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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香港经济要保持以往持续发展，香港人要摆脱目前的经济困境，最根本的是要改变以往的思维定势，具有更多的创新思维，以自己既有的约束条件寻找其发展的契机。特别是目前世界经济动荡不安，内地经济一枝独秀的形势下，一个面对着同种文化、同种语言、同一国家，并有13亿人口为腹地的香港，岂会没有大力发展的机会呢？香港不仅能够满足不少内地民众的既有需求，而且能够创造出内地民众的未来需求，一包小小的“统一”方便面，风行全国就是最好的明证。问题的关键是港人如何跳出以往的思维定势，进行更多的创新。
（2001年4月）
第四部分 互动中的香港经济第69节 内地发展仍是香港发展的最大动力
笔者曾多次撰文指出，从以往的经验上看，香港经济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能够在短期内超越英法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能够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屹立不倒，最大动力应该得益于内地改革开放，得益于内地经济高速增长。目前，香港经济的复苏已初露端倪，尽管从目前外围的经济环境来看，特别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对香港经济的复苏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快速增长的内地经济仍然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从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在立法会宣读的2001～2002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来看，对如何加强与内地经济交流与合作不仅着笔甚多，而且心态积极。这表明了香港政府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
2001年的财政预算案，给香港人的惊喜不多，较为平实，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在论及香港未来发展方向时，首次以较大的篇幅阐述了与内地发展策略性经贸伙伴关系，尤其是应该主动加强与广东珠江三角地区的经贸合作，以形成区域性优势，与竞争对手“斗靓”。也就是说，加强与内地的经济往来与合作已经由以往的理念及民间的往来，具体地落实为香港政府的施政政策。这一转变，必将对香港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影响。
可以说，如果内地不发生政治动乱、如果不发生台海战争，中国经济仍然会持续高速增长20年。因为，从以往的经验已经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其成绩是令世人瞩目的。而且这种增长还会持续20年。当然，毫无疑问，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如金融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银行不良资产庞大、股票市场高度投机、国有企业困难重重、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严重、政府腐败盛行、城乡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基本障碍。
但是不管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多大的困难，面临多大的问题，中国经济存在巨大的潜力是世人皆知的事实。按照目前中国内地的人均GDP水平仅及香港的1/30，即使是以占人口20％左右的城镇居民与香港居民相比，前者的工资水平仅为后者1/12，而人口80％的中国农民更是相去甚远。不要说内地民众的收入水平赶上香港民众，就是内地农村民众的收入水平赶上现在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那么中国的经济总量至少要翻几番。这就是中国的潜在需求！而且通过2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基本上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市场经济的运作、市场经济的观念开始在民众的经济活动中显现，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其积极性也越来越高。这些都为中国巨大的潜在需求向现实性转化创造了条件。随着现代资讯业的迅速发展、随着中国加入WTO，都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今后的20年内，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快速增长期。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唇齿相依，特别是广东省及珠江三角洲更是如此。在2001年的财政预算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为协助中小型企业开拓及扩展内地市场，港府计划推出一系列措施，政府将委任贸易发展局加强对中小型企业的支援，以及为有意拓展内地市场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具实质性的市场资讯及顾问服务，同时会积极研究在广东省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以加强特区政府与当地有关部门的联系。
花了大量的篇幅阐述中国“入世”及西部大开发对香港带来的商机与冲击；并建议香港人从近而远地加强与内地的联系，首先要与广东建立经贸伙伴关系，进而发掘与内地企业合作的机会。报告也指出了中国“入世”以及中央政府对占国家面积一半的西部进行大开发，将会为香港带来无限商机与挑战。
曾荫权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香港自回归以来，商贸活动一直与内地有紧密联系，如今中国“入世”在即，原来的一些税务和关卡将扫除，更是香港商人大举进军的时机，不论是财力雄厚的大企业，还是有实力的中小型企业，都可趁机大展拳脚。并建议香港要深化地缘与语言的优势，应由近而远地与内地建立策略性经贸伙伴关系，主动与毗邻广东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加强合作，结合为区域性的优势。而长远策略则是紧握发展机会，使香港发展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都会、世界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国际财经及高增值服务的一个不可代替的特别行政区。曾荫权也强调说，在这场激烈竞争中，香港不是要与人“斗平”，而是要“斗靓”，譬如要将公司管理水平提高，达到世界级水平，才能吸引外资及内地企业到港投资，故注意力应集中在香港已具备优势的服务业和专业服务上。
