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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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6年第2期- 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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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绑架者在外边听到我的叫喊,一定会收拾我的。但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就不顾一切了。然而,我的叫喊一点反应都没有。不久,外边的嘈杂声消失了,我也不再叫喊。 
  白天的到来让我的思想又活跃起来。我确实觉得这洞穴有了点亮光,透过鼻梁两侧的胶布缝隙,我隐隐约约看到了自己的脚了。为了搞清这光线是从哪里来的,我就躺倒在地上,这样我的眼睛可从缝隙里看到四周。我没看见光。我又尽力倒竖着把头顶在地上,这时我有了重大发现,我看见了亮光。我看见了上方有一个碗口大的通气窗,光线就是从这里射进来。我站了起来,这样我和那个天窗接近了些。我感受到了从通风口进来的一阵带青草味的气流,空气极其的新鲜。突然我还听到有小鸟啼叫随着气流传进来。这些平时被我忽略的生命现象现在都被放大了,让我感到生命原来是那么值得珍贵。我久久地站立在气流里,只感到周身颤栗。许多年后,我听到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开头那段春风扑面似的音乐,就会觉得那音乐就像那次的从通气窗吹进来的气流。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没小过便。现在尿液已积存到极限。我被绑的手无法解开裤子小便,而且对于这些尿液我一直也在打着算盘。我想过,如果绑架者把我丢弃在这里不管,我要生存下去的就需要水。我想如果到了今天晚上他们还不来,那我可能就要把绳子磨断,想办法逃走。昨天他们给我喝过的可乐空瓶子还在地上,我会把小便存在这个瓶里,实在渴了只能喝它了。 
  然而现在小便已经憋得我受不了了。我得马上决定,是磨断绳子还是怎么样。我已想过多次,要是磨断绳子,那一定要逃跑成功,否则可能会被杀死。如果不逃,只要李明来付了赎金,我还是能保住一命。逃跑是最后的选择,目前还不到时候。我决定要排掉小便,否则,活人也会给尿憋死了。 
  现在我的困难是怎样解掉小便而不弄湿裤子。那天我穿的是牛仔裤,里边还有一条棉衬裤和内裤。我那痛苦不堪的两手在背后一点点把皮带往一侧拉,将皮带扣拉到手够到的地方,折腾了好几次才将皮带扣解开来。可是,牛仔裤上那颗结实的铜质纽扣我怎么也够不到,裤子还是紧紧地绷在腰上。我几乎已经将肩关节别到最大限度,不顾两手被绳子磨得皮开肉绽,想抓住那颗纽扣,可那纽扣总是在我的指尖间逃脱。我累得气喘吁吁,只觉得手掌有点湿漉漉的,那是手腕处被绳子磨出的血流下来了。我不知为什么一定要脱下裤子,都这个时候了,就撒在裤里也没什么吧。可我还是固执地想要不尿湿裤子。我觉得要是被那些狗东西看到我尿了裤子,实在是觉得太失败了。 
  看来我想解开那颗纽扣是不可能了。那么我只能想办法直接把裤子拉下来。我的手只能在后面拉裤子,前面的部分始终下不来。我躺倒在地上,像蛇蜕皮一样在地上摩擦,谢天谢地,我的裤子下来了一半,那小便的东西总算露了出来。我又挪动身体,侧坐在木板上,然后,小心翼翼地开始小便。我那泡小便整整憋了二十来个小时,当它开始排出时,我的周身一阵战栗,使得那个刚好露在裤子边沿的可怜的东西不小心缩回到裤子里面。亲爱的朋友,你到过长江吗?你去过黄河吗?你见过开闸泄洪的水坝吗?当那洪水从闸门飞流直下时,任何力量都无法拦截它了。我只觉得温暖的尿水在我的裤子里欢快地漫延,渗透到两腿。我现在极其放松,也极其失望。 
  天又黑下去了。过了些时候,我听到了有汽车来的声音。接着,铁门开启的声音。一阵脚步声急速传来。 
