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道路使用的惟一性，对道路使用、占用及收费的分配也就决定了道路的堵塞程度。
比如，在北京京昌高速回龙观小区边有一个入口。车辆要进入高速首先要通过一座二车道对流的桥（二进二出，桥到入口仅有1公里），如果两车道能够有秩序对流行驶，那么车流量最大（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小区；车特别多），车辆也可以在10分钟走完这段路。但实际上，每天早上出行车总是会占上三车道（早上大家赶上班），而入行车仅剩下一车道。而正是这种抢占，往往会使入行车连一车道也都无法使用。而入行车无法行驶，出行车最后也无法通行，这样经常就会出现整个桥的道路根本无法行驶的僵局。而正是这一公里路，如果时间段不合适，花上一个小时才能够通过也成了常事。
其实这正是公地悲剧的一个缩影。面对一块公地，由于大家都免费地占用，最后公地上最后一点资源都耗竭。在这里，道路作为公共品，每一个人都希望优先占用。这就如公地悲剧一样，如果某一时点每一个人都想优先某一段道路的使用，那么，其结果肯定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对这段路使用。这样，道路的资源、个人时间的资源都在这种占用中消耗掉了。
因此，对北京交通资源实行某种程度的限制（或是规则或是货币），才是解决目前北京堵车问题最为重要的一环。而规则的实行，一切都必须依法而行，并对违法者实行严厉惩罚。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车辆安全行驶和道路的通过率，缓解北京堵车问题。
（2003年11月）
第一部分 婚纱照的陷阱第9节 信用的物有所值
近期以来，信用问题为国人十分关注，无论是股市上的做假造假，还是经济中的欺诈行为，都成了人们经济生活中难以忍受的事情。因此，减少国人信用之缺失，确立好的市场秩序成了人们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信用是真的这样重要吗？既然信用是那样重要，那么它的价值又何在？
我们可以先来看，如果我请你在我的土地上盖一间房子，我们讲好的价格是10万元。如果我先给你10万元钱，在没有多少约束的情况下，我就会想，你是否会拿了10万元钱不盖房子就跑了呢？假定我怕你拿了钱就跑，要你把房子盖好以后再付款。但等你把房子盖好之后，我又向你压价，说你盖的房子不好，不符合先前谈好的条件，而房子又盖在我的土地上。如果你不接受这种压价，那么你就得把房子拆掉，损失肯定会巨大。可见，在没有信用的情况下，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可能承担其利益受损的风险。
但是，在有信用的情况下，其结果就截然不同了。在许多商店里购衣服，商店保证你购的衣服不满意可无条件退货或退款，特别是那些名牌专卖店更如此。因为商店里的老板非常清楚，你不会为了他不退钱这样的小事而告上法院，如果这样做所花的时间与精力一定会比衣服所付出的成本要高。商店的老板会退货或退钱，是因为不想惹上欺骗顾客的名声，其目的在于建立自己的信用。而店里来的回头客多了，生意自然好做了。
在不少服装专卖店，顾客退货还款是经常的事情，因为金额不大、问题简单，而且商家为了有回头客，一定会以自己的信誉来向顾客保证其产品的质量。但是对于那些交易金额比较大、质量比较不容易识别的产品来说，信誉的重要性显得更为重要了。比如，建筑商同意房子盖好才收钱，而房主等房子盖好之后压低价格，还事事找一大堆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法院这样的第三者也是很难裁决谁对谁错。退一万步说，即使他人认定你不对，这也没有关系，因为，短期内你不会打算再盖一间房子。对于购商品房的人也是这样，因为个人购房后短期内也不会打算再购房，开发商要欺骗也就是不容易的事情了。对于那些交易金额大，产品质量无法识别的情况，信用是维持交易最为重要的事情。