对此，曾荫权也就与广东地区的合作，从多方面提出具体政策，包括发展区域交通网络、扩展跨境电讯、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支援、提高出入境管制工作效率和鼓励两地商贸交流等。
总之，在香港如何与内地进行各方面的经济合作与交流问题上，2001年的财政预算案一改以往政府被动接受、事后认可的态度，而是根据香港的制度势差、经济势差、地缘及语言文化的优势，调整为积极的心态，提出了具体政策，主动出击。这应该是加强香港竞争力，促进香港经济再上一新台阶的重大举措。这也应该是香港未来经济的基本思路。
（2001年2月）
第四部分 互动中的香港经济第70节 短期内上海无法取代香港的优势
近日来香港的政务司长曾荫权到上海访问，回香港后对上海的近期发展大加赞美，呼吁港人必须增加危机意识。因此，曾经一直为港人十分关注的香港与上海比较的问题又成了媒体争论的热点。其实这个问题人们有很多的研究，也讨论不少。主流意见有二：一是以上海目前发展一日千里的速度，在很短的时间内，上海会超过香港；一是香港与上海经济基本上是优势互补，上海的硬件方面在长期内会有很大发展，并可略胜一筹，但就经济环境的软件方面说上海则大为逊色，短期内难望其项背。其实，这只是看到问题的表层，并没有切入其肌里。如果我们对这问题再深入分析与探讨，一层一层剥其表里，那么其实质自然呈现。
现在，人们可能会问，香港与上海孰优孰劣？在短期内上海能否超过香港？上海在多长的时间内超过香港？上海超过香港之后，香港的经济地位、国际影响弱化的状况如何？其实莫说是两地进行比较，就是两个人之间进行比较也是十分困难的问题。对各个人、各个地方来说，各自的约束条件不同，简单的优劣比较有时候会没有多少意义。其问题并不在于比较，而在于如何各自在自己的约束条件下把优势发挥出来。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一地最大的优势，最好的条件都会变成劣势，都会不及他人或他地。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与香港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香港鞭长莫及的。如果在那个时候有谁大嚷香港在20年后如何能赶过上海，人们还以为他在白日说梦话了。但现实的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香港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超过了上海，而且把上海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以目前两地的约束条件来看，上海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是一日千里，也摆出一种与香港试比高低的态势。就以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态势来说，以上海外滩金融街和陆家嘴金融保税区为核心的金融圈，大楼林立、设备先进，好一派国际金融中心的气势早已跃入人们的眼前。再加上政府的宏愿与蓝图；即在未来的10年里，把上海建设成立足中国，辐射亚太的国际金融中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上海真有想取代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之势。但实际上，政府的宏愿、现代化的硬件设施及金融大厦的耀眼辉煌并不能掩盖上海金融基础设施的积弱。
香港则是一个自由开放、功能齐全的国际金融中心。它不仅国际金融机构高度密集；金融市场齐全畅旺，而且金融体系高度开放化、国际化，没有外汇管制、资金进出自由、货币使用自由、内外金融机构统一国民待遇；自由经济政策与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相互辉映。
香港金融体系中的这些价值观念与制度安排则是其发展的核心。如果中国政治体制不能大步地向前迈进，上海是无法与香港比拟的。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上海金融业与香港金融业相比，最大问题应该是金融基础设施落后。所谓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法律体系、会计制度、审计制度、信息披露机制、交易与清算组织、监管机构等。因为金融市场的繁荣都是与金融基础设施支撑系统分不开的，而且金融基础设施必须随着市场环境和金融活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目前，上海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是刚刚开始，就是根本不能满足现实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如传统的会计制度只在侧重反映价值分配的信息，缺乏识别风险分配的有效的会计结构。还有市场信用观念缺乏、市场秩序难以建立。这些都使真正的市场经济难以确立。
但是香港的金融基础设施并不是一天建成的，而是一百多年来不断地通过法律形式把实际的经济成果固化下来的结果。这些大量的成文法或不成文法不仅使香港金融体系内的经济行为基本上有法可依，而且也形成了相应的健全的执法和司法体系。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内地近年来法制建设不可谓不快，成效也不小，但法律执行困难重重。因此，仅就金融基础设施而言，在未来的20年里，上海要达到香港现在的法制水平并非易事，更不要说是赶超或取代了。
还有，尽管上海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不可低估，除了在城市建设、公共设施管理、企业管理方面与香港比较有很大的差别外，而且在民众的意识与观念方面相距很远。比如说，同样是在城市公共设施（如机场、车站、地铁）进出，人们的感觉就不同。在香港可以做到标志清楚，人多不乱，但在上海则不同，人一多就会无所适从。同样是企业内，工厂的墙上有个脚印、有个手印在内地企业会视而不见，但在香港的企业内情况则不然。在上海，你可以看到许多老人家悠闲自在、享尽天伦之福，但在香港还有不少老人家还是那样忙碌，那样努力地工作（其实他们也并不是没有收入）。也正是这些细微的东西，深刻地反映了两地的管理水平、价值观念及敬业精神的差异。而这些东西并非能一日千里的，它们是长期积累与陶冶的结果。而且这些东西正是一个城市、一个社会经济能够发展的真正的动力。
最近，笔者随朋友到北京南边的保定访问，在以往的印象中，保定离北京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光地理的区位优势，它应该发展很好了。但到那里后，发现保定经济实在是太落后了。一个人口近百万的城市，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如南方的一个县城。后来与当地民众交谈及更多地了解，其落后原因根本就在于观念上的落后，在于制度安排上不能激发民众奋进而为。也正是观念上的差距、制度安排上的不同，使得上海在短期内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