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我到日本参观其乡村，见有所谓“长子学校”者，讶而问之。乃知农家土地例由长子继承，余子无分。余子多转入都市谋生，长子多留乡村；因而其教育遂间有不同。此足见其去封建未久，遗俗犹存。其实，就在欧洲国家亦大多保留此种风俗至于最近，唯中国独否。中国实行遗产均分诸子办法，据梁任公先生《中国文化史》说，几近二千年了（见 《饮冰室合集》之专集第十八册）。这不是一件小事，这亦不是偶然。这就是以人心情 理之自然，化除那封建秩序之不自然。所谓以伦理代封建者，此其显著之一端。在一般之例，都是以家庭以外大集团的势力支配了家庭关系。可说由外而内，其社会上许多不近情不近理不平等的事，非至近代未易纠正。而此则把家庭父子兄弟的感情关系推到大社会上去。可说由内而外，就使得大社会亦从而富于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为任何其他古老社会所未有。这种变化行乎不知不觉；伦理秩序初非一朝而诞生。它是一种礼俗，它是一种脱离宗教与封建，而自然形成于社会的礼俗。——礼俗，照一般之例恒随附于宗教，宗教例必掩护封建，而礼俗则得封建之支持。但此则受启发于一学派，非附丽于宗教，而且宗教卒自此衰歇。它受到社会广泛支持，不倚靠封建或任何一种势力，而且封建正为它所代替。
即此礼俗，便是后二千年中国文化的骨干，它规定了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大体上一直没有变。举世诧异不解的中国社会史问题，正出在它身上。所谓历久鲜变的社会，长期停滞的文化，皆不外此。何以它能这样长久不变？十八世纪欧洲自然法思潮中魁斯奈（Fr ancois Quesnay 1694—1774）尝解答说：中国所唤作天理天则的，正是自然法其物；中国文物制度正是根本于自然法，故亦与自然同其悠久。这话不为无见。礼俗本来随时在变的，其能行之如此久远者，盖自有其根据于人心，非任何一种势力所能维持。正如孟子所说“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孔子原初一番启发功夫之恰得其当，实最关紧要。
以我推想，孔子最初着眼的，与其说在社会秩序或社会组织，毋宁说是在个人——个人如何完成他自己；即中国老话“如何做人”。不过，人实是许多关系交织着之一个点，做人问题正发生在此，则社会组织社会秩序自亦同在着眼之中。譬如古希腊一个完满的人格与最好的市民，两个观念是不易分别的。这就是从团体（城市国家）之一分子来看个人，团体关系遂为其着眼所及。中国情形大约最早就不同，因而孔子亦就不是这看法，而着眼在其为家庭之一员。而在家庭呢，又很容易看到他是父之子，子之父……一类的伦偶相对关系，而置全体（全家）之组织关系于其次。一个完满的人格，自然就是孝子、慈父……一类之综合。却不会说，一个完满的人格，就是最好的“家庭之一员”那样抽象不易捉摸的话。——这是开初一步。两条路就从此分了：一则重在团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一则重在此一个与彼一个之间的关系，且近从家庭数起。一个人既在为子能孝，为父能慈……而孝也，慈也，却无非本乎仁厚肫挚之情；那么，如何敦厚此情感，自应为其着眼所在。——这是第二步。而孔子一学派所以与其他学派（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比较不同之点，亦遂著于此；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孔子学派以敦勉孝弟和一切仁厚肫挚之情为其最大特色。孝子、慈父……在个人为完成他自己；在社会，则某种组织与秩序亦即由此而得完成。这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犹之希腊人于完成其个人人格时，恰同时完成其城市国家之组织，是一样的。不过，市民在其城市国家中之地位关系与权利义国，要著之于法律；而此则只可演为礼俗，却不能把它作成法律。——这是第三步。而儒家伦理名分之所由兴，即在此了。
