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调查结果显示，中产阶层在工作上投入巨大，其工作时间显著多于非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一般工作日（最近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含上下班路途）普遍高于非中产阶层。样本总体的人均工作时间均值为679小时，而“收入中产”平均工作时间804小时，“＇职业中产”758小时，“学历中产”727小时，“消费中产”794小时。进入收入、职业、学历三重意义上的标准中产阶层，日均工作时间则高达851小时，比非中产的平均646小时高出205小时，中产们的辛苦程度可见一斑。工作时间的城市差异也很明显，如“收入中产”，人均工作时间最长的是上海841小时，其次是广州806小时，南京795小时，北京759小时，最短的是武汉706小时；而“职业中产”人均工作时间最长的则是广州822小时，最短的南京722小时；“学历中产”，人均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广州752小时，最短的是武汉687小时。
还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那就是，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与他们的工作时间似乎正成正比，自认为属于中下层、中中层、中上层的人均工作时间分别是656小时、690小时、724小时，依次增加。这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抑或反映了中国当前中产阶层的工作状况与阶层心理认同上的深层关联？该数据的可信度及其背后隐含的深层机制虽然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但至少，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中产阶层所面临的巨大的工作压力。
图3…2五大城市中产阶层自我认同与工作时间变化曲线图与工作时间长相应的是中产阶层睡眠时间的相对稀缺。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睡眠时间的差异没有工作时间的差异那么悬殊，大多不超过1小时，但中产阶层的睡眠时间普遍少于非中产阶层，收入、职业、学历三重标准的中产阶层平均睡眠时间725小时，低于样本的总体均值747小时，更低于非中产的均值751小时。
相对于工作时间与睡眠时间上中产与非中产之间差异化现象的一致性，闲暇时间的拥有量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总体而言，虽然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导致中产阶层的平均闲暇时间467小时尚低于平均水平的485小时，但差距值较低，且各变量之间差异较大，高于非中产阶层的例外比比皆是。例如，“学历中产”中，上海、广州两地的中产阶层闲暇时间高于非中产阶层，“收入中产”中，广州中产高于非中产，按职业划分的“职业中产”的闲暇时间更加富裕，出现了唯独武汉的中产低于非中产、其余皆为中产高的现象。
由此，在中国中产阶层闲暇生活时间方面，与“非中产”层相比，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征：
（1）中国中产阶层的工作时间偏长，工作繁忙度较高；
（2）中国中产阶层的睡眠时间相对较短；
（3）中国中产阶层的闲暇时间实际上与平均水平的差距并不明显，且在部分数值上超过了非中产阶层。
电话调查的结果说明，中国的中产阶层大多工作繁忙，时间资源稀缺。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中产阶层虽然工作时间偏长，工作更为繁忙，但他们的休闲时间却并未普遍地相应减少，至少与非中产阶层的差异不明显。
第二部分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素描（2）
对此，我们首先可以从家务劳动等生活负担压力度方面给予一定的解释。囿于调查篇幅的限制，此次电话调查中没有直接询问调查对象的家务劳动时间，但我们可以根据相关的理论与研究实践做出相应的说明。在王雅林的《城市休闲》第五章中，对不同群体的闲暇生活质量进行了比较，其中一项便是关于家务劳动时间的比较。研究者关于在业与非在业两类城市居民生活时间的比较研究结果证实，非在业者的家务劳动时间远远高于在业者，即便双休日里在职在岗者的家务劳动量显著增加，仍少于非在业者。研究者认为其中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是家庭经济收入。紧接着，研究者进一步就在业群体内部的家务劳动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将在业者进一步分为在职在岗劳动者、下岗再就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三类，研究发现，下岗再就业者平均一周的家务劳动时间明显高于在职在岗从业者。研究者同样从家庭经济状况对此结果进行了解释，认为家庭经济收入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了家庭成员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收入高，则用于家务的时间相对减少。王雅林主编《城市休闲——上海、天津、哈尔滨城市居民时间分配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98～104页。
在另一项关于上海市民时间分配的研究中，同上引书，第174～176页。研究者总结出上海市民家务劳动时间的特征为：文化程度的高低与家务劳动时间的支出成反比，学历越高，家务劳动时间越短。研究者运用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原理对此做出了解释，认为人力资本的高低对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时代，个人在决定自己人力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时也有着边际效用的考虑，既然家务劳动是一种“无酬”劳动，那么高学历者丰富的个体资源自然趋向于投入市场，这样可以得到更高的产出。另外，研究者认为，从机会选择的角度看，高学历者所从事的大多是知识、技术性工作，因而承担社会有酬劳动、把时间配置在市场部门的机会自然更多，如此一来，大多数人自然会选择雇佣钟点工等替代手段来处理家务。
