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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以后，消费不足之说，纷至沓来，其中以道格拉斯（Doug－las）少校之说最出名。当然，道格拉斯少校之说之所以得势，大部分还是因为正统学派对于他所作致命批评无法作答。但在另一方面、他的详细诊断，尤其是所谓A＋B 定理，有许多只是故玄其词。若道格拉斯少校之日项，只包括雇主所提出之折旧准备金，而现在尚未作添置修葺之用者，则尚言之成理。但即使作如此解，我们还得要顾到：其他方面之新投资，以及消费支出之增加，可以与此种折旧准备金相抵消。道格拉斯少校比正统学派较胜一筹者，乃是他至少没有完全遗忘当代经济体系之主要问题；但是他不能和孟迪维尔、马尔萨斯、盖赛尔、霍布森等相提并论，他在勇敢的异端军中，大概是一名小兵，不是少校。后面这几个人，宁愿依凭直觉，对真理作一知半解之窥测，而不肯信任逻辑，知过不改；夫逻辑易事也，推理固清楚矣，固前后一致矣，无奈所根据之假设，与事实不符何？
④ 同上书，第117 页。
第二十四章 结语：略论《通论》可以引起的社会哲学Ⅰ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着缺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上述理论，对于第一种缺点之关系，很显而易见，但对于第二种缺点，在很重要的两方面，也颇有关系。
自从19 世纪末叶以来，所得税、超额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在去除财富与所得之绝大差异方面已有长足进步，尤以英国为然。许多人都愿意这种办法再推进一步，但是因为有两种顾虑，不免投鼠忌器：一部分固然是怕故意规避之风将由此而炽，而且负担风险之动机亦将大形削弱；但是主要顾虑，还是因为人们相信：资本之生长乃系于个人储蓄动机之强弱；大部分资本之增加乃从富人过剩所得中储蓄而来。我所提出的论据并不影响第一种顾虑，但对于第二种顾虑，我们应持何种态度，却大有修改余地。我们知道，在达到充分就业这点以前，资本之生长并不系乎消费倾向之低，反之，反因其低而遭遏制；只有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消费倾向之低，才利于资本生长。
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在现行情形之下，各公私机关用偿债基金等方式所作储蓄已经绰有余裕，故若现在采取步骤，重新分配所得，以提高消费倾向，则对于资本之生长大概是有利无弊。
现在还很流行着一种信念，认为遗产税可以使得一国之资本财富减少，这正可以说明，公众对于这些问题还模糊不清，缺乏正确了解。今设国家以遗产税税收作经常支出之用，因之减低或豁免所得税及消费税，则在此种财政政策之下，高额遗产税固然有增加社会消费倾向之功效，但是因为当消费倾向作永久增加时，在一般情形之下（即除去充分就业情形），投资引诱也同时增加，故普通所作推断适与真理相反。
因之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在当代情形之下，财富之生长不仅不系乎富人之节约（象普通所想象的那样），反之，恐反遭此种节约之阻挠。故主张社会上应当有财富之绝大不均者，其主要理由之一已经不成立了。我并不是说，再没有别种理由可以在某种情形之下，为某种程度之财富不均辩护，而不受上述理论之影响；但是我们的理论，的确去掉了以往所以不敢大胆行动之最重要理由。我们对于遗产税之态度，尤其受到影响，因为有若干理由可以替所得不均辩护者，却不能为遗产不均辩护。
就我本人而论，我相信的确有社会的以及心理的理由，可以替财富与所得之不均辩护，可是不均得象今日那样厉害，那就无法辩护了。人类有许多有价值的活动，必须要有发财这个动机，私有财产这个环境，才能充分收效。
而且，人类有许多危险性格，也因为有发财机会之存在，而导入比较无害之途；假使没有这条泄泄之道，这些危险性格也许会发为残暴、不顾一切唯个人权势是图，以及他种自大狂。我们宁可让一个人做他银行存款之暴君，不要让他做他同胞公民之暴君；固然，有人说，前者是后者之手段，但至少有时前者也可以替代后者。不过要鼓励这些活动，要满足这些性格，赌注不必象今日这样大。即使把赌注减少许多，只要作此游戏者都习惯于小赌，还是一样可以达到目的。我们不要把改变人性和管理人性混为一谈。在一理想社会之中，人们可以因为教育、感召、环境等关系，根本对于赌注不发生兴趣，但若一般人或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发财欲有强烈嗜好，则让人在规则与限制之下作此发财之戏，恐不失为聪明睿智的政治家作风。
Ⅱ但是从我们论证之中，还可以得出第二个、重要性更大的推论，和财富不均之前途有关，这个论证便是我们的利率论。到现在为止，一般人之所以认为有维持相当高利率之必要者，乃是因为觉得非如此，储蓄之诱惑力将不够充分。但是我们在上面说过了，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
毫无疑义，用此标准定出来的利率，一定要比现行者低许多。当资本数量逐渐增加时，资本之边际效率表要下降，就我们对后者臆测所及，则为或多或少继续维持充分就业计，利率大概须以坚定步伐，续趋下游，除非是社会全体（包括国家在内）之消费倾向会有极大改变。
我相信资本之需求是有严格限度的；意思是说，资本数量不难增加到一点，使其边际效率降至极低。这并不是说，使用资本品可以几乎不出代价；而是说，从资本品得到的收益，除了抵补折旧折陈以外，所余下的一点，只是负担风险、行使技巧与判断等功能所必需的代价而已。总之，持久性资产在其整个寿命中所产生的总收益，也象寿命极短的商品一样，只足抵补劳力成本再加上一些风险成本、一些技巧与监督之代价。
这种情况，跟某种程度的个人主义可以很不冲突，但坐收利息这个阶级（rentiers）的确会慢慢自然死亡，资本家也逐渐不能再利用资本之稀少性扩大其压迫力量。在今日情形之下，利息与地租之性质相同，并不是真正牺牲之代价。资本所有主之所以能取得利息，乃是因为资本稀少，正好象地主之所以能取得地租，乃是因为土地稀少。但土地稀少还有其真正理由，而资本稀少则毫无。在长时期中，资本稀少之必要理由并不存在。此处所谓必要理由者，是指一种真正牺牲，若没有利息作报酬，将没有人肯负担这种牺牲。
