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叫“武昌”号的船。一路平安，里贝先生！他实在帮了我很多忙，的确是一个好同事。
刚才我收到了妻子11月9日的来信，附有一封格蕾特尔10月20日从哈尔特恩寄来的信。谢谢，妻子，现在的一封信意味着什么，多么美好的语言都无法表达。何况不可能总是遣词造句，特别是在饭前，两只脚冰冷，就更难了！所以我们还是算了吧！
下午6时，一家中国报纸出了一期专刊，宣布中国政府要迁移到重庆。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证实了这个消息，同时宣布要为保卫南京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11月27日，星期日
雨水夹着冰雹——我们不可能指望比这更好的天气了。因为一旦日军司令部得知中国政府离开了这里，外国大使馆也已离开，那么可能会有更加猛烈的空袭，至少这是我们的估计。刚才我又把4个装着书籍和瓷器的木箱送上了“库特沃”，但愿装船顺利。还没有得到汽艇是否开往“库特沃”的消息。听说昨天中国士兵持枪没收了汽艇。为了重新得到和使用这条船，德国大使必须首先出面干预。他为此求助于中国外交部。
我的防空洞中的水涨得越来越高，让我发愁。我担心这几天不能使用它，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时间把它里面的水舀干。我正在寻找一个好一些的防空洞。听说现在城里确实有几个经得起轰炸的防空洞，如果我能碰巧给我和我保护的人找到这样的地方，那可好极了！
电厂厂长白先生请求位在我的房子里。同意！现在总工程师陆法曾先生也来了，想带他妻子以及佣人们住在这儿。由于远洋公司搬上了“库特沃”，校舍空出来了，可以提供给他们使用。
下午1时30分，我坐车去了中山码头，想搭乘定于2时开船的汽艇去“库特沃”查看我的行李。码头上又是前几天那番景象。来来去去的士兵们挤成一团。尽管如此，栈桥的一部分还是被封锁了，因为冯玉祥要启程。正当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的时候，他的卫兵出现了，拔出手枪为他开出一条路。这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卫兵用他的毛瑟手枪友善地抵住我的肋骨，示意我必须向后退。（毛瑟手枪的保险已经打开，子弹处于待发状态，能让人相信这是真的吗？）下午4时，汽艇终于来了。在“库特沃”上我只有10分钟时间去行李舱里走了一圈，我找到了今天早上运到的最后一批木箱，感到很满意。我向那些安静地坐着打扑克、喝啤酒的旅客们作简短告别以后，坐上已经急得大声鸣笛的汽艇驶回下关。这最后一座通往外界的活动桥梁随之被拆除了。回到家以后，我见到了高将军先生，他请我在紧急情况下接纳他和他的佣人，我答应了。但是把这些人都安排在哪儿，我一时还真的不知道。
我拜访了贝伦施普龙博士先生（他是封·拉梅灿男爵的继任者，目前主管警察局），我想要一个汽车特别通行证，以便在第二次警报拉响后和晚上10时以后也能不受阻拦地开着我的汽车出去（为安全起见，我也应当请人提供这样一个通行证）。贝伦施普龙也是明天去汉口，他刚刚获得了最高统帅颁发的勋章。他让我明天带着他的名片去找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将军（如果王将军还没有离开的话）。我对王将军很熟悉，从在北平时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我本来不必麻烦贝伦施普龙先生，可是，哪怕能帮上一点小忙也行啊！
上海电台播音员宣布外交部部长王先生将暂时留守南京。人们估计，这样一来外国大使馆就不会撤离，因而也就有可能使南京免遭炮击。我不相信这种哄骗，外交部的各个机构早就撤走了，部长总不会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在下关遇见了封·法尔肯豪森将军，他也得到了相同的消息。
11月22日
