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如果由同样珊瑚构成的岛延伸的地方比构成珊瑚岛的珊瑚虫能够生活的地方深得多的话，这会更加证明达尔文理论的正确性。
③见《查·达尔文全集》1936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版第11卷第256—257页。
达尔文得知地质学家们对他的《‘贝格尔’号地质学》方面的一些著作还是给予很高的评价，札德教授在自己的关心火山理论的著作中也引证了他的话，对此他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如果要把《‘贝格尔’号地质学》方面的著作再版成为一卷本的话，那么达尔文认为不作任何修改为好，虽然这部著作在某些方面已经过时了。
为了答复詹·格基教授寄给他的《伟大的冰川时代》一书，他在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给格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他首先向格基略表谢忱，然后便把自己关于骚桑波顿旧石器时代沉积物中角形石和磨损石竖立原因的理论观点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认为，沙石是在沉积物中间冻结的雪层里，在冰雪融化的情况下，沙石就竖着陷下去，并且冻结了。
这就是为自然界的微小现象寻找解释的鲜明特点。
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就给予弗·奥·科瓦列夫斯基各种帮助，科瓦列夫斯基首先提出，他的任何是要对许多骨化石进行详细的分析，以便根据古生物的材料了解动物群的发展的种系发育史，一八七八年，达尔文非常高兴地阅读了莫西索维克的《白云石礁》。
原来，古生物学家们十分相信进化论，所以他们开始利用某个已经绝灭的生物群的逐渐变异，作为这个或那个层系沉积的地质时期的真正标准。他认为内麦尔的著作也是这样承认进化论的。然而，对真理的热爱使他承认（见一八七八年七月一日给莫西索维克的信），正如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的那样，一个层系中的每一层只含有在海洋一定深度及存在于这一深度的其他条件所特有的生动，并且承认，在某一个海生物种和另一个海生物种之间的所有过渡形态，很少在同一个地方或同一层存在①。
①在我看来，这个意思是非常精辟和非常重要的。这个意见特别适合于对贝壳变化的看法。B．N．扎金教授在他关于田螺种出色的学术论文中清楚地表明，这个软体动物门的贝壳的形状和构造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学（水的深度、运动等）我在圣瓦斯特拉隆格诺曼底一个车站上，曾亲眼看到在不同深度发掘出来的现代patella贝壳的各种标本，这种贝壳由于所处的深度不同，其结构变化也各异。因此：在根据同一个地方贝壳变化建立贝壳的种系发育的系列以前，古生物学家必须问自己，这里没有产生生态的系列吗？也许，由于陆地升降也没有产生遗传的系列吗？而且也不能用条件的回复来解释作为建立进化论抽象“规律”（象菊石亚纲这样贝壳）的周期变异吗？
达尔文继续写道：“我有时进行一些推理，认为现在陆地和海洋在世界上的分布情况和从前截然不同，许多新属和科能够先顺着孤立的水路两岸向南发展，而后来却能向北伸延。”
他在内麦尔的关于斯拉沃尼亚的古生软体动物的著作中看到了一些事实，它们是说明生活条件能直接影响生物进化的“极好证据”。
美国学者奥伦也指出了这种外部条件的直接影响，他分析了鸟类和哺乳类这些地理上各亚种的分布情况，在给莫尔斯的信中，达尔文称奥伦的书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但是，在给那个在评论中批评奥伦的罗马内斯的信（一八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中，他写道：罗马内斯关于奥伦著作的评论，却使他怀疑奥伦是否真的有力地阐明了被研究的对象，这种怀疑甚于过去寄予的希望。