例如，如果资本数量尚未十分丰富，而私人之消费倾向又欲将充分就业下之全部所得皆作消费之用，丝毫不作净储蓄，则资本稀少的确有了真正理由。
但即使是这种情形，还可以由国家来举办集体储蓄，维持储蓄于一定水准，让资本扩大到一点，不再有稀少性。
故我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中之有坐收利息阶级，乃是一种过渡时期现象，其任务完毕时即将消灭。坐收利息阶级一经消灭，资本主义便将大为改观。
我的主张还有一极大好处：坐收利息阶级以及毫无用处的投资者之自然死亡，并不是骤然的，而只是把最近在英国已经可以看到的现象慢慢延长下去而已，故不需要革命。
故在实际施政时，不妨确立两种目标：第一，增加资本数量，使得资本不再有稀少性，毫无功能的投资者从此不能再坐收利益。第二，建立一个直接税体系，使得理财家、雇主以及诸如此类人物之智慧、决策、行政技能等，在合理报酬之下为社会服务。这些人对于本行都非常有兴趣，故即使报酬比现在低很多，还肯继续服务。以上两种目标并没有窒碍难行之处。
至于在何种范围以内，国家（公共意志之代表人）应当设法增加并补充投资引诱；在何种范围以内，应当鼓励一般人之消费倾向，同时又可在一两个世纪以内使得资本不再有稀少价值，那只能由经验来决定。也许，当利率下降时，消费倾向很容易加强，故在充分就业情形之下，资本之累积速率亦不比现在大。假使如此，则对大额所得以及大额遗产课以更重之税，也许有可以非难之处，即循此政策达到充分就业时，资本之累积速率要比现在小许多。请不要以为我不承认有这种结果之可能性，或不承认这种结果很或然。在这些问题上，预断普通人在不同环境之中会有何种反应，不免失之轻率。不过，要是不难接近充分就业，同时资本之累积速率又比现在大一些，虽然大得不多，则至少解决了当代一个重要问题。至于在何种范围以内，用何种方法，可以要求本世代人士多节约一些，以便为后人造充分投资之境，同时又与情理不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需要另行决定。
Ⅲ在其他几方面，以上这个理论之含意倒是相当保守的。固然。有几件事情，现在操之于私人之手者，将由国家集中管理；但是还有许多活动不受影响。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以及其他方法，指导消费倾向。
还有，仅仅依赖银行政策对利率之影响，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最适度的投资量，故我觉得，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伴事情，由社会来综揽；但这也不是毫无妥协折衷余地，还有许多办法，可以让国家之权威之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强烈理由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把社会上大部分经济生活包罗在政府权限以内。要紧的倒不是生产工具国有；只要国家能够决定（a）资源之用于增加生产工具者，其总额应为若干；（b）持有此种资源者，其基本报酬应为若干，则国家已尽其职责。
而且，实行社会化之种种必要步骤，也可以慢慢逐渐引进，不必打断社会上的一般传统。
我们对于经典学派理论之批评，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未能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但设实行管理以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则从这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今设产量为已知，换句话说，设决定产量多寡之力量，不在经典学派思想体系之内，则经典学派所作分析，例如私人为追求自己利益将决定生产何物，用何种方法（即何种生产原秦之配合比例）生产，如何将最后产物之价值分配于各生产原素等等，仍无可非议。
又，我们对于节俭这个问题，虽然看法不同，但对于现代经典学派所说，在完全竞争以及不完全竞争两种情形之下，公益与私利二者平行不悻之程度如何，也没有什么非议。故除了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必须由中央统制，以便二者互相配合适应以外，实在没有理由要使经济生活比以前更社会化。
把这点说得更具体一些：就已就业的生产原紊而论，我觉得没有理由可以说，现行经济体系有把生产原紊作绝大不当使用之处。当然，预测不免有错误，然而这在中央统制计划之下也是免不了的。假使有1 千万人愿意而且可以工作，其中9 百万人得到了工作，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说，这9 百万人之劳力有使用不当之处。我们对于现行经济制度不满者，倒不是这9 百万人应当去做别的事情，而是其余1 百万人也应当有事可作。现行制度之缺点，不在实际就业者之工作方向，而在实际就业者之数量。
因此我同意盖赛尔之说，认为要补充经典学派理论之缺点，不在把“曼彻斯特体系”
（Manchester Ｓystem）一笔抹杀，而在指出须有何种环境，然后经济力量之自由运用才能把生产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当然，为确保充分就业所必须有的中央统制，已经把传统的政府机能扩充了许多。近代经典学派亦曾唤起注意，在几种情形之下，不能让经济力量自由运用，须由政府来约束或指导；但是还有很大一片园地可以由私人负责，由私人策动。在这个园地以内，个人主义之传统优点还是继续存在。
让我们停一停，温习一下这些优点是什么。一部分当然是效率高，这是管理不集中以及追求自己利益之好处。决策不集中以及个人负责对于效率之好处，恐怕比19 世纪所设想者还要大；而当代之不屑乞助于利己动机，亦嫌过火。除此以外，假使能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