投资）。换句话说，设在计算净所得时，① 参阅下第十四章。
准备基金（financial provision）提得愈多，则一特定投资量对于消费之有利影响愈小，亦即对于就业量之有利影响愈小。
设此全部准备基金（或补充成本），事实上确在目前用之于维持现有资本设备，则此点不致被人忽略。但设所提基金超过当前实际维持费，则此种行为对于就业量之影响，往往未为人充分了解。盖此超过部分，既不直接引起当前投资，又未能用之于当前消费，故此超数必须由新投资抵补；但新投资之需求，与当前旧设备之耗损，几乎毫无关系，而准备基金乃为后者而设，结果是：新投资之可以用于产生当前所得者为之减少，故设欲维持一特定就业量，则新投资之需求必须加强。以上所论，亦适用于使用者成本中之耗损，只要该耗损在实际上并未弥补。
设有一屋，在未拆毁或放弃以前，继续可用。房主于每年租金中，提出一笔款项作为折旧基金，但既不用之于修缮房屋上，又不视之为净所得作消费之用；则此种基金，不论是属于U 或V，在此房屋之整个寿命中，总是对于就业不利；但在此房屋需要重建时，则前愆尽赎。
在静态经济体系中，这些都不值得提。因为在静态经济体系之内，每年旧屋之折旧，恰等于该年新屋之建置费；旧屋寿终之速度，恰与新屋添建之速度相等。但在非静态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对长寿资产之投资狂热刚过之后这段时期内，这些因素可以非常严重，盖在此种情形之下，雇主对其现有资本设备，将提出一笔较大的折旧基金，而此种设备，虽随时间之消逝而有所损失，但以其全部基金用之于修理补充之日，则尚未到临，故有一极大部分之新投资为此基金所吸收，于是所得只能甚低，以与总净投资相适应，而不能提高。故在旧设备需要重置（提出折旧基金之目的即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折旧基金这一项，便将消费能力从消费者手中夺去；换句话说，折旧基金减少当前有效需求，只有在旧设备真正需要重置之年，方才增加有效需求。除此以外， 如果再加上所谓“ 财政稳健政策”
（financialprudence），即提出之折旧基金远超过该设备之实际折旧率，则累积影响可以非常严重。
以美国为例。在1929 时，由于过去五年中资本之急剧扩张，故偿债基金及折旧基金皆甚大，而设备则并不需要重置，于是极大部分之新投资，皆为此种基金所吸收；当时几乎没有希望找出更多新的投资，为一个富裕社会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所愿意提供的新储蓄谋求出路。仅仅这一个因素，也许就可以引起不景气。而在不景气时期，还有许多大公司，只要力之所及，仍实行财政稳健政策；这也给与早日复兴一个严重障碍。
又以今日（1935）英国情形为例。战后大量的住宅建筑以及其他新投资，使今日所有偿债基金远超过当前实际所需修理费与重置费。设从事投资者为地方当局或公共机关，则因拘泥于所谓“健全”财政（Ｓoundfinance）原则，往往于重置之日尚未到临以前，即将原来成本全部提清，故此种情形更为加强。结果是：即使私人愿意以其全部净所得完全用之于消费，但是因为同时在另一方面，此等官方或半官方机关正在依法提出大量偿债基金（不论有无新投资与之相应），故充分就业极难恢复。地方当局每年所提出的偿债基金，我想是①超过其每年投资支出之半数。①不知当卫生部（Minlstry of Health）① 财政政策对于财宫增加到底有什么影响，许多人不免有重大误解；但在未达到第四编利率论之前，我们不能对此点作充分讨论。
坚持地方当局必须呆板的提出偿债基金时，是否知道此种政策会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设建筑协会（BuildingSocieties）垫款于个人，助其建筑房屋，则房主因想在房屋尚未到不堪再用地步，即将债务清偿，故储蓄量常较平常为多。不过，这个因素之所以减少消费，大概是因为它直接减少消费倾向，而不是因为它减少净所得。举几个实际数字，建筑协会垫款偿还数，在1925为24，000，000 镑，至1933 增为68，000，ooo 镑；而1933 之新垫款则为103，000，000 镑。今日垫款偿还数想来更大。
由产量统计能够得到的，是投资而不是净投资，这件事实，考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所着《国民所得1924…1931》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他又指出：折旧等项，经常在投资值中占极大成数。例如他估计1928年至1931 年大不列颠之投资与净投资如下①（但他所谓毛投资，也许包括一部分使用者成本，故较我所谓投资大；又他所谓净投资与我所谓净投资，到底相应到什么程度，亦不明白）：
年 份毛 投 资（单位：百万镑）旧资本之折旧净 投 资1928 791 433 3581929 731 435 2961930 620 437 1831931 482 439 43库兹涅茨（Kuznets）先生计算美国1919 年至1933 年之毛资本形成（grosscapital formation）（调即我所谓投资）时，亦得到类似结论。从产量统计中能够得到的，一定只是毛投资，而不是净投资。库兹涅茨氏也发现从毛投资变为净投资之困难，他说：“从毛资本形成变为净资本形成，其困难即在如何矫正现有持久品之每年耗蚀量。而此困难之起，不仅只是材料缺乏，亦因为持久品之每年耗蚀量这一个概念本身，就不够明白”。②因之他只能假定：“商号簿籍中所记折旧与折耗，确能正确代表该商号现用持久品之耗蚀量”。但在另一方面，私人手中之房屋及其他持久品，他并不设法减除其耗蚀量。库氏之计算结果，可用下表总括之（单位百万美元）：