为了不再赘述当时达尔文一直在研究的甚至使他感到不安的问题：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应当接受这一对进化来说是外部的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①，让我们还举出达尔文在三年后（一八八○年）给赫胥黎的信中所表示的一条非常明确的意见吧。赫胥黎曾给达尔文写信道，他认为最好在讲话时不要暗示自然选择，因为这需要很长的“附加说明”。达尔文虽然当时已达七十一岁高龄，并且在许多信中老是强调他年事已高，害怕出事，说他的智力减退了，已经不能再研究困难的问题，但是，他却正是在许多困难的问题上，继续独具慧眼地权衡一切“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他那惊人的智慧使他始终“注视着”同该原理相矛盾的证据，他善于找到一种非常准确的、精辟的、明智而又无可辩驳的论据。无疑，他在受到赫胥黎对自然选择所流露出的一些轻视的神态的刺激后，担心赫胥黎从此不和他来往了。
①斯·尔·索博尔多来年深入研究了达尔文的著作，他在同我私下谈话时说出这样一种想法；根据达尔文的著作和书信分析他一生各个不同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十分有趣的。我完全赞成这个意见，不想在这个《传记》中作出全面的分析，在这里我只指出，达尔文承认新的事实对说明这种影响的重要性，实质上丝毫也没有贬低自然选择思想的作用。
他给赫胥黎写信道：“在我经常想到那些我们现在所不能见到的·极·少·数（着重号是我在引文中加的——作者注）的结构时，我可以使自己确信，自然选择所起的只是从属作用。另一方面，在我想到那些二十年前，只是被称作‘形态学的’并被认为是毫无用处而现在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重要的为数甚多的构造（特别是各种植物）时，我可以使自己确信，任何构造都是靠自然选择发展起来的。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勃龙列举的一览表①中，有很多构造由于它们没有功能作用而无法认为是自然选择所造成的，但现在却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构造了。”
①附在勃龙的德文版《物种起源》上的。
为了结束达尔文一生最后十年在古生物学上的成就，以及古生物学对于进化问题日益增长的意义，我还要指出美国人马尔施关于古生齿鸟类的著作对他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八七六年，华莱士的巨著《动物的地理分布》出版了。达尔文对该书无限钦佩，并且指出，根据华莱士的观点去研究各种植物、昆虫有肺软体动物和淡水鱼的分布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认为最有价值的是华莱士把哺乳动物作为动物地理分布的基础。但是，达尔文想把旧北极地带区和新北极地带区联结在一起，并又作为一个区域，把马达加斯加也合并起来。华莱士没有象福勃斯、虎克等人那样，采用并不存在的一些大陆下沉的假说，来说明生物的现代地理分布，为此，达尔文称赞了华莱士，并表示反对存在一个南极大陆的说法——似乎是介于南美洲和澳洲的南端之间的一个环节。他在信的末尾写了一句赞颂该书的话：“这是一本妙不可言的书，在未来的许多年内，它将是一切有关动物地理分布著作的基础。”
大约在这个时候，达尔文知道了安顿·窦恩的关于脊椎动物起源于环状蠕虫的论文。这一就是现在也很少普及的理论，看来对达尔文没有产生巨大影响。他给窦恩写信道：放弃对那些海鞘纲动物（它们和脊椎动物的亲缘关系是阿·奥·科瓦列夫斯基确立的）的研究，会使他感到遗憾，他对这些动物深抱好感，当然，主要的是放弃建立动物界基本科目之间的联系使他感到遗憾。在这里应该指出，达尔文高度评价窦恩在新大陆努力建立动物站的行动，并且亲自捐款，在英国组织签名，积极参加建立这个极好的机构。
我不准备细谈他同奥古斯特·魏斯曼相当频繁的通信。我只想指出，他在通信中总是彬彬有礼的，特别是同外国人通信，甚至在他同他们发生意见分歧时也是这样，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竭力避免同他们发生任何摩擦。
众所周知，在这些年里，微耳和一直对进化论持反动立场，并且反对在他的学校里讲授进化论。赫克尔出版了一本反对微耳和的小册子《科学和教育中的自由》，赫胥黎为小册子写了一篇前言。一向钦佩赫胥黎的聪明机智的达尔文，感谢赫胥黎给他寄来的一本书。他写道：“我只读完了前言……这是非常出色的，我十分高兴您在结尾给微耳和一记响亮耳光。”赫克尔没有征得达尔文的许可，就发表了他对微耳和的个人意见。他的儿子一传记作者写道：“很难说，当时使达尔文感到痛心的，是他对同行进行了侮辱呢，还是他破坏了对朋友的信任……”
