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于是三人就计议了一番，在大观园实行兴利剔弊的新政，实施承包责任制，以提升大观园的ＧＤＰ值。
承包的前提，是将个人责任与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说破了，也就是首先承认人皆有私心，人性中皆有恶，因此顺其心性，加以驾驭，“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因为所承包的事项关系到自身收益，所以会尽心尽力，一定会努力地降低成本、减少浪费、提升技术、珍惜收益，一个一个的承包者皆是如此，则大局一定繁荣，用宝钗的话说，就是光一年下来的生产总值，就“善哉，三年之内无饥馑矣！”
但承包的做法，是挥动了一把双刃剑，一边的剑刃用于提高生产积极性很锋利，一边的剑刃却很可能因为没能辖制住人性恶，而使获利者的私心膨胀，伤及他人，形成不和谐的人际龃龉，甚至滚动为一场危机。曹雪芹的厉害，就在于他不仅写出了“敏探春”、“时宝钗”她们的“新政”之合理一面与繁荣的效果，也用了很多笔墨写出了因为没有真正建立起公平分配机制，所形成的大大小小的风波，仅从看角门的留杩子盖头的小幺儿与柳家的口角，就可以知道承包制使大观园底层仆役的人际关系比以往更紧张了，一个个两眼就像那黧鸡似的，眼里除了金钱利益，哪里还有半点温情礼让？
薛宝钗是个头脑极清醒的人，所谓“时宝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摩登宝钗”，就是既能游泳于新潮，又能体谅现实的因循力量，总是设法在发展与传统之间寻求良性的平衡。她一方面肯定岗位责任制，一方面又提出了“均富”的构想，这构想又细化为，一：大观园里的项目承包者，既享受税收方面的优惠，不用往府里的账房交钱，但他们也就不能再从账房那里领取相关的银子或用品，比如原来他们服侍园里的主子及大丫头们，要领的头油、胭粉、香、纸，或者是笤帚、撮簸、掸子，还有喂各处禽鸟、鹿、兔的粮食等等，此后都由他们从承包收益里置办；二，承包者置办供应品外的剩余，归他们“粘补自家”；三：除“粘补自家”外，还须拿出若干贯钱来，大家凑齐，散与那些未承包项目的婆子们。薛宝钗在阐释这一构想时，一再强调“虽是兴利节用为纲，然……失了大体统也不像”，“凡有些余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时里外怨声载道，岂不失了你们这样人家的大体？”她特别展开说明，为什么要分利与那些并没有参与承包的最下层的仆役：“他们虽不料理这些，却日夜也是在园中照看当差之人，关门闭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轿子，撑船，拉冰床，一应粗糙活计，都是他们的差使，一年在园里辛苦到头，这园内既有出息，也是份内该粘带些的。”
薛宝钗的“大体统”，当然是指贾府的稳定，起码是表面上的繁荣与和谐。过去人们读这回文字，兴趣热点多在“承包”的思路上，对与之配套的“均富”构想重视不够。我们的现实社会，实行“承包”已经颇久了，甚至有人已形成了“改革即承包”的简单思维定势。实际上“承包”不是万能的，有的领域有的项目是不应该承包给私人的，而实行承包也不能只保障直接承包者的利益，而忽略了没能力没兴趣没必要参与承包的一般社会成员，特别是社会弱势族群的利益，薛宝钗的“均富”构想，虽然很不彻底，而且在她所处的那样一种社会里，也不可能真正兑现，但是对我们今人来说，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特别是她能考虑到如何让大观园里抬轿、撑船、拉冰床的做“粗糙活计”的苦瓠子们，也能“粘带些”体制改革的利益，以保持社会不至于因“失了大体统”而“不像个样子”，这一思路，无论如何还是发人深省的。
１０
回过头来说甄士隐。他那观花修竹、酌酒吟诗的神仙般的中产阶级生活为什么不能持续，很轻易地就被击打得粉碎？就是因为他生不逢时，没赶上今天中国的大转型、大变革。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已故前辈吴祖光先生。吴先生生于１９１７年，２００３年驾鹤西去。他穿越了２０世纪，跨到了２１世纪。晚年的吴先生，最喜欢挥毫书写的四个字就是“生正逢时”。
