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研究主要是采用国外常见的“路径分析”的模式，用定量资料对父母学历、职位等对子女的学历、职位的影响，通过一系列的模型分析得出相关结论。笔者以为，中国这样一个注重体验、注重个体感受的社会，缺少来自定性的研究资料是一个缺憾。涂尔干说过：“如果社会学不能进入到个体的内心深处以描述出它旨在解释的人类心理世界，那么社会学就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宗教与认识论》，转引自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因此本章侧重于实证，注重个人体验，以此来描述中国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获得与传承的特点。由于中国中产阶层尚未发育完成，定性研究的方式可能更合适描述动态变迁的过程。作为“中国中产阶层研究”专题论文的一部分，本章对社会分层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教育对中产阶层形成的影响，同时由于这个阶层明显的“文化资本”特性，本章接下来将采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作为分析视角。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3年以来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五大城市所做的“中产阶层生存与发展”访谈、2004年1月所做的电话调查以及笔者2004年3月在南京某重点高中搜集的观察资料，构成了本章的资料依据。
第四部分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获得（1）
古尔德纳指出，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新阶层，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是：“第一，在数量上——它占有相当多的文化资本份额，并且其收入相对较大的一部分由此产生。第二，在质量上——在某种程度上它的文化是特殊的文化。”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32页。可以说，对文化资本的占有是中国中产阶层的根本特点。首先，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较高的学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分析，在中等收入者当中，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占486％，大学本科占263％，其他共占251％。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城镇居民收入分析”，2002。其次，他们有将文化资本转化为其他资本的能力。由于现在公认的中产阶层群体年龄大多是在30～50岁，他们对于新知识、新事物的掌握能力强，在工作中具有开拓能力，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收入与知识技能逐步挂钩，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收入水平也越高。从职业上看，中产阶层一般集中在需要较高文化资本的行业，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的专门化程度高，讲究情调、品位，有较高的审美水平。
我国中产阶层从20世纪90年代大量涌现。经济发展对知识资源和人才的强烈需求，对个人受教育程度的要求也在提高，这使得整个社会表现出对知识、对人才的强烈需求。由于社会对知识、对人才的渴求，一方面，从事传授知识的各类教师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他们的收入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从人才市场供求的角度看，人才受教育程度越高，知识技能越高，其价值也就越大，其收入水平也必然提高。刘文纲：《我国中等收入阶层需求分析——兼论企业营销变革》，《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
米尔斯对社会研究提出了一个指导性的方向，那就是“社会科学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这三者（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社会）是方向正确的人的研究的坐标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1，第154页。据此，笔者在下面的论述中将尽量把研究问题与社会历史相联系，由于每个年代的人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不同，同一历史事件对不同年龄组的人也不一样。本节所采用的几个个案，考虑到了对象的出生年代，其中W10出生于50年代中期，W15出生于60年代中期，W17出生于70年代初， W8则出生于70年代中期。
家庭对人的影响是难以去除的。美国生命历程理论的创立者埃尔德的研究对象、一位经历过美国20世纪初经济大萧条的过来人说：“你以为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会影响下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代的生活都会影响下一代的生活。”GH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译林出版社，2002，第467页。
电话调查的统计数据表明，家庭的文化资本越高，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对子女今后的学业发展和职业成就越有益。
图6…1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18岁时父亲的职业”比较
图6…1显示出中产阶层的父亲职业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管理与技术人员、企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以及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等职业群体中。而这几类群体是文化资本相对丰富的群体。
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是具有文化价值的财富，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背景因素。而“社会化就是儿童借以获得一种特殊的文化身份的过程，同时也是他对这种身份的反应。社会化就是一个生物人转变为一个特殊的文化人的过程。”张人杰，同前引书，第404页。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最初因素与社会出身、家庭培养密切相关，文化资本总是被烙上最初获得状态的烙印，那些在某个阶段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家庭，他们也能依靠历代积淀的文化资本来获得发展的动力。
家境非常贫寒的W17，是一位在专业上取得比较突出成就的大学教师，他认为家庭尤其是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巨大。他说：“我父亲是被革命的对象，他家里是地主，解放时他16岁。他小时候非常聪明，记忆力惊人，基本上老师讲完后就可以倒背。解放以后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但是他已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各个时期的历史了如指掌，并且以唱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当地有一种风俗，值得尊敬的人死了以后，要放两到三天，就要有人晚上去唱歌。他就去唱。内容就是从历史中选择有教育意义的题材，主要就是劝活着的人怎样为人处世，怎样孝顺父母，7个字一句，七言绝句。这样我从小就听他唱这些歌，到我上学的时候，我的作文和别的成绩就比别人胜一筹。”