在设定本研究中的“中产”与“非中产”的职业区分标准时，“职业中产”很明显多属于在职在岗者，且多为职业稳定、并具有一定职业威望的工作者，而 “职业非中产”中非在业群体显然较多，且即便是在业群体，职业地位也相对较低。因此，根据前述家务劳动时间上不同就业群体的差异情况，我们可以认定，“职业中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少于非中产。同样，根据前述收入、教育水平与家务劳动时间的反比关系，我们可以引证此项研究中“收入中产”、“学历中产”与家务劳动时间的反比关系。另外，针对调查中“您对休闲状况不满意的原因有哪些”的问题，对“家务负担重”一栏的选项，“三合一中产”与非中产的均值分别为006与012，中产阶层显著低于非中产。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无论从单项指标，还是综合收入、职业和学历三重指标，中产阶层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显然都低于非中产阶层，因此，对中产阶层而言，家务劳动等生活负担方面的压力程度显然都比非中产阶层要低。如前所述，这一判断具备相应的理论合理性，并得到实际调查研究的佐证，与此同时，它也符合我们对当前中国城市家庭现状的认识。聘请保姆、钟点工已不再仅仅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婴儿，找个钟点工烧饭或是打扫卫生已经成为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十分普遍的风景。
五大城市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闲暇活动方式比较
关于休闲活动方式的选择，我们有几个问题：（1）空闲时，您通常会作哪些活动安排？（2）最近两年来，您是否经常外出旅游？（3）最近一年来你去过哪里旅游？（4）您经常去体育场馆健身吗？（5）您平时有哪些兴趣爱好（或喜欢做哪些事情）？（6）您个人认为最理想的休闲方式有哪些？通过分析统计相关问题的选择结果，我们发现，与闲暇生活时间方面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近似相比，在闲暇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二者的差别堪称显著。调查结果表明，在休闲活动选项中，“出外看电影、比赛等”、“运动健身”、“旅游”、“交往活动”等活动型项目上，中产阶层的选择比例普遍较高；而“在家看电视、书报”、“补充睡眠”、“陪伴家人”等非活动型休闲项目上，选择比例偏少。
1“在家看电视”与“出外看比赛”
在闲暇活动安排中，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在家）看电视、书报”与“出外看电影、比赛等”两项的选择上，呈现出完全相反的趋势。“看电视、书报”一项上，中产的均值为054，非中产的均值为060，中产低于非中产；但“出外看电影、比赛等”的选择中，二者的均值则分别为008和004，中产高于非中产，虽然其差异程度尚不具显著性，但仍体现出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闲暇娱乐方式上的差异。其中具有显著性差异的统计结果也有很多，如“收入中产”方面，广州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均值分别为039和058（df=1，P＝0008P值小于或等于005，便具有显著性；小于或等于001，则显著性颇高。）；武汉分别为052和070（df=1，P＝0041）；“职业中产”与非中产，北京分别为049与054；广州分别为045与060（df=1，P＝0026）；武汉分别为063与068。就“学历中产”与非中产来看，“看电视、书报”一项，北京均值分别为046和061（df=1，P＝0009）；武汉均值分别为058和075（df=1，P＝0001），均具有极高的显著度。而“出外看电影、比赛等”的方面，除南京外，其他四大城市均为中产高于非中产，其中武汉均值分别为013和003，其差异具有显著性（df=1，P＝0001）。
2旅游的理想与现实
闲暇活动中的旅游方面，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显示出显著不同的选择结果（见表3…1）。针对“最近两年来，您是否经常外出旅游”的问题，中产阶层回答“是”的比例高达605％，显著高于非中产阶层的363％，回答“否”的比例则恰恰颠倒了过来。
中产与非中产不仅在旅游与否上差异显著，而且在具体旅游圈的范围上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旅游的区域距离越远（国内本省→国内外省→港澳台地区→国外），与非中产阶层间的差距越大，在“港澳台地区”与“国外”两项上中产阶层明显多于非中产阶层，其差异呈现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P值均为0001）。
第二部分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素描（3）
3场馆健身
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休闲活动的不同在健身方面也有明显的体现。如图3…6所示，中产阶层对“您经常去体育场馆健身吗”的问题回答“经常去”、“偶尔去”的比例分别为279％和430％，均远远超过非中产阶层，而且统计表明这种差异具有显著性（检验结果的P值均为0000）。4交往
交往方面，中产与非中产的差别格外明显，中产阶层的交往更为活跃。
首先，针对“您的主要社交场所通常在哪里”的问题，更多的中产阶层回答“茶馆、酒吧、咖啡馆”（P=0000）和“酒店、饭店”（P=0000）。
在看待社会交往的目的上，中产与非中产似乎也有着显著的差异。在“认识新朋友”、“了解信息”、“应酬”、“事业进步”等选项上，中产阶层的回答率均明显高于非中产阶层，而在“没帮助”这一项上则恰恰低于非中产（df=1，P=0021）；另一方面，在“增进友谊”、“娱乐休闲”这些传统交往目的选项上，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回答却并未体现出大的差异。这样的统计结果令人深思，中产阶层的交往具有明显的以增加社会资本为目的的工具性取向。
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交往圈的数量也大相径庭。针对问题“根据您的估算，您经常参加几个社交圈的活动”，选项分别为：（1）1～2个；（2）3～4个；（3）5～8个；（4）8个以上；（5）没有，其中中产阶层的选择率分别为459％、95％、52％、35％、58％；而非中产阶层的选择则分别为515％、212％、39％、12％、223％，其中相差最为明显的是 “3～4个”和“没有”两项，普通中产阶层对前者的选择几乎为非中产的两倍，而后者的选择则几乎为非中产阶层的五分之一！除此之外，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交往上的区别还表现在他们不同的影响能力上。对“在您主要的社交圈中，您的影响力如何”的调查结果发现，中产阶层选择“很强”（49％）和“比较强”（432％）的比例都相对高于非中产阶层的“很强”（41％）和“比较强”（291％）的比例。
5上网
对“您平时上网吗”这个问题，中产与非中产的差异非常大。中产阶层选择“是”的占779％，而非中产阶层只有452％；反之，选择“否”的中产人数只占221％，而非中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