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前期军事史- 第2部分

式的头盔后来为希腊人所采用。　

　　　　　在进行作战所采取的战略战术上，古代西方人在早期特别酷爱运用方阵　

和三列队战法的军团作战。从希腊人的希腊方阵发展到马其顿人的马其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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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一直到公元前4世纪罗马最终放弃接受外来的希腊——马其顿方阵，方　

阵称霸几个世纪。但是最早的方阵出现在非洲的埃及，而不是西方。在公元　

前1302年发生的卡捷什战役中，埃及人正是利用其方阵打败了与之争霸的赫　

梯人。不过，埃及方阵注重步兵和战车兵协同作战。在卡捷什战役中，埃及　

方阵的部署为，第一线为战车兵，作为攻敌的先锋；第二线由10个横排的重　

装步兵队组成，形成一个密集的阵列向前推进。在步兵队的两翼有战车兵保　

护，而且这些战车兵还去压迫敌人的两翼；第三线仍是战车兵，作为后卫或　

用来追击敌人。轻弓箭手穿插在第一、二线中间射箭扰乱敌人阵线。而在西　

方人那里，方阵只由步兵组成。希腊方阵纵深为8列到12、25列，甚至50　

列。各横列之间留有距离，在行进、进攻或打击退敌时所留距离各异。方阵　

是一个整体，由举起长矛组成的方阵像一面带有无数矛头的长墙压向敌人，　

很难抵挡。希腊方阵后来发展到马其顿方阵，马其顿方阵驰名一时，成为当　

时所向披靡的劲旅。　

　　　　　希腊——马其顿方阵不适于复杂地形作战。在公元前4世纪时，罗马在　

高卢战争中险遭高卢人毁灭性的打击，于是罗马人决定放弃接受外来的希腊　

——马其顿方阵，进行根本性的军团改革，而代之以三列队战法的军团。　

　　　　　罗马军团的三列队战法的战斗形式通常如下：部署在军团之前和两翼的　

轻装步兵首先投入战斗，向敌人发射箭支和投掷标枪。当敌人逼近时便退至　

矛兵阵列的间隔处，让第一列的矛兵投入战斗。如果第一列矛兵挡不住敌人　

进攻，第二列主力兵便冲上来，同矛兵一起形成一条战线，共同作战。只有　

在前两列战士危急时，第三列后备兵才投入战斗。三列队战法的罗马军团在　

公元前2世纪的马略军事改革中又得到进一步完善。　

　　　　　由于罗马军团的三列队战法机动灵活，适于各种地形作战，曾在东方战　

争中大败马其顿方阵，显示出很大的优越性，说明方阵时代已经过去，罗马　

军团成为一代天骄，一直到罗马帝国后期在“蛮族”骑兵的攻击下失去威力。　

　　　　　印度在古代早期主要采取布阵作战。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时遇到　

的强硬的印度对手波罗斯王，就在希达斯皮斯河边布阵迎战亚历山大。当时　

波罗斯王所布阵法以大象为中心，排成多列。在各列大象的后面部署着大量　

步兵，步兵纵队在象群中间向前推进。战线的两翼有骑兵和战车兵掩护。但　

是波罗斯王的阵法被亚历山大打败。从此以后，布阵战法在印度一般不再采　

用，而逐渐被机动灵活的战术所取代。　

　　　　　亚述人穷兵黩武，经常无休止地对外用兵。奉行侵略扩张政策的亚述，　

在作战中特别注重进攻，常常采取突袭或强猛的闪电战术，让敌人无法招架。　

　　　　　相对而言，古代中国人作战特别注重策略。汉民族尤其知道民心向背乃　

战争胜败之本的道理。每次王朝更替之战，都要先争取民心，积蓄力量，认　

为得到人民拥护时，才一鼓作气，灭掉旧王朝建立新王朝。　

　　　　　汉民族作战，往往本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策略，尽量把战争的　

破坏程度限制到最小程度，常常先采取政治和外交攻势，采取劝降和招服战　

术，让敌人自动奉献城池，归顺自己。如果政治攻略不成功，那只有付诸战　

争，往往先派密探探晓敌情，然后根据敌情制定机动灵活的战术，做到“知　

彼知己，百战不殆”。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很早就出现了总体战争。总体战争在古代既是全　