据有人研究表明，美国的钻石市场，都是由正统的犹太教徒所控制。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几乎都不用借法律体系来履行彼此的约定。一般来说，在钻石市场，钻石的买卖通常是以大笔金钱来交易，人们不会先检查、秤重和检验每一颗钻石。因为，在该市场中会请当地公正的拉比来仲裁争议。如果某位钻石商认为另一钻石商欺骗他，他可以把争议提交给拉比。要是拉比做出对他有利的裁决，但另一方拒绝赔偿，后者便无法再立足于该行业，因为没有人会再信任他。除了经济制裁外，更有社会的制裁；大部分朋友、亲戚都会将他视为骗子。因此，钻石商在一笔交易上愿意承受的风险，有一部分要看对方在行业的经历时间，以及如果他被逼离开这行业会造成多少损失。
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信用是个人与社会交易中的无价之宝。在有信用的情况下，交易才得以进行，交易成本也会很低，这时才能获得个人的利益。如果不讲信用，最后损失的不仅是他人，而且是自己，整个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就在这种没有信用中消失掉。国内许多市场的情况就是如此。
（2003年11月）
第一部分 婚纱照的陷阱第10节 并非不要命的抢劫
前几天外出，当笔者的车高速行驶在二环主路上时，前一辆车忽然停了下来，笔者连忙急刹车，差点搞得措手不及。笔者摇下车门，定睛一看，只见在前面那辆奔驰车有两个年轻人正在打开右边副驾驶车门，拿着车上的提包就跑。车主奋力反抗与追赶，但无济于事，两个抢包贼很快就消失在楼群里。
后来事主到派出所报案。他说，本以为是一个横穿马路的年轻人，谁会想到，在高速行驶的二环主路上，他们竟是抢包贼，这些人真是胆子太大了，简直是要钱不要命！
这些抢包贼真的是要钱不要命吗？他们的行为真是非理性了吗？其实，并非如此，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都是经过反复思考而后行的。也正是这种出其不意的方式让他们的行为得以成功。
像这样的抢包贼，并非平时所看到的那样偶尔小偷小摸，顺手牵羊的人也，而肯定是经常作案的人。他们行抢前，肯定会周密地考虑，计算行为的风险与收益。比如，他们要考虑在车辆高速路上可能会被车撞的危险，要考虑即使不被车撞也可能被交通警察逮住的风险，考虑抢不到包而被警察抓住的风险，考虑抢到包后物不值钱的风险，而获得的收益就是抢到的包物有所值。而只有这些风险所带来成本低于抢包的收益时，他们才会这样做。
但是，这些抢包贼同时也会考虑，在高速路上行走，开车的人一定会让行人，这样他们被车撞的几率不会太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几年来，有多少人是在北京的环线上被车撞的呢？对于交通警察，一般只会在道路堵塞的地方出现，很少会到道路畅通的地方来，特别是高速行驶的环线主路交通警察更是不会光顾，这样他们被交通警察逮着的机会也相对要少；还有高速行驶的路上，其周边的警察一定不会太多，加之路上开车的人也比平时在市场或街上的人少，车主一般都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车出来协助抓人，从而也就减少了抢包人被警察逮住的风险。
在这些因素被排除之后，如何找到一个物有所值的包就最为重要了。可以说，在快速行驶的路上，抢包贼光在路边等是不容易找到目标的。因为，等他们发现目标后，目标早已走了。估计一定有人在前面呼应。当他们的同伙在前面发现目标后，立即电话告之。所以他们一箭中的，直接奔向了奔驰车。由于抢包贼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得手后立即逃得无影无踪。早几年，深圳到广州的大巴经常遭抢劫，笔者想这些犯罪者行为前都是会经过严密计算的。