天气晴朗，非常好。我的“气压表”又预报对了。7时30分，我还躺在浴缸里的时候，警报响了，不过只是一场虚惊。8时又取消了。我的那个鞋匠邻居真该滚开！只要警报一响，他就跑来了，带着老婆、孩子、爷爷、奶奶以及天知道多少其他的亲戚。可是，现在防空洞里的水有75厘米深，却看不到他来参加排水。唉——你听，这时，上海电台播音员正在播放一首优美的歌曲《献给你邻人一片爱》。要是这家伙不来排水的话，也没有办法！！苦力葛（文海）认为，舀干防空洞里的水太难了，就是说，时间要很长。现在我们给消防队打了电话，请他们带一个合适的水泵来帮助我们，他们暂时答应了。不过，消防队来不来，还得等着瞧。
罗森博士先生打来电话，要求我们几个留下来的德国人10时到腾空了的大使馆里商量将来怎么办。我非得有一个汽车特别通行证不可，否则我就无法走出这座院子！
厨师曹（保林）生病了，请来了一个中国医生。可是我看不懂诊断书：“内热表寒，不日即愈！”
消防队出洋相了。他们没有给我送来水泵，而是送来了一部中国水车，一个所谓的绞盘。我不会用它。在这段时间里，我把所有能支配的人全都召集起来舀防空洞里的水。应该原谅鞋匠，忘记他原先的一切所作所为。他、他妻子和他的3个孩子，还有他六七个亲戚舀水时很卖力。我们终于把地洞里的水排干了，却遗憾地发现防空洞的一部分即西墙倒塌了，非常讨厌的事。原来帮我钉封条的那个木匠要是还在的话，他就要倒霉了，但是这人已经走掉了。这段时间，这里的警报一个接一个：10时～10时45分的警报是一场虚惊；下午l时～2时40分则发生了一场空中混战。东面一架飞机勇敢地自卫以后，起火坠落。后来又有一架飞机坠毁在南面，看上去好像是飞行员被打死了。可惜我用了望远镜也不能确定被击落的飞行员是哪个国家的。不过，后来听说被打死的飞行员中至少有一个是中国人。高射炮没怎么开火，即便开火了，也都没有击中目标！南面落下一连串的炸弹。停了5分钟以后，警报又重新响起，从下午2时45分到3时20分，这又是一场虚惊。
刘工程师带着罗先生从中央广播电台来了，请我把该台的一部分设备送到“库特沃”船上安全的地方。为此，他许诺给我一部大使曾经提出的功率为100瓦的电台。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去大使那儿。可惜来晚了，特劳特曼博士先生正准备上船。真遗憾，两位先生早几天来就好了。
在两次警报的间隔时间里，我和罗森博士在德国大使馆里交谈。罗森博士还是留在了这里。我的游说毫无作用。
下午5时，国际委员会开会讨论成立一个南京平民中立区。大家选举我当“主席”，我推辞不掉，为了做件好事，我让步了。但愿我能够胜任这个也许会变得十分重要的职务。德国大使在上船前不久通过我的介绍认识了斯迈思博士（委员会秘书）。大使同意委员会草拟的有关建立安全区的建议，该建议将通过美国大使馆（有一个电台）电发给上海美国总领事再转交给日本大使。我们已经获得了英国大使和美国大使的同意。我们在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在上海日本大使收到电报以前，不准公开发表电报内容。我们十分希望我们向日本人发出的呼吁不是枉费唇舌。因为这里没有法国人、意大利人，所以委员会里没有法国代表及意大利代表。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电文如下：
考虑到可能在南京或南京附近爆发敌对行动这一情况，由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公民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特此建议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为逃难的平民建立一个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有责任取得中国政府的特别保证：撤除拟建的安全区内所有军事设施和包括军事交通指挥机构在内的军事机构；安全区内不准驻扎武装人员，携带手枪的平民警察除外。禁止所有士兵与军事团体进入安全区，无论这些军事团体具有什么性质，无论其军官军衔为何种级别。国际委员会将努力使上述保证得到尊重和令人满意的执行。