以宏阔的历史眼光看待我们所处的时空，个人的荣辱悲欢都卑微渺小。
二百多年前曹雪芹呕心沥血写成的《红楼梦》，尽管有如古希腊那尊米罗的维纳斯般残缺，其凄美的艺术魅力和超前的人文思想穿越时代，将霹雳闪电般的启蒙光亮一直照射到今天。
观花修竹能几时？对于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焦虑虽然依然存在，却已经渐渐不再那么脆弱。
以适合于自己个人处境、性格的方式，参与社会变革，以理性驾御感情，争取社会公平、公正、公决的实现，推动建立和完善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和平渐进的步伐使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老者有所养，少者有所学。
在这样的前提下，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观花修竹、酌酒吟诗，长远地享受心灵净化的如歌生涯，该是可持续性的了吧？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２日绿叶居
被绑架者说
陈 河
陈河
真名陈小卫。１９５８年生于温州。年少时当过四年解放军，有三年在军区篮球队打球。退伍后在汽车运输部门工作，当过汽配公司经理。八十年代后期曾发表《奇迹》、《菲亚特》、《车站》、《布偶》等中短篇小说。１９９４年赴阿尔巴尼亚经商，做了五年的药品生意。时值阿尔巴尼亚局势频繁动乱，有过一些历险。１９９９年移民加拿大，现定居多伦多。
这个晚上，我在多伦多的家中看电视。９点时我把频道转到ＣＮＮ的Ｌａｒｒｙ ｋｉｎｇ的访谈节目，看到了久违的克林顿先生。他才做过心脏手术不久，看起来气色不错。他的自传《ＭＹ ＬＩＦＥ》刚刚出版，他今天侃的就是这本书。我听到有个佛罗里达的观众打电话进来问他有关莫尼卡那条有斑迹的裙子的事，克林顿极为机灵，王顾左右而言他，把话扯到了阿尔巴尼亚去。他说拉登在炸掉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美国使馆后，还准备炸掉美国在阿尔巴尼亚的使馆。但是美国情报部门这回挫败了拉登的这一计划。
克林顿的这段话使我激动了起来，因为他说的这事和我有一点联系。那个晚上在地拉那，当美国特工人员把拉登那帮企图炸美国使馆的阿拉伯人包围、击毙时，我正好被一支阿尔巴尼亚警察和军队混合的突击队从绑架者的地洞里解救出来。次日地拉那的电视新闻头条是美军突击拉登组织的事，第二条才是我被解救的新闻。有关拉登的新闻只是播音员读了一段稿子，而我那一段，全是画面。由于我被绑架后，电视连续作着报道，成了全国关注的新闻，所以那个晚上突击队解救我的报道达到极高的收视率。事实上，这个报道制作得真的很不错，在我被救后的第二天，一个电视台的记者把这些报道制作成一个光盘，以五百美金的高价卖给了我。我看到那天警察和军队是如何层层包围那个房子，在几个街区外都停着装甲车。我还看到警察是如何冲开那个大门，制服了绑架者。然后就看到我刚被救出来时的自己，头部被胶带缠得像木乃伊。还有的画面是我呆了八天的地下洞穴，还有那块我睡觉的木板。最后有一段是我解救后的一段采访，我当时已洗过澡，刮过胡子，看起来很瘦，戴着个大墨镜。大概我当时还是心有余悸，怕以后被人认出。不过还是有人会认出我。在我被救后不久的一天中午，我独自外出，戴了墨镜和棒球帽。在市中心过马路时，突然见一辆汽车在马路中央急刹车停下来，从车上跳下一个姑娘向我冲来，还喊着我的名字：ｃｈｅｎ——ｃｈｅｎ。我认出她是我以前住家的邻居，阿丽霞。她就这么跑过来，摇着我的肩膀说：你很勇敢，你是英雄……我只觉得一阵茫然，我只是运气好没死罢了，怎么会是英雄呢？突然我觉得整条大街的人都在看着我，而且所有的汽车喇叭都在鸣响。阿丽霞的车把路堵死了。我看到她开的车是教练车，她的教练绝望地双手抱着后脑，像进不了球的普拉蒂尼。一个警察怒气冲冲地冲了过来，而这时阿丽霞已回到车上。车子开动了，她还在使劲地向我摇着手。
