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公平合理的工作环境。如果既有的工作环境为员工所认同，并且有一套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那么他们就会尽其努力完成其认可的工作任务。反之亦然。
目前香港正计划实行公务员弹性工作制，试图以此来增加公务员的闲暇及再教育的时间，改善政府服务的工作效率。笔者想这是现代社会内在发展要求所在，也是适应了国际劳动工作制。不过，如果要推行这个计划，可能有以下几个问题应该加以注意：一是员工的工作时间少了，会不降低其工作质量吗？如果不会，这可能或是以往的工作本来就人浮于事，现在工作安排重新厘定后，员工工作时间的减少，可能会改善其工作效率；或是重新制定一套公务员的工作标准，尽量减少其组织中的奖惩机制的公平性，从而使完全属于个人的人力资本在新的制度安排下得到有效的发挥。可以说，在上述情况下，公务员减少其工作时间不仅不会降低政府工作的服务质量，反之还有利于政府工作效率的改善。但是，由于组织运作成本及监督成本存在，政府要制定一套员工完全认可的公平标准并非易事，特别是政府的工作基本上是服务性的工作。而服务性的工作要想在质上及量上完全度量是不可能的。在工作的质与量不可完全度量的情况下，一种员工完全认可的公平标准就不可能形成，要让员工自愿地努力工作也会大打折扣。因此，香港政府要推行公务员的弹性工作制，并不在于其目标如何诱人，关键的是如何重新厘定员工工作标准，如何建立一套新的员工激励约束机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其计划目标。
美国企业与政府都是实行5天工作制；但美国并没有因为工作时间少而让美国经济萧条、失业率增加；反之，20世纪以来，美国并没有因工作时间比较别国短而经济竞争力弱化，反之则一直领先于世界。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它们不断地在建立完善激励员工工作的机制。
（2000年12月）
第三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经济第52节 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外在性
外在性问题是环境经济学的核心，尽管原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认为这个概念对产权经济学没有多少意义，但环境问题的外在性讨论，不仅引发了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也促使了环境经济学的出现。因此，在日益兴起的环境保护的问题上，外在性问题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个人在公共场所抽烟，可能会对他人的健康产生影响；一个工厂的烟雾或噪声，会影响相邻居民的日常生活；一个企业的工业污水流入河里，会影响下游人的生产与生活等等。这些都是外在性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外在性问题如何来处理？古典经济学解决的办法是，对受损者，或是进行直接补偿，或是政府以征税的方式间接补偿。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资源不能有效使用，完全可以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在现代产权经济学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思路，因为外在性问题不仅在于如何对造成损害的补偿，而且要看到为了避免这种损害又产生一种新的更严重的损害。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允许A损害B，还是允许B损害A？而在于如何避免更严重的损害。对于这个问题，在产权界定清楚的情况下，通过市场是能够很好解决的。
对于最近香港环保署以广九铁路上水至落马洲支线计划可能严重影响原湿地生态环境为理由，否决该项工程，令落马洲支线不能如期在4年后完成。而上水村民则表示，如果铁路不能在该地建成，作为湿地的地主，会在自己的土地撒杀草剂，杀死湿地植物，赶走雀鸟，实行“玉石俱焚”！广九铁路亦表示，他们会据理上诉，并在上诉期间，原定于明年动工的马鞍山支线和尖沙咀沿线工程，将会延后开工，以等待上诉结果。其实，这完全是由于外在性问题引出的争端。首先，由于铁路在环保人士所称的原始湿地经过，所导致的外在性成本，使得所经过之地的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从而破坏了香港人的生活环境；其次，上水村民之所以抗拒环保署的决定，就在于铁路如果在他们的土地上修建，不仅可以获得征用土地费用补偿、方便他们的生活，而且在于让他们的土地迅速升值，即巨大的外在性收益；再次，对广九铁路来说，设计方案的改变，除了增加直接成本外，其最大的外在性一是广九铁路可能把所增加的直接成本今后转移到顾客身上，二是影响工程按期完成，影响香港居民生活便利。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面对着落马洲支线计划巨大的外在性，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是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完成，还是通过市场的选择来达到？政府的干预是最好的方案吗？如果认为政府的方案最好，那么这种方案是经过精细的成本收益分析，还是以某种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为标准？如果是后者，这种标准是否真正地以香港的公众利益为目标，还是以冠冕堂皇的口号为掩饰？还有，上水村的地主们是否有权在他们的湿地上作为，如杀草、赶走雀鸟？如果有，那么政府要保护其湿地生态环境的目的如何达到？如果没有，那么拥有这些湿地的地主们的权限如何界定？界定了之后，政府又如何来监督，其监督的成本又是多少？由谁来承担？还有，保护湿地生态和修建落马洲支线都是香港的公众利益，如果不通过经济上的成本收益分析，人们凭什么来断定哪种行为对香港民众的收益更大、损害更小呢？
笔者想面对以上的一系列外在性问题，无论是民众，或是政府都没有深入地思考分析过，即使是政府会认为咨询过所谓的专业人士的意见，但无论是少数人的咨询，还是政府官员断然决定都比不上市场选择可使资源更有效地利用。如果说，政府高官仅想表明其官位的权威性（或许他会说，他是依法而为，但任何法律对人们的行为都是不完全的，需要根据新情况不断修正完善的），做出断然的决定，那么整个社会公众的利益就可能会受到伤害。
总之，环境保护的目的是什么，不外乎就是为民众谋求长期的利益、减少外在性吗？如果说，离开了这个目标，把环境保护当成一种意识形态，那么这种环境保护无论是从长期看，还是从短期看都于民不利。断然否定修建落马洲支线，仅以一种意识上环境保护为目标，而没有对其外在性进行较为全面的经济上的成本收益分析，笔者想是不妥的，最终承担其成本受损者只能是香港民众。