  想起了戴安娜王妃 
  我赶紧躺回到木板上,一动不动。我听到他们打开了那个木头门。还能感觉到他们的手电筒的光束照在我身上。他们在洞外观察了我一阵子,才钻了进来。 
  “怎么样?中国人。还好吗?”他们围着我,问道。 
  “很不好,我的手问题很大。”我的阿语不好,表达得很生硬。 
  他们把捆我的绳子割断了。递给我一块还很热的肉饼。我觉得这种肉饼会是饼店做的,不是家里做的。那么这里应该离饼店不远,应该是在市区的范围。我慢慢嚼着,喝着可乐。我现在已不惧怕他们,反而想让他们多呆一会儿,我只能从他们口里知道些外边的情况。我试着要一支烟抽,他们也给了。看来他们今天心情不错。 
  `我问他们是否已联系到尼可,李明是否已经起程回来。他们含糊地说是的,可不说具体的事。他们又一再问我,李明到底有多少钱。我说他有一点钱,但不很多。五万美金肯定没有,两三万说不定还可以。我这么说让一个小子生气了,他咔嚓把子弹推上膛,枪口直抵着我太阳穴,说我在骗他。尽管我知道他不会开枪,可被一支上膛的枪顶住脑袋,还是让我浑身发抖。 
  现在,他们让我站起来,把手平伸开。我只觉得毛骨悚然,因为我想起不久前台湾的白小燕绑架案,绑架者剪下了白小燕的手指寄给她母亲。不过还好,他们还没学会这些。他们倒是让我穿上了一件夹棉的衣服。我告诉他们,我很配合他们的,所以没必要把我绑得那么紧。他们听取了我的话。这回绑得比较松了。在两手之间的绳子还留了十来公分距离。他们做好这些事,又让我躺回到木板上,盖上毯子。然后他们离开了。一会儿,有汽车离去的声音。这让我觉得他们不住在这里。 
  他们一走,我就坐了起来。这回他们绑得不很紧,我的手活动余地较大。我试着慢慢地将手腕上的绳圈往下抹,缩起手掌,那手竟然从绳圈中脱出来了。手的自由使得情况改观了许多。我现在最受罪的是缠在头上的胶布。那胶布大概是粘地毯的,非常结实,它的胶粘着我的皮肤、头发,使得我的皮肤过敏,痒得令人发疯。我现在可以用指头伸进胶布的缝隙挠着皮肤。但是我不可以撕掉胶布。我慢慢将胶布和眼睛边上的皮肤分离开,又将太阳穴附近的皮肤分离开。最后,我可以将缠得像头盔的胶布往上推,露出了眼睛。现在,借着从顶上的通气窗的一丝亮光,我能看见这洞穴似的地方的情况。我在里面走动。我推着那个木头门,那个门很结实,纹丝不动。我又弓下身子,钻到他们让我大小便的那个地室。我突然看到有一个十来公分见方的小窗洞。我用手抠了一下,似乎还往下掉土。我在地上摸索了一会儿,找到个小石片。我用石片刮着窗洞,发现是水泥的。我刮的时候弄出了响声。我只听到外边有人咕哝着,咔嚓一下子弹上了膛。我赶紧蹲下,知道外边有人看守。 
  过了一会儿,我没听见外面有动静,才悄悄溜回到那块木板上坐下。现在我算计着,中国这个时候应该是天亮了。我的家人是否已知道我被绑架了?我要是真的丢了命,对自己来说可能就是一刹那的事。可对她们呢?她们不知我到底是死是活,会长时间地受着这种折磨。我现在倒是很羡慕那些被判刑的人。他们还是活着的,和外界可以联系。就是判了死刑的人,至少家里人知道他怎么死的。但是,被人绑架是无奈的最无助的,绑架者可以任意处置你,他们可以让你受尽折磨,他们可以让你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脑子里又出现了我老婆和女儿在一片树林里寻找我。我马上站了起来,打断思绪,要不我会受不了的。 
  其实从死本身来说,并不是很可怕。我想过他们如果要撕票,会用什么办法呢?是用枪?还是用刀?或者用闷棍?对这些事,我能平静地去想。那个时候英国王妃戴安娜死了不是很久。我就老是拿这事安慰自己。那么显赫的生命,也不就三十几岁就消逝了?我当然会想起伊丽达,这可怜的姑娘可能在一分钟之前还在想着下周婚礼的事,忽然间就香消魂散。我还想起了一个中学时的邻班同学,他叫白永星,是全国少年100米自由泳冠军。他的身体是极好的。他和我同年去当兵,不过他在湖北,第一年就暴病死去了。还有我过去的一个名叫高潮的邻家女孩,她有一回骑自行车摔倒,头上起了个包。在十年之后,这个旧伤造成她脑出血,丢了命。我这样想着居然想起了十几个二三十岁就死去的熟人。原来死亡真的就是你身边经常发生的事。我就这么用这些事来自我安慰。我计算着时间,现在,李明应该是已经启程了吧?只要他一回来,把五万美金付给他们,他们还把我关在这里干吗呢?我大概不会死的。 