礼俗与法律有何不同？孟德斯鸠《法意》上说：
盖法律者，有其立之，而民守之者也；礼俗者，无其立之，而民成之者也。礼俗起于同风；法律本于定制。（严译本十九卷十二章）
这是指出二者所由来之方式不同。其实这一不同，亦还为其本质有着分别：礼俗示人以理想所尚，人因而知所自勉，以企及于那样；法律示人以事实确定那样，国家从而督行之，不得有所出入。虽二者之间有时不免相滥，然大较如是。最显明的，一些缺乏客观标准的要求，即难以订入法律；而凡有待于人之自勉者，都只能以风教礼俗出之。法律不责人以道德；以道德责人，乃属法律以外之事，然礼俗却正是期望人以道德；道德而通俗化，亦即成了礼俗。——明乎此，则基于情义的组织关系，如中国伦理者，其所以只可演为礼俗而不能成法律，便亦明白。
张东荪先生在其所著《理性与民主》一书上说，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彼邦组织与秩序即著见于其法律。唯中国不然。中国自古所谓法律，不过是刑律，凡所规定都必与刑罚有关。它却没有规定社会组织之功用，而只有防止人破坏已成秩序之功用。社会组织与秩序大部分存在于“礼”中，以习惯法行之，而不见于成文法（见原书62—67页，原文甚 长，大意如此）。他正亦是见到此处，足资印证，不过为什么，一则走向法律，一则走 向礼俗，张先生却没有论到。现在我们推原其故，就是：上面所言之第三步，早决定于那开初一步。西洋自始（希腊城邦）即重在团体与个人间的关系，而必然留意乎权力（团 体的）与权益（个人的），其分际关系似为硬性的，愈明确愈好，所以走向法律，只求事 实确实，而理想生活自在其中。中国自始就不同，周孔而后则更清楚地重在家人父子间的关系，而映于心目者无非彼此之情与义，其分际关系似为软性的，愈敦厚愈好，所以走向礼俗，明示其理想所尚，而组织秩序即从以尊定。
儒家之伦理名分，自是意在一些习俗观念之养成。在这些观念上，明示其人格理想；而同时一种组织秩序，亦即安排出来。因为不同的名分，正不外乎不同的职位，配合扰来，便构成一社会。春秋以道名分，实无异乎外国一部法典之厘订。为文化中心的是非取舍，价值判断，于此昭示；给文化作骨干的社会结构，于此备具；真是重要极了。难怪孔子说：“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然而却不是法典，而是礼。它 只从彼此相对关系上说话，只从应有之情与义上说话，而期望各人之自觉自勉（自己顾 名思义）。这好像铺出路轨，引向道德；同时，便前所说之礼乐揖让乃得有所施。于是 道德在人，可能成了很自然的事情。除了舆论制裁（社会上循名责实）而外，不像法典有待一高高在上的强大权力为之督行。所谓以道德代宗教者，至此乃完成；否则，是代不了的。
不过像春秋所设想的那套秩序，却从未曾实现。此即前面所说的：“孔子对当时封建秩序，作修正功夫，要使它理想化，结果是白费。”其所贻于后世者，只有那伦理秩序的大轮廓。
第七章 理性——人类的特征
一 理性是什么
照以上之所论究，中西文化不同，实从宗教问题上分途；而中国缺乏宗教，又由于理性 开发之早；则理性是什么，自非究问明白不可。以我所见，理性实为人类的特征，同时 亦是中国文化特征之所寄。它将是本书一最重要的观念，虽阐发它尚待另成专书，但这 里却亦必须讲一讲。
理性是什么？现在先回答一句：理性始于思想与说话。人是动物，动物是要动的。但人 却有比较行动为缓和为微妙的说话或思想这事情。它较之不动，则为动；较之动，则又 为静。至于思想与说话二者，则心理学家曾说过“思想是不出声的说话；说话是出声的 思想”，原不须多分别。理性诚然始于思想与说话；但人之所以能思想能说话，亦正原 于他有理性，这两面亦不须多分别。
你愿意认出理性何在吗？你可以观察他人，或反省自家，当其心气和平，胸中空洞无事 ，听人说话最能听得入，两人彼此说话最容易说得通的时候，便是一个人有理性之时。 所谓理性者，要亦不外吾人平静通达的心理而已。这似乎很浅近，很寻常，然而这实在 是宇宙间顶可贵的东西！宇宙间所有唯一未曾陷于机械化的是人；而人所有唯一未曾陷 于机械化的，亦只在此。