部国家机器转入战争轨道，又是一场全民战争。当较小的城邦国家面临强敌　

压境时，常常采取总体战争，即全民投入战斗。在希波战争中，雅典和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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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等城邦就是全民抗战。希腊的很多城邦不但本邦内全民抗战，而且众多的　

城邦最终集中在斯巴达和雅典的领导下，结集起来成为坚定的抗敌同盟，把　

千万个人团结成一个人，克服了自治自给的城邦所拥有的城邦本位主义和个　

人主义，易使他们在强大的外敌侵犯面前显得像一盘散沙的缺点，终于战胜　

了貌似强大的波斯帝国，使自己创建的文明免遭外来之敌的摧残。　

　　　　　总体战争是全民投入战斗，这需要总体战争与军事后勤进行协调配合，　

全面照顾全体人民的生活和生产。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总体战争　

与军事后勤严重失调。伯里克利以及后来的雅典执政官克里昂、亚西比得均　

采取弃陆从洋的战略，让雅典农民放弃家园，到城里去，到海岛去，同斯巴　

达在海上作战。这是一个涉及全民的总体战略。既然这样，就应该从全民的　

备战出发，考虑总体的后勤保障。可事实并非如此，战争爆发后，雅典的农　

村，被拱手让给斯巴达，任其蹂躏。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麕集街头，既　

缺乏粮食，又无安身之处，再加上瘟疫猖獗，给雅典人民，特别是农民带来　

空前的灾难。结果农民怨声载道，反对战争。谁知后来亚西比得又提出远征　

西西里，把强大的敌人斯巴达留在了后方，阿提卡的农村很快被占，奴隶逃　

亡，严重破坏了雅典的经济基础，最终只有向斯巴达投降。　

　　　　　罗马与迦太基进行的第三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也是全民动员抗战。迦　

太基的妇女甚至剪下自己的头发用来捆扎兵器。但是古代的总体战争主要发　

生在较小的城邦国家，在较大的君主制国家中，人们认为战争是常备军的事，　

很少发生总体战争。　



　　　　　　　　　　　　　　　　2。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战争文化观　



　　　　　在古代社会的早期，东西方古典世界由于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发展起　

不同的文明。　

　　　　　古代中国东濒沧海，西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　

峰。这种一面临海，三面陆路交通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　

境，造成了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于是中国发展起自己独特的文　

明。　

　　　　　中国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发展成为典型的农耕社会。中国很早就从采集野　

生植物果实进入到锄耕农业阶段。上古传说的三皇中的神农氏就是因“教民　

耕农，故号曰神农”。中国的黄河流域培植出了粟、长江流域培植出了水稻，　

都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农耕中心。　

　　　　　农耕社会存在的基本自然要素是土地、水和气候。汉民族社会以后的一　

切内容特征均建立在这一前提上。从中国古代的神话来看，盘古开天，神农　

教民农作，后羿射日，大禹治水，这些故事始终围绕一个共同的造福于农耕　

社会之民生的母题，故而这些神话透露出远古社会极其重要的一个现象，英　

雄大多是造福于农耕社会民生的人物。　

　　　　　可是，土地是天然的，气候四时循环，规律所致，非人力所能驾驭，水　

性虽然无常，但很大程度上可以依赖人力的控制，化害为利，造福农业。水　

乃农耕之命脉。治理水源，兴建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是农耕民族生存的首　

要前提。诚如魏特夫所言，治理水源是古代中国社会的第一要务，对中国文　

明的发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因而在古代造福于农耕社会之民生的众多英　

雄中，汉民族倾向于崇拜治理洪水的英雄。而这种特殊的英雄崇拜里蕴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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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民本”意识的原始雏型。《史记·夏本纪》就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大禹　

