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刘半农与钱玄同为推广白话文，在《新青年》杂志上演的那场双簧，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段佳话，但时间很短。此后两人虽有争论文章发表，但已不具后人所指“双簧”的戏剧色彩，联中所说的“十载”若为虚指，则过于夸大，与事实相差太远。
再看刘半农与赵元任的交往。他们初次相见是在1924年，当时刘半农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赵元任夫妇游历欧洲时特地寻访到了他的“寒舍”，双方都有“相见恨晚”的感慨。
1925年3月，刘半农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后不久即回国。同年9月16日，刘与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等聚集在北京赵元任家中，讨论研究音韵学的问题。刘半农在会间提议发起“数人会”。“数人”一典出自隋朝陆法言的《切韵·序》：“我辈数人，定则定矣。”也是在1925年，两人首次合作发表了歌曲《织布》，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双簧”即由此开台。《教我如何不想他》是他们在1926年的作品，后来还有多首问世。《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中收录二人合作的歌曲共六首，时间跨度为1925年至1931年。至于是否还有未公开发表的其他曲目，今已不得而知。刘半农于1934年去世，而赵元任与其交往时间正好为十年。“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无论是“十载”时间，还是作词谱曲的合作关系，皆与相合。所以才有上联中刘去世，赵“难成曲”之说。
此联见于杨步伟所著《杂记赵家》，杨评价“上联差劲一点”。笔者认为，这也许是赵氏借其夫人之笔表述的自谦之词。若细读，不难发现上联中“十截唱双簧”较好，下联中“叫我如何不想他”最为绝妙，但通读则感觉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运用貌似平淡的白话，实则多处暗藏“今典”，将对朋友的哀伤之情，寄寓联中。
另外，对联中“叫我如何不想他”，用的是“叫”字，见于杨步伟在《杂记赵家》的有关忆述。而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用的是“教”字，不仅见于正式发表的歌曲作品，也见于《杂记赵家》一书中的其他段落。叫与教，义有相通，无关宏旨，只是引文相异，有必要做一说明。
《告别五千年》的五身段说
？ 张远山
在写于1999年7月的《告别五千年》一文（刊于《书屋》2000年首期，收入拙著《告别五千年》，2002年3月即出）中，我提出了中华帝国史的五阶段说，大意是：
中华帝国史，可分为五个身段或时段：头脑时代（先秦）、胸膛时代（两汉至盛唐）、腹部时代（残唐五代两宋）、胯部时代（元明）、膝部时代（清代以降）。以唐中叶的安史之乱为界，又可分为上半身、上半时或下半身、下半时……
此文引起了不少国人的共鸣，有读者说是“曾经读过的最好文章”，也有朋友说是“历史之手借张远山而书写下的当代文本”。说实话，这样的谬誉并未令我沾沾自喜，因为我未见其誉而只见其谬。我丝毫不想唐突读者和朋友的善意，只想告诉读者和朋友，由于我的不高明的误导，他们误把头脑、胸膛、腹部、胯部、膝部五个身段当成“比喻”了。每次听人赞扬《告别五千年》的比喻多么巧妙，我都感到哭笑不得，无地自容，因为这一误解纯粹是由于我的误导。为了对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发展普遍规律”进行嘲讽，我在文章开头连续两次故意卖了破绽：“我还是想用‘传统’的、‘东方神秘主义’的比喻。……本文所论与‘规律’无关，仅仅是比喻。”我自称“比喻”之时，本意是反语，原以为读者很容易就能看出来，但由于我的表达过于婉曲，这一目的没能达到，反而导致了“假作真时真亦假”。我现在痛悔这样的自作聪明，我愿意为我的轻率而向读者们和朋友们道歉。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如果我哪天被车撞死，还剩最后一口气，路人问我有什么遗憾，我会说没有。但我现在确实担心，假如明天出门被车撞死，这一沉冤就可能永无昭雪之日，因此我必须在出门之前对《告别五千年》做一些补充，以便“肃清流毒”，避免“谬种流传”。