  但是事实上,绑架者通过尼可向李明要的赎金是二十万美金。我非常庆幸绑架者在这事上骗了我。如果我知道他们要的是这个数字,我会觉得获救机会渺茫,我可能会逃跑,会因此送命。 
  在星期一的早上,翻译尼可、药剂师阿达还有工人尤莎来上班时看到所有的门都敞开着。 
  他们在办公室聊了半天还没见我从里屋出来。尼可喊了几声,不见回答,就走进我的房间。 
  这时他看到了绑架者留在桌上的纸。那上面写着:“我们已带走你们的人。你们要马上交出二十万美金。否则,我们就杀死他,还要炸掉你们的房子。如果你们报告警察,在这个屋里的人会被一个个杀死。” 
  药剂师阿达吓得一声尖叫,尤莎当场就昏了过去。只有尼可还神志清醒。他知道这是个国际的事件,李明不在,他得告诉中国使馆。尼可做过外交官,知道怎么和中国使馆联系。 
  使馆获知后,极为重视,立即向阿国警方报了案,并照会了阿国外交部。同时将此事作为重大事件向国内作了报告。使馆还马上找来杨小民。让杨小民和李明取得联系,要他马上回来处理。阿国警方在接报后迅速赶到现场。在作了现场侦察后,取走了我的许多照片。媒体也马上赶来了。在门口架起了摄像机。报纸、电台次日全部以此事做头条新闻。阿国那时的传媒已经私有化,需要吸引读者和观众。他们不知怎么从警察手里拿到好些我的照片,有我在金字塔边骑着骆驼,在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在希腊的帕特农神庙。这些照片配上记者渲染的文字,马上吊起了读者观众的胃口。当时,阿国已经出现过好多次富人被绑架的案件,人质几乎全部死掉。在不到两个月之前,阿国的全国商会会长被绑架,在家人付了赎金后,还是失踪了。阿国人被绑架后,家人不敢报警。只有我被绑架的事情一开始媒体就全力报道。阿国人关切着这事,他们这些年看到中国越来越强大了,这回他的公民被人绑架,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同时他们也要看看自己的警察有多大能耐,能否把人质救出来。那些日子,阿国的报纸和电视台的发售数和收视率刷一下蹿了上去。 
  中国真的变得强大了。以前的中国只强调国家的利益。而强大了的中国知道了要保护自己的每一个个体人民,尤其是在海外的中国公民。使馆接到了国家外交部明确的指示,一定要尽力营救出人质。阿国的社会党新政府对这事也高度重视。我是第一个被绑架的外国人,如果我救不出来,将会吓跑很多外国投资者。还有一件事情也起了作用,那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外交部长早已定下在两周后访华。在这个时候,如果我被绑架者撕票,那对两国政府来说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阿国公安部指派了地拉那23分局的迪米特里警长为行动指挥。他调集了几十个精干的刑侦警察,并获准使用各种侦察手段。中阿双方为了及时保持联系,把指挥中心设在了中国使馆。他们得到的第一个有用的线索是新华社杨记者的报告,一个陌生人来电向他询问尼可的电话。在当天夜里,尼可接到了绑架者的电话。他们斥责尼可报了警,警告他如果不配合他们,将杀死他们全家。接着他们询问李明是否已启程回来,是不是已答应付赎金。尼可只是说李明已经知道这事,很快要回来。这一夜尼可和老婆、儿子一夜没睡,坐在灯下商量着是否要报告警察。在一年前,尼可的大儿子因为得了忧郁症,从一座五层的楼顶上跳下身亡。现在,他们又要面临死亡威胁。尼可后来对我说,他不是怕自己,而是怕儿子的安全。但是那天在天亮后,尼可还是下了决心,向迪米特里报了案。迪米特里微笑地听了尼可的报告。其实迪米特里在尼可接电话的同时,已经在同步监听。在杨记者提供报告后,迪米特里知道绑架者会和尼可联系,就做好了监听准备。 
  美丽的黛替山 
  在我被解救之后我问过迪米特里,如果绑架者拿到了赎金,会不会放我走?迪米特里微笑着回答我:不,不管他们拿到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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