达尔文继续同弗里茨·缪勒通信。他总是高度评价缪勒的考察材料，并经常在《自然杂志》上刊载附有他写的前言的缪勒来信的片断，因为他认为，这些片断对维护进化论是极端重要的。他给缪勒写信道：“您总是在发现某种新的和极端有趣的东西。”一八八○年，巴西发生水灾，这使达尔文感到极度不安。他给缪勒的哥哥（也是著名的博物学家，当时住在德国）去信，询问缪勒是否丢失了书籍或器具，“为了使科学不致受到损失”，他准备立刻用自己的资金来帮助缪勒。
但结果，缪勒一切都安然无恙。
在达尔文这一时期的个人生活中，我们要指出希金森上校从新港到唐恩访问一事。这个美国人在美国南北各州之间进行战争时，曾组织过特别的“黑人团”（即由黑人组成的）。无需赘述，达尔文憎恶奴隶制，全心全意站在北部各州一边。希金森的《同黑人团相处的生活》一书落到达尔文手里已经是在上校访问唐恩之后。达尔文根据他所看到的美国黑人的情形，对他们一向抱着好感，他在读完该书后，给上校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了自己的喜悦心情，因为希金森也抱有同样的见解，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很有见解地分析了黑人的性格和智力。
我们在这里既不描述弗·奥·科瓦列夫斯基访问唐恩，也不描述克·阿·季米里亚捷夫访问唐恩。因为在我们上面已指出的达维塔施维里的书中，已描述了科瓦列夫斯基访问唐恩的情况，苏联读者已清楚地从季米里亚捷夫的著作中了解到季米里亚捷夫访问唐恩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在我们的书刊中，也时常加以引证。
应当指出的是，达尔文对当时流行的招魂术和扶乩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他的一个儿子把一个扶乩者请到查理的哥哥伊拉司马斯·达尔文在伦敦的家里，而且查理也参加了一次扶乩会，但却提前退场，确信这是招摇撞骗。大家知道，华莱士是招魂术的拥护者；相反，赫胥黎却是一个曾在第二次扶乩会中大大阻挠了扶乩者的顺利进展的怀疑主义者。
一八七五年，达尔文的朋友赖尔活到耄耋之年去世，他葬在西敏寺，因为所有大不列颠的著名人士都葬在那里。
同年，达尔文积极地参加研究当时流行的“活体解剖”问题。达尔文一向喜欢动物，并对虐待动物感得愤懑。但在英国某些人所发动的反对生理学家对活动物进行试验的运动之后，如果随之颁布禁止进行这种试验的国会决议，就有把生理学的成果毁掉的危险。然而由于任命了国会特别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该决议的颁布就被推迟赫胥黎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而达尔文也热情地努力设法帮助该委员会，达尔文的女媚利奇菲尔德律师也被吸收参加，他本着不干涉必要的试验而同时又禁止虐待动物这一精神，起草了国会决议草案。
由于在无知的人们所进行的宣传的影响下，国会又提出了一些不利于科学顺利发展的议案，所以达尔文当众发表意见，并致函发行量最大的《泰晤士报》，以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意见。从他致兰柯斯特的信中看出，对此他非常激动、生气：“您问我对活体解剖有什么意见。为了真正的生理学研究而作活体解剖是合理的；但是，仅仅为了可憎恨的好奇心而进行活体解剖则是不合理的，我对这种意见完全赞同。这个问题使我气得发昏，所以关于它我不再多说了，否则我会彻夜不眠的”。
对达尔文的普遍尊敬和对他的功绩的普通承认是从七十年代后半期才开始的，这表现在给予他许多荣誉称号上。例如，他感到特别亲近的剑桥大学就决定授予他以法学博士的称号。为此举行了隆重的会议，在会上用拉丁语向达尔文致了贺词，贺词的结束语是：“愿您这位以渊博的学问向我们深刻说明自然法则的人，成为我们的法律（法学）博士。”校务委员会决定拨款四百英镑绘制达尔文的肖像，好把它摆在大学里。后来达尔文的肖像就悬挂在剑桥大学的哲学学会图书馆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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