① 参阅下第十八章第三节。
① 实际数字被认为无关宏旨，故在两年或两年以后，始行发表。
② 从1929 年4 月至1930 年3 月这一年中，地方当局用之于资本支出者，共为87；000；000 镑，其中偿债基金却占去了37；000；000 镑。1932 年4 月至1933 年3 月这一年中，其相应数字为81；000；000 镑及46；000；000镑。
年 份毛资本形成（商业存货之净改变，已计算在内）雇主之加工、修理、维持、折旧与折耗净资本形成（库兹涅茨的定义）19251926192719281929193019311932193330；70633；57131；15733；93434；49127；53818；7217；78014；8797；6858；2888；2238；4819；0108；5027；6236；5438；20423；02125；28322；93425；45325；48119；03611；0981；2376；675由上表可以清楚看出：1925…1929 年五年之中，净资本形成非常稳定，即在经济繁荣之后期，也不过增10％。雇主之修理、维持、折旧、折耗等减数，则即使在不景气最深刻时期还是很高。库兹涅茨所用方法，大概过于低估每年折旧等项之增加数，盖所增者尚不及每年净资本形成之112％。自1929年后，净资本形成一落千丈，1932 年数字，比之1925…1929 年五年平均数字，低95％以上。
以上所论，在某种限度以内，确是题外之文。但我们必须强调一点：设社会已有大量资本，则在计算净所得时，必先从所得中减去一大笔，余数始可作消费之用。故即使群众愿意以其净所得之极大部分用之于消费，消费倾向还是不免趋低。
再重复一遍：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就业机会必受总需求量之限制，总需求只有两种来源：（a）现在消费，（b）现在准备未来消费。在有利可图这个条件之下，现在可以着手准备的未来消费，不能推至极远；而且从社会观点看来，要供给未来消费，不能从理财上打算，只能在现在实实在在生产东西。故设当前社会经济组织，可以允许财政上准备未来消费与物质上准备未来消费两相分离，获得前者之努力未必即引起后者，则财政稳健政策可使总需求减少，因而损害公共福利。例证甚多，不胜枚举。而且，已经预先准备好了的未来消费愈大，则愈难找寻更多的未来消费来预先准备，而我们依赖现在消费以作需求之源之程度愈深。不幸所得愈大，则所得与消费之差亦愈大。设无新奇策略，问题将无法解决，除非让失业增加，社会贫穷到一种程度，使得所得与消费之差，恰等于在目前有利可图这个条件之下，为准备未来消费而生产的产物价值。
问题又可作如下观。消费一部分可以用当前所产物品来满足，一部分可以用以往所产物品来满足，即用负投资来满足，设消费用后者来满足，则当前（消费〕需求亦随之而减，盖一部分当前支出，不再返为净所得。反之，设有一物在本期出产，而此物之目的乃在满足未来消费，则当前需求为之增大。一切资本投资，迟早总要变成负投资，故如何使新的资本投资，常常超过资本负投资，以弥补净所得与消费之罅隙，乃成为一大问题，而且此问题随资本之增加而愈来愈难。
只有当人们预期未来消费支出会增加时，当前新投资才会超过原有资本之负投资。每次我们以增加投资来取得今日之均衡，便增加取得明日均衡之困难。
今日之消费倾向减低，而尚与公共福利不悻者，因为人们预期消费倾向将有提高之日。我们不禁想到“蜜蜂寓言人明日之欢乐，乃是今日可以严肃之必不可少条件。
有件很奇怪的事情值得一提。如投资者为政府机关，例如政府建筑道路或住宅，则一般人似乎意识到有这道最后难关之存在。一般人之所以反对政府用投资方式来增加就业，其常用理由之一，就是因为这类计划将为未来增加困难。他们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把一个静止人口能够需要的住宅、道路、市政厅、水电厂等等，都建造起来以后，你还做什么呢？”不过一般人却不大容易了解，私人从事投资，或私人从事扩张工业，也有同样困难。尤其是后者，因为对于厂房设备等之需求，比之对于住宅之需求，还要容易满足，而且只能吸收每个人很少一点款项。
在这些地方（其他关于资本之学术上讨论，亦复如是），我们思路之所以不容易十分清楚，乃是因为我们不太充分了解：资本不能离开消费而独立存在，反之，如果消费倾向一经减低，便成为永久习惯，则不仅消费需求将减少，资本需求亦将减少。
第九章 消费倾向：（二）主观因素Ⅰ设总所得（以工资单位计算）不变，又设上述客观因素不变，则尚有第二类因素，亦能影响一特定量所得中之消费量：这就是若干决定消费多寡之主观的、社会的动机。分析这些因素并没有什么新奇处，故只须列举其中较重要者，不必再加申论。
一般说来，有八种主要的动机或对象。每种都带有主观色彩，可以使人不以其所得用之千消费。这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