治水的过程，透射出人们对治水英雄赫赫功劳的敬仰。　

　　　　　希腊位于地中海滨，境内多山，群山把各地域分成许多小块，内陆交通　

阻塞。海洋性气候恶劣多变，境内谷地、平原又少，决定了希腊人无法以农　

耕为生。众多的优良港湾和岛屿，利于海上贸易，因此，希腊民族主要从事　

航海业，从事对外贸易。在希腊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就有许多关于航海的记载，　

　《荷马史诗》尤其是《奥德赛》生动地描绘了希腊人航海的情景。在航海过　

程中，在与海上狂风恶浪的搏斗中，希腊人培养出个人的拼搏和冒险精神。　

经商贸易则要求平等进行，但是强权制约下的贸易并不是交换，而是掠夺。　

掠夺性的贸易往往激化为战争。因此希腊人崇拜《荷马史诗》中的战神阿伽　

门农、阿契里斯、赫克托耳和充满冒险精神的航海英雄奥德修斯以及用暴力　

维持秩序的宙斯。而在航海贸易的过程中，也滋长了希腊人强烈的功利主义　

观念。　

　　　　　东西方不同的文明反映在人们对待战争的看法上，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战　

争观念。源于古希腊民族主要从事航海贸易业，西方人产生了“功利主义”　

战争观。而根植于农耕社会的汉民族则明显倾向于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　

　“伦理主义”战争观，其特点是把战争视为政治伦理和道德意识的特殊实践　

领域　（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付诸实践则属另一回事）。　

　　　　　在中国古代早期，商汤灭夏桀的“鸣条之战”是历史上最具有重要意义　

的大事。它将原始的“民本”意识与战争溶为一体，从而形成了古代“伦理　

主义”战争观的最早雏型。商汤要灭夏，对天下举出两条理由：一是夏桀暴　

虐无道，荼毒生灵，丧失民心，罪恶深重，违反天意；二是伐夏是顺应民心，　

执行上天的意志，替天行道，并非作乱。结果“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　

天下”，给后人以极大震动。古代中国早期大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商汤能　

迅速灭夏的原因提出许多看法，而夏桀“暴其民甚”以致“身弑国亡”是他　

们一致的共识。这种共识的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意义就是汉民族农耕社会经济　

生活的正常秩序因夏桀荒淫无度、暴虐民众而遭到破坏，商汤顺应”时日曷　

丧，予及汝皆亡”的民心，举兵灭夏，推翻暴政，恢复了农耕社会经济生活　

的平衡。因此，正是鸣条之战把后来对中国历史产生极大影响的政治伦理体　

系的核心——民本思想推上了历史舞台。至此，在远古神话时代依稀难辨的　

原始朦胧的民本思想经过战争的洗礼，露出清晰之身姿，外显为一种具体思　

想。与此同时，“民本”思想与汉民族的战争实践交汇融合，形成东方文明　

独特的“伦理主义”战争观。　

　　　　　　“牧野之战”是商纣重蹈夏桀复辙的直接后果，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再次　

验证和强化了“鸣条之战”后人们总结出的经验和教训，为“民本”思想在　

历史中的稳定性奠定了基础。于是周朝的统治者在战胜并取代了商朝以后，　

总结前朝失败以及自己胜利的经验，发现商以及以前的夏之所以失败，关键　

在于失去了民心的支持，而商、夏的失去民心，关键又在于他们自己的失德。　

正因为如此，周公提出“明德慎罚，用康保民”，并且制定出周礼，将汉民　

族以民本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形成了后来儒家的“王道”　

思想。周代以后，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伦理主义”战争观对历代王朝　

的政略和战略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古希腊民族根植于航海贸易业，具有强烈地追求财富的思想，为经商贸　

易四处冒险。在经商贸易中发财致富起来的工商业奴隶主集团，对内强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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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自由和民主，建立民主政权，参与政治生活，对外则要求进行争霸、征服　

与扩张，掠夺钱财和奴隶，以敌方的繁荣培植自己的强盛和绝对的贸易优势，　

因此希腊人拥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观念，对待战争也以功利为目的，形成了“功　

利主义”战争观。希腊文明后来扩展发展到今天的欧洲文明，古希腊民族的　

　“功利主义”战争观于是影响了以后整个西方世界的战争观念。　

　　　　　东西方不同的战争观念，反映在用兵的最高境界方面就会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