一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认为，人类这种生命“几乎很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另一个欲望就立刻产生了”。当基本欲望未满足时，更高级的需求并非没有，而是不太急迫，尚未成为当务之急；一旦基本需求满足之后，尚未满足的高一级需求立刻成为全部注意的中心，低一级的需求由于已经得到满足，就不再占据注意中心而处于“静止的、不起作用的状态”。
马斯洛提出的检验是否属于基本需求的测试条件如下：“一、缺少它引起疾病；二、有了它免于疾病；三、恢复它治愈疾病；四、丧失它的人宁愿优先寻求它，而不是寻求其他的满足。”马斯洛排出的需求顺序依次是：“一、生理需求（食、色）；二、安全需求；三、归属和爱的需求；四、尊重需求；五、求知需求；六、审美需求。”
马斯洛认为，六大基本需求是从低级到高级有序出现的，当最基本的第一级需求满足之后，高一级的第二级需求立刻就成为首要需求；第二级需求又满足以后，更高的第三级需求又立刻成为最迫切的需求……
但他又认为人类这种生命“几乎很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因此我认为必须补充的是，实际上需求不仅是有序的，而且是循环的，即最初只要求最低限度的基本满足，比如先求不饿，然而就要求相对比较安全，等到六大基本需求在最低水平上达到满足后，一个轮回完成，需求就会发生循环。这时就不仅是要求不饿，还会追求（注意“要求”和“追求”的区别）吃饱吃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稀有的山珍海味，吃禁食的有鱼与熊掌，最后还可能畸形发展到用催吐剂把已经吃下去的食物吐出来再接着吃别的食物……甚至饮茶、喝酒、抽烟、吸毒（茶、酒、烟、毒肯定不能列入基本需求，但也许可以归入审美需求）。可见，仅仅在吃这一最低级的基本需求层次上，人类就会争奇斗艳永不满足，使最低级、最简单的需求不断高级化、复杂化。同理，其他每一项基本需求都有类似的从低级到高级、从最简单到复杂的几乎没有止境的“追求”，因此人类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关于六大基本需求的立项及其顺序，我基本上同意马斯洛的概括，要增减项目尤其是争论顺序当然是可能的，比如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顺序就与马斯洛的“六大需求”的顺序有所不同。
罗斯福列于首位的“思想言论的自由”，部分相当于马斯洛列第四的“尊重需求”（但不完全重合）；罗斯福列为第二的“宗教信仰的自由”，相当于马斯洛列第三的“归属与爱的需求”；罗斯福列为第三的“免于匮乏的自由”，相当于马斯洛列第一的“生理需求”，罗斯福列为第四的“免于恐惧的自由”，相当于马斯洛的“安全需求”。
尽管顺序不同，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正好与马斯洛的前四大基本需求基本相当。不难发现：马斯洛的排序法是由低至高，而罗斯福的排序法是由高至低。为了便于比较，我把马斯洛的前四项基本需求由高至低重新排列如下：
一、尊重需求；二、归属和爱的需求；三、安全需求；四、生理需求（食、色）。
现在再把马斯洛的四大需求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比较一下：
一、思想言论的自由；二、宗教信仰的自由；三、免于匮乏的自由；四、免于恐惧的自由。
不难发现，前两项属于高级需求或高级自由，两人所排次序完全一致，虽然措辞因表述者之社会角色有别而侧重不同，但可以认为首项都是关于世俗政治权力的，而次项都是关于超越性精神权力的。
后两项属于低级需求或低级自由，两人所排次序正好相反。作为政治家，罗斯福以社会群体为思维出发点，故认为自己的职责以保证民众的生存（免于匮乏）为首务，而以这种生存不受威胁（免于恐惧）为保障。故个别人或少数人的生命如果必须作为代价，应该在所不计“丢卒保车”。例如，为了不让纳粹获悉盟国已经掌握了纳粹密码，以供更必要时之急需，邱吉尔听任希特勒按“月光奏鸣曲”计划轰炸考文垂市，而未通知该市市民事先撤离或防范。作为科学家，马斯洛以人类个体为思考出发点，故认为每一个体必然视避免不测事件为首务：安全第一，享受（食、色）第二。因为政治家的“政治正确”是保卫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牺牲少数人，还有大局在。而每个人的“生存策略”是保存自我及其亲人，自己这个“卒”，正是自己要保的最大之“车”。