以下具体标明的地区，国际委员会认为适合用来保护逃难的平民。这个区域位于城区的西部，迄今为止，日本空军在空袭时始终注意使其免遭破坏。
所建议的安全区界定如下：
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
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即新住宅区的西边界），至西康路；
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
南面：从汉中路与上海路交叉路口起，至新街口起点止。
国际委员会将负责用白色旗帜或其他有待确定的标志清楚地标出这些边界，并将其公布于众。委员会建议从收到双方政府表示完全同意的通知之日起，视安全区为正式建立。
国际委员会特别希望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保证安全区的民用性质得到尊重。委员会认为，为平民采取这种人道主义的预防措施，将会给双方负有责任的政府带来荣誉。委员会恳请日本政府迅即回复，以便能够尽快结束与中国政府进行的必要谈判，为保护难民做必要的准备。
国际委员会满怀信心地希望此建议能够得到友善考虑。
顺致崇高的敬意
J．M．汉森
G．舒尔彻·潘丁
P．H．芒罗·福勒
约翰·马吉 ×
P．R．希尔兹
艾弗·麦凯
约翰 H．D．拉贝 ×
J．F．皮克林
M．S．贝茨 ×
爱德华·施佩林 ×
W．P．米尔斯 ×
C． S．特里默 ×
D．J．利恩
查尔斯 H．里格斯 ×
刘易斯 S．C．斯迈思 ×
（作者注：姓名后有×的先生们在被占领期间留在了南京。）
11月22日
开完委员会会议回到家，佣人张（国珍）求我给他妻子请一个医生。希尔施贝格大夫来做了检查，确诊张的妻子大约半个星期以前小产了。她必须立即去鼓楼医院。厨师得了动脉硬化症，照医生的看法，他静养几天以后就会复原，并可以工作。这些病来得不是时候，可是又怎么办呢？据我所知，佣人张是唯一能马马虎虎代替厨师的人。可是现在他妻子病了，拖累着他。我很想知道谁能来接受做饭的工作。我不能雇佣一个新人。必须找一个解决办法。
韩先生最近考虑干脆不送走他的家人了，请我给他出个主意，他应该怎么办。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无法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乌拉，做饭的问题解决了。苦力葛（文海）和办公室的杂工蔡（子良）愿意一起做饭。
晚上10时，现在再听一下新闻广播。然后什么也不干，上床睡觉！
11月23日
今天是我55岁生日。衷心祝贺你，拉贝！首先，我今天得到了阴沉沉的天气，我们现在正好用得着！从妻子那儿我得到一份电报和一条很漂亮的围巾——谢谢妻子！不过，围巾还没有收到。她是请特劳特曼夫人把围巾捎过来的。这个小小的包裹本当11月23日能到，可是根据特劳特曼夫人的解释，她好像又从邮局寄出了，而邮局又没准时送到，对此我感到不可理解。无可奈何！这一次，我也不得不放弃插着一圈蜡烛的蛋糕，因为厨师病倒了。办公室杂工蔡说，他不能用蜡烛做出蛋糕来。这个笨家伙总是把事情理解颠倒了！但是我有办法补救，收音机还能用嘛。中国总是有人在过生日，常常让人从上海电台用电波向自己表示祝贺。因此播音员总是备有一张特别的唱片“视君长命百岁”。我索性听这张唱片，想象着这是为我播放的！
早上5时，骑兵上尉洛伦茨打电话把我从床上叫起来。他刚从前线来，也想上“库待沃”。别做梦了，骑兵上尉先生，“库特沃”昨天晚上就开走了。6时30分，电话铃又响了，可是我躺在浴缸里，不想被人打扰。清洁高于友谊！7时，胡尔德曼先生（《远东新闻报》的编辑）和沃尔夫·申克按响了门铃。他俩好不容易从上海来，要与大使面谈。两个人要坐许尔特尔的汽车去芜湖，希望在那儿还能赶上“库特沃”。如果他们成功的话，胡尔德曼和申克想搭乘“库特沃”继续前往汉口。送他俩去芜湖的许尔特尔则返回这里（他说，他得看守大使馆里的椅子腿，不让它们逃走）。
8时，我把张（国珍）的太太送进了鼓楼医院。这个可怜的女人痛苦万分。跟平时一样，我们在医院里等了好大一会儿工夫，才在特里默大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