一般的说法，人类的特征在理智。这本来是不错的。但我今却要说，人类的特征在理性 。理性、理智如何分别？究竟是一是二？原来“理性”、“理智”这些字样，只在近三四 十年中国书里才常常见到，习惯上似乎通用不分，而所指是一。二者分用，各有所指， 尚属少见。。（1）（张东荪著《思想与社会》，有张君劢序文一篇，其中以理智为理性之 一部分，对于二者似有所分别。惜于其于分合之间特别是“理性是什么”言之不甚明了 。）这一半由二者密切相联，辨析未易；一半亦由于名词尚新，字面相差不多，还未加 订定，但我们现在却正要分别它。
生物的进化，是沿着其生活方法而进的。从生活方法上看：植物定住于一所，摄取无机 质以自养，动物则游走求食。显然一动一静，从两大方向而各自发展去。动物之中，又 有节足动物之趋向本能，脊椎动物之趋向理智之不同。趋向本能者，即是生下来依其先 天安排就的方法以为生活。反之，先天安排的不够，而要靠后天想办法和学习，方能生 活，便是理智之路。前者，蜂蚁是其代表；后者，唯人类到达此地步。综合起来，生物 之生活方法，盖有如是三大脉路。
三者比较，以植物生活最省事；依本能为生活者次之；理智一路，则最费事。寄生动物 ，即动物之懒惰者，又回到最省事路上去。脊椎动物自鱼类、鸟类、哺乳类、猿猴类以 讫人类，依次进行理智，亦即依次而远于本能。他们虽同趋向于理智，但谁若在进程上 稍有偏违，即不得到达。所谓偏违，即是不免希图省事。凡早图省事者，即早入岐途； 只有始终不怕费事者，才得到达——这便是人类。
唯独人类算得完成了理智之路。但理智只是本能中反乎本能的一种倾向；由此倾向发展 下去，本能便浑而不著，弱而不强，却并不是人的生活。有了理智，就不要本能。其余 者，理智发展愈不够，当然靠本能愈多。因此，所以除人类而外，大致看去，各高等动 物依然是本能生活。
人类是从本能生活中解放出来的。依本能为活者，其生活工具即寓于其身体，是有限的 。而人则于身体外创造工具而使用之，为无限的。依本能为活者，一生下来（或于短期 内）便有所能，而止于其所能，是有限的。而人则初若无一能。其卒也无所不能——其 前途完全不可限量。
人类从本能生活中之解放，始于自身生命与外物之间不为特定之行为关系，而疏离淡远 以至于超脱自由。这亦即是减弱身体感官器官之对于具体事物的作用，而扩大心思作用 。心思作用，要在藉累次经验，化具体事物为抽象观念而运用之；其性质即是行为之前 的犹豫作用。犹豫之延长为冷静，知识即于此产生，更凭借知识以应付问题。这便是依 理智以为生活的大概。
人类理智有二大见征，一征于其有语言，二征于其儿童期之特长。语言即代表观念者， 实大有助于知识之产生。儿童期之延长，则一面锻炼官体习惯，以代本能；一面师取前 人经验，阜丰知识。故依理智以为生活者，即是倚重于后天学习。
从生活方法上看，人类的特征无疑是在理智，以上所讲，无外此意。但这里不经意地早 隐伏一大变动，超过一切等差比较的大变动，就是：一切生物都盘旋于生活问题（兼括 个体生存及种族蕃衍），以得生活而止，无更越此一步者；而人类却悠然长往，突破此 限了。我们如不能认识此人类生命本质的特殊，而只在其生活方法上看，实属轻重倒置 。
各种本能都是营求生活的方法手段，一一皆是有所为的。当人类向着理智前进，其生命 超脱于本能，即是不落于方法手段，而得豁然开朗达于无所为之境地。他对于任何事物 均可发生兴趣行为，而不必是为了生活。——自然亦可能（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是为了生 活。譬如求真之心，好善之心，只是人类生命的高强博大自然要如此，不能当做营生活 的手段或其一种变形来解释。
盖理智必造乎“无所为”的冷静地步，而后得尽其用；就从这里不期而开出了无所私的 感情（impersonal 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