这些抢包贼为何会这样容易得逞？一是人们基本上以常识思考，只会面对车辆行驶中的不确定性（如开车可能撞到他人的车），而没有面对来自其他方面的不确定性，这样也就不会预想到抢包贼会在这样的地点、这样的时间出现，从而为抢包贼提供了下手机会。如果车主对这事有所警惕，把车门锁上，包被抢的几率就会大为降低。还有，由于维持社会治安的成本存在，街上路边流动的警察都是十分有限的，在出事少的地方（特别是高速行驶的主路上）警察不出现也是必然的。但是如何减少犯案的机会，公安部门也可以采取一些方式来补救（如相应的教育等）。再就是犯罪的阻遏成本问题，如果犯案者被抓的几率小，而且处罚成本低，那么案犯犯罪的行为就会多，反之亦然。
看起来，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其中包含许多经济学的问题，人们多思考一些一定会启示良多。
（2003年11月）
第一部分 婚纱照的陷阱第11节 公与私的生意经
在转轨的中国经济中，国有、国营，民有、民营，总是交织在一起。但是无论如何交织，两者做生意时的天壤之别随处可见。而正是这种生意经的差别也就决定了当事人的成功与失败。
最近北京的五环路全线贯通了，书记市长的剪彩、公司的庆贺、新闻的采访报道，真是好不热闹。不过，路是通了，大家庆贺了，路边地产也开始升温了，但是五环高速路上行走的车辆则是寥若晨星。而在五环的辅路上，在相应的四环路、三环路上高峰时仿佛都成了一个停车场。道路的拥挤无以复加。
在交通十分拥挤的北京，为什么新开通的五环路没有多少车辆行驶呢？据这几天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问题就是在于五环路的收费过高。对此社会议论纷纷。有人就认为，五环路的收费，造成了国家投资的浪费，如果不改革收费体制，一定会降低五环路的使用效率，减少投资收益。
但北京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却说，五环路的收费标准是按照投资大小，多少时间收回投资而计算确定的，如果降低现行的收费标准，甚至于不收费，那么对整个五环路的投资就无法按计划收回。如果投资不能够按计划收回，那么北京市基础设施的未来发展就无法得以持续。因此，维持五环路现行的收费标准应该是公司最好的选择。
其实，这样一种说法无论是学理还是在实践上是没有一点根据的。因为，尽管五环路的投资大，单位投入成本也高，如果这是一种完全垄断性产品，企业以成本定价并且定得最高，消费者也必须购买；如果这是一种可替代的产品，企业还是以高成本定价，那么消费者一定会寻找替代品，这种产品自然会从市场中退出。在后一种情况下，企业要想收回其投资是根本不可能的。
五环路修通后，其投资成本是固定的，而且早已沉淀了下来。收回投资的快慢，不在于产品收费高低，而在于收益大小。收益大，投资收回的时间就短，反之则反是。而五环路作为一种可替代的产品，收益的高低完全在于价格高低，如果收费过高，使用者少，其收益自然减少。目前，首都公路公司希望通过高价的方式尽快地收回投资是与供求法则相悖的。
而公路公司为什么会这样做？就在于国有经营，公路的经营不会把成本与收益归结到使用者身上。无论对公路公司来说，还是车主来说，整个效率都在这种经营中消耗掉了。
对于私人经营来说，情况是截然不同的。笔者前几天从香港回北京，准备在深圳搭飞机。一出罗湖海关，就有人迎上来，问笔者去不去机场。如果去机场，可以搭他们出租车前往。笔者问去机场多少钱？他告诉30元就可以了，4人合乘一个车。
笔者一算计，如果搭机场巴士，从罗湖到华联大厦乘出租车费用要17元，再到华联乘巴士到机场要20元。而现在他给出的价不仅比自己乘巴士少7元，而且时间上、便利上也要优越许多（如时间花得少，也减少在路上转车搬行李的劳累）。对于出租车来说，4人拼一车，去一回机场花时间一个多小时，收益120元，比街上找客收益要增加一半以上。
也就是说，在成本一定的情况下（出租车交公司的费用是一定的），出租车的最优行为就是收益最大化。而要收益最大化，靠欺诈拐骗肯定不行。一则有行规约束，二则有市场约束（因为市场中的欺骗随时都会被发现，一旦发现其代价肯定不小）。惟一的出路就是在增加消费者的效用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收益。出租车司机动的脑筋就在这里。而这也正是私人经营活力所在。
可见，如果北京的五环路也以私人方式来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