不必对两者的惊人一致感到意外（我坚信两者不可能互相抄袭，也许在我撰写此文之前，还从未有人把两者联系起来过）。政治与科学就是如此卑之无甚高论的东西。社会真理或人文公理，就是一切理智健全者能够达成普世共识的基本结论。
或许可以认为，罗斯福之所以没有列举马斯洛的“求知需求”和“审美需求”，没有把四大自由说扩充为六大自由说，并非他认为“求知”和“审美”不重要，而是基于下述原因：一、他认为这两项已经包括在“思想言论”和“宗教信仰”两大自由中了。二、作为政治家，他不仅不必像科学家那样严谨，而且应该力避繁琐。三、求知的自由和审美的自由自古以来就是欧洲文明不言而喻的自由，作为西方人，罗斯福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文明民族会对几乎无害的求知和审美妄加干涉，即便是在他的演讲针对的被纳粹征服的土地上，求知的自由和审美的自由也基本存在。罗斯福是这样说的：“我们决心为这些被（纳粹法西斯或日本军阀）征服的民族，恢复人类的尊严，使为本身命运的主宰，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可见他认为不需要在纳粹征服的土地上恢复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求知的自由”和“审美的自由”，这两项自由即便在被纳粹征服的战时欧洲也基本存在。但他显然不知道，在被“日本军阀”征服的远东，自古以来就没有求知的自由和审美的自由，从孔子的“恶郑声”到中古时代声讨的“亡国之音”到现代批判的“靡靡之音”，连无害的自由在专制的土地上也是不存在的。所以罗斯福在演讲中把“日本军阀”与“纳粹法西斯”相提并论，只不过是顺便提到前者，并没有特别的针对性。虽然正是日本人的攻击把美国人拖入二战的，但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征服”美国的土地。
马斯洛也许不会同意增减基本需求的项目，但他却同意，在诸多因素影响下，需求顺序是可能改变的，比如在《动机与个性》一书中他强调了“个性”的作用。个性尤其在四大自由或四大需求之外发生作用，如求知需求和审美需求哪个更重要？在求知需求中还能细分，是自然真理还是社会真理更具吸引力？在审美需求中也能细分，是声之审美（音乐）还是色之审美（美术）更令人陶醉？这些都因人而异，而且主要是因天性而异。
另外，世事洞明的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基本需求的顺序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意义有所不同：“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第十六》）“色”属于生理需求，它被孔子视为少年人的最迫切需求；“斗”属于尊重需求，它被孔子视为中年人的最迫切需求；“得”属于安全需求，它被孔子视为老年人的最迫切需求。不难发现，这三大需求同样没有越出马斯洛的四大需求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又决非偶然地正好没有罗斯福因文明人普遍都不缺乏而忽略的两项自由：“求知”和“审美”。
但真正发人深省的是，在马斯洛的四大需求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中，孔子惟一没有涉及的偏偏是马斯洛视为次高级的“归属和爱的需求”以及罗斯福同样视为次高级的“宗教信仰的自由”。理由是一目了然的：中国是无神论的国度。而这与孔子创立的儒学具有极大的关系。孔子本人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的需求，顶多只是装模做样地“祭神如神在”，像后世善男信女以烧香拜佛为名，行踏青郊游之实完全一样。中国人不考虑“归属”问题，并非没有归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