W17称自己能够在作文方面，在语文方面比别人胜一筹，就是受父亲的影响。“他平时没事时就会哼，因为他人缘关系很好，死了人以后他都主动要去，表示对人的尊敬，所以在当地几个县都很有名，别人都喊他去，他能够出口成章。”
W17 家当年的家庭条件非常简陋，“姐姐和母亲住楼下，父亲跟我就住在楼上。”但是，越是困难的条件，越使父亲紧紧抓住“读书”这一获取家庭翻身机会的方式，“一躺下来他就跟我讲只有读书才好，才能光宗耀祖。经常给我念宋徽宗的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我就受到这种暗示，就是要读书。”
如果说父亲鼓励儿子读书一开始只是一种文化惯习的话，那么后来他所受到的来自好友的轻视则更加坚定了父亲促使孩子出人头地的信念。“还有一个故事，我出生时还有一个跟我父亲最要好的，生了一个女儿，我父亲跟他约定做亲家。……后来这个人发了一点财，父亲就开玩笑说，我们的约定还算不算数？这个人顾左右而言他，意思就是不算数了。我父亲就说，你看现在世态炎凉——你一定要读书。”
从W17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的家庭的文化资本的传承，这种文化资本的传承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化知识的传递，因为解放以前的家庭能够送得起子女上学的，一般都是条件比较好的地主、富农等富裕家庭。他父亲虽然在解放以后因为出身问题没有继续接受教育的条件，但是他充分能够认识到教育——即文化资本的价值，并将自己获得的这些文化资本以“唱歌”的形式传递给儿子。
以上研究主要是采用国外常见的“路径分析”的模式，用定量资料对父母学历、职位等对子女的学历、职位的影响，通过一系列的模型分析得出相关结论。笔者以为，中国这样一个注重体验、注重个体感受的社会，缺少来自定性的研究资料是一个缺憾。涂尔干说过：“如果社会学不能进入到个体的内心深处以描述出它旨在解释的人类心理世界，那么社会学就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标。”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宗教与认识论》，转引自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因此本章侧重于实证，注重个人体验，以此来描述中国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获得与传承的特点。由于中国中产阶层尚未发育完成，定性研究的方式可能更合适描述动态变迁的过程。作为“中国中产阶层研究”专题论文的一部分，本章对社会分层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教育对中产阶层形成的影响，同时由于这个阶层明显的“文化资本”特性，本章接下来将采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作为分析视角。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3年以来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南京五大城市所做的“中产阶层生存与发展”访谈、2004年1月所做的电话调查以及笔者2004年3月在南京某重点高中搜集的观察资料，构成了本章的资料依据。
第四部分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获得（2）
其二是成就动机的传承。他的贫困的童年家庭生活经历使他具有一种物质上的匮乏感，这种匮乏感是他坚持读书求学的动力之源；来自父亲好朋友的刺激——家庭的贫困使得父亲的这位好朋友“嫌贫爱富”，也激发了W17希望依靠读书出人头地的志愿。同时，父亲经常做励志教育，从“书中自有黄金屋”等古代的励志格言，到以实例来激发儿子的读书愿望。
从年龄上看，中产阶层的一般是在30～50岁左右，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最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在“文革”开始前后开始接受学校教育，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接受高等教育，年龄较小的一批则是在“文革”以后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对于“文革”时处于学龄期的大多数人来说，“文革”阻碍了他们接受正规教育，而且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功能受到影响。但据刘精明2004年的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其实并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大，因为文化资本的传承在“文革”期间的家庭中并没有停止，“那些被划分为不好的阶级，一部分是旧体制下的传统精英，像地主、富农、资本家；一部分是新社会中的教育精英，像右派分子，他们都是文化资本的拥有者，或在旧社会饱读诗书，或者耳濡目染传统文化中几近苛严的尊师重教之规范与风气，重视教育的理念在他们的心目中扎下了极为深厚的根基。”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89页。那些家庭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在那个年代也并没有被完全彻底被革命掉。因此，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的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就不简单是“文革”时期所流行的那些革命元素。我的一个访谈对象W10的经历证实了这一观点。
W10出生于50年代中期，她上小学的时候，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都受到了“文革”的冲击，只好好地上了3年学。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开始接受教育，所以她的整个教育是不系统的。家庭受到了冲击，她自己后来也到农村3年，在干校，主要是劳动为主。“那时候选拔一些干部中间的大学生来教我们，工业、农业、电子呀，讲插秧呀、割麦呀、种花生呀、锄草呀，一点点化学知识呀，工业就是讲一点点物理知识。” “从五七干校回来之后上高中，也是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然后就再下农村，当知青，在农村又呆了3 年。1976年，我们就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入学是1977年3月份，当时是招4个班，必须是高中毕业生，最后一批的工农兵大学生，我是学工的，学机械专业，分到一个厂里面，因为我爱人留校了，所以我就调回学校。”
另外一种教育形式就是对思想的影响。“给教师戴高帽子游行啦，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啦，当时我们就有一种看法：你看读书以后就会像老师一样，要戴高帽子游行，那时候就不想读书。”
但是尽管家庭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父母过得不是很好，但是她们还是很自由，她认为，那个年代对她来说也还是有很多乐趣。“我们没有学校的约束，比较自由，比如说，养小鸡呀，抓虫子呀，很自由地成长。” 而且她对那个年代经历的种种也不是感觉到特别遗憾。“你生在这个年代有什么办法呢？我觉得还是好快乐，不觉得很痛苦。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