现在我想着阿丽霞，心里觉得十分亲切。其实我和她一点交往都没有。我刚到阿尔巴尼亚时，她大概才十多岁吧，是个好动的、喜爱小动物的小孩。她曾经送我一头小猫，可我没养好，差点养死了。我不知阿丽霞现在怎么样了，她应该是长大成人了吧。我离开阿尔巴尼亚六年了，刻意地不去知道那里的消息。偶尔我还是接触到一些阿尔巴尼亚的事，只觉得心里会有隐隐的痛楚。我想把那段经历埋藏起来，却不知那些充满焦虑恐惧又极度兴奋的经历是能量十足的葡萄汁，正在日益发酵，不时会喷发出巨大的气泡。这个晚上，克林顿的这一段话使我心神不宁起来。我的脑子里一个个冒出阿尔巴尼亚的城市地名，那些气味浓重的咖啡馆、无花果树下的庭院、暗影憧憧的街道、晨曦里的城堡……那些已经模糊暗淡的人脸现在又渐渐浮现，令人战栗地微笑起来。
吉罗卡斯特
１９９４年５月，我到了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我怎么会到这么一个地方呢？连我自己都觉得是很离奇的事。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看了很多阿尔巴尼亚的故事片，比如《宁死不屈》、《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谁都会说那句话：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男人们可能抽过一种叫“斯坎德培”的阿尔巴尼亚的香烟，女人大概会打一种阿尔巴尼亚针法的毛线。以前我只知道这是一盏欧洲的明灯，可不知道自己会在１９９４年５月像飞蛾一样扑向她。我的一个朋友李明先生早几年去了匈牙利，半年前他为了追讨一笔货款，开着一辆二手的雷诺车，穿过了巴尔干半岛，从前南斯拉夫的黑山共和国进入了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斯库台省，一路下来到了地拉那。他在到达的次日就打电话给我，说自己好像到了天方夜谭的地方，到处都是商机，人人渴望着中国的物资，而且姑娘漂亮得像梦一样。可惜当地的国际长途电话费极贵，李明无法在电话里给我详细描写。但这已经在我心里点燃了想远行的火苗。后来李明就来了好多传真，说当地极缺药品，尤其是青霉素，叫我赶紧发货。那几个月，我忙着筹款，找货。货一发出，我去阿尔巴尼亚的签证也办好了。
我从香港坐意大利航空到了罗马，又换乘一架充满酸奶酪气味的小飞机进入地拉那。地拉那的机场简陋得像个六十年代我们国内的县级长途汽车站，而李明那辆曾穿过巴尔干半岛的辉煌的雷诺战车一边的车门没有玻璃，有人砸了玻璃，偷走了车用录音机。四个车轮也大小不一，有一个车轮被人偷了，他在自由市场随便买回一个安上了。我坐着这辆倾斜的、没有边窗的破车进入地拉那城，一路上看到好多废弃的钢筋水泥碉堡。然后到了李明的住家，看起来也像碉堡，不，像岗楼。这些房子建得极简易。红砖砌好后，外面没有刷过，连钢筋都露在外面。这里是阿尔巴尼亚的空军宿舍。我们的房东里里姆是个机械师，他的老婆杰丽是个在中国培训过的空军按摩医生。这套房子还算宽敞，只是设施极简陋。卫生间里有一个冷水龙头，还有一个蹲着用的冲水马桶。还有一个马口铁的大盆。那是洗澡用的。我一下飞机就烧水在这铁盆里洗了个澡，一边就想着普希金那个金鱼和渔夫的童话。当渔夫的贪心的婆娘最后惹怒了金鱼，她已拥有的所有财富全部被波涛卷走，唯一留下的是一个木盆。那个木盆大概和这个铁盆样子差不多吧。
在我抵达地拉那的一周后，那个装满青霉素的集装箱到达了希腊的萨洛尼卡港。这个货柜要从陆路拖进阿尔巴尼亚，我们接到货运公司通知，要去边境城市吉罗卡斯特办理清关手续。
那个美丽的五月早晨，我们开车出发了。和我们同行的是两个会说中国话的阿国人，阿里先生和米里。米里是我们的翻译阿尔塔的老公。阿里先生是我们的药剂师。
离开地拉那，车子开了约一小时，就到了海港城市都拉斯。七十年代中国放映过的阿尔巴尼亚电影中有一部叫《广阔地平线》，讲的就是这个海港的故事。我们在海边一个小餐馆停了下来。吃了一些煎红鱼，喝了啤酒。亚德里亚海的海风徐徐吹来，举目是无边的宝石一样发亮的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