（2000年10月）
第三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经济第53节 香港如何才能遏阻非法移民
虽然香港政府一向否认香港已经沦为偷渡者的转运中心，但现有的事实已经表明，如果香港政府不能采取较为严密的措施，如果香港政府不能与中央政府、美国政府及其他偷渡者前往国的政府达成一些遏阻偷渡者的协议，那么，香港沦为非法移民转运中心仅是一步之遥了。
英国多佛港事件，58名中国偷渡者魂断英国，引起国际社会巨大的震惊。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好像对非法移民问题有所关注，也开始做了一些工作。但实际结果如何，从2000年10月18日在香港葵涌码头的集装箱内发现26名非法偷者的事件来看，内地偷渡者不仅没有因为多佛港事件有所收敛，反之活动更为隐蔽与猖獗，更为组织化与国际化。而香港则成了这些偷渡者主要的转运中心。
据有关报道，2000年以来在美国及加拿大揭发出的11起中国偷渡者案件中，偷渡者基本上是经过香港再转往他国的。这次葵涌货柜码头发现的偷渡案件更加进一步证实了香港是偷渡者转运到他国最为重要的一步。那么，面对这种现实，香港如何才能遏阻非法偷渡者？如何才能不使香港成为中国内地非法偷渡者的转运中心？这自然是香港政府十分棘手的问题。不过，如果能把其症结疏理清楚，这个问题并非无法解决。
首先，应该从问题的源头入手，它是解决其问题的关键。偷渡、非法移民已是福建与浙江一带民众多年的传统了，在存在巨大的经济势差、制度势差的情况下，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民众冒着生命危险偷渡是不可避免的，加上不少偷渡者的成功更是强化了这种心理。这并非几个蛇头的几句花言巧语就能让他们信以为真的。蛇头只不过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因此，严厉的打击蛇头活动是十分必要的，但最关键的是促使中国如何发展和改进这些地区的经济，提高这些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试想，为什么广东、北京、上海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民众不参与偷渡活动，关键是他们这样做的成本超过了收益。还有，蛇头活动为何会如此猖獗，可能是他们与地方政府串谋有关。如果不对内地这些地方的政府官员进行较为严厉的整顿，只要风声一过，沉渣又会泛起。
其次，偷渡活动猖獗也与非法移民者前往国的政策有关。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尽管美国等国政府对非法移民采取相应的遣返政策，中国偷渡者在美国也是不受欢迎的，但就美国来说，目前估计大约有600多万非法移民居住在该国。这些非法移民是美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是那些重、脏、累、工资低的活基本上是由这些非法移民者来承担。因此，美国政府一般对非法移民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而对这些非法移民者来说，尽管他们在美国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工资十分低（这些人每周工作6天，每周工资大致为300～350美元），但与在自己国家时的情况相比大大地改善。正是这样的空间，为非法移民者冒生命危险偷渡提供了巨大的诱因。而且，只要有人成功，这就必然强化国内想偷渡的人的正向信息。因此，如果美国等国对非法移民者的政策不调整，它永远是想偷渡者的“理想天堂”。
以上两个方面问题只有通过政府与政府间的协调才能解决。如果这两个方面不能取得较大的进展，不仅会使香港政府遏阻偷渡者的成本大增，而且对偷渡者也会防不胜防。
在遏阻非法移民者的事件中，香港政府能做的除了增加人手、提高侦防的技术和手段之外，笔者想应该修改现行法规；对帮助非法移民的香港人应该采取十分严厉的制裁办法；遏阻这些人贪赃枉法。试想，如果没有香港人的帮助，非法移民者如何可能在香港“入柜”呢？如何会做这样精心的安排？如果减少香港人进行这类犯罪活动，非香港人如何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胆大妄为？同时，应该明确那些由于办旅行签证来港的偷渡者所办理签证的旅行社及亲属的连带责任，因为后者应该对偷渡者的情况有所了解，并对他们来香港的活动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对偷渡者来说，香港入境处应该有详细记录，并限制在多长时间内不准进入香港等。
总之，遏阻内地非法移民是一项十分繁复的工作，要做好并非易事，但对香港政府来说，并非不可为，问题是如何入手？
（2000年10月）
第三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经济第54节 香港特区与新加坡不在一平台上竞争
最近《经济学人》信息部发表的新一季经商环境评级报告中，将香港特区经商环境在全球的排名由第5位降到第11位，在亚洲区内的排名由首位退于次位，新加坡后来者居上。对于这一评级，无论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还是香港的商界人士立即发表评论，认为这种意见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可以说，港人为什么对《经济学人》报告的评级反应如此迅速，并不在于香港排名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而是在乎与新加坡的比较，在乎新加坡超过香港特区。
其实，这只是站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视界上的一种想像，在内地经济迅速增长，中国经济崛起之后，新加坡与香港地区的竞争早已不在一个平台上了。因为，两地的经济腹地不同、周边的经济环境及约束相去很远。在中国没有改革开放之前，新加坡借助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迅速成长，一直与香港决一雌雄。实际上，两地也在这种竞争中比翼齐飞。但是，在中国经济全面地对外开放，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两城市腹地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新加坡来说，印尼的政治动荡及经济危机、泰国及马来西亚的金融危机已经使得新加坡周边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严重阻碍了新加坡近年来的经济成长。在香港，情况则截然不同，不仅受1997年金融危机冲击最小，而且香港的经济腹地，即祖国内地，则在世界经济一片不景气中能够一枝独秀。而且内地经济的迅速崛起，不仅造就了香港经济发展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