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林灯下随笔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第三节里比较黄遵宪（公度）、严复（几道）、王国维（静安）诗，对黄、严诗颇多微词。说黄取径不高，语工格卑，“伧气尚存，每成俗艳”。尤其食洋不化，“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还说：“凡新学而稍知存古，与夫旧学而强欲趋时者，皆好公度。盖若辈言诗界维新，仅指驱使西故，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认为只有通西学而不通国学但又雅好国粹或通国学而不通西学但又爱赶时髦的人才会喜好黄遵宪的诗。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所谓“诗界维新”就是在古诗中贩卖一些西洋名词典故而已。这不仅讥评了黄诗浅俗，还将推崇、效法黄诗的衮衮诸公那点中西学问的“底气”、附庸博雅的“好尚”兜底倒了出来，惹得在清华大学外语系教中国旧诗专以公度诗作入门之径的吴宓老大不高兴（见《谈艺录·补订》“24页”条）。
严复当年号称西学巨子，翻译《天演论》等书，提倡进化、民主、自由诸说，介绍科学与逻辑知识，极负盛名。但钱先生认为他的旧诗，或者“词律谨饬，安于故步”，与遗老遗少的诗差不多，或者偶欲就“旧解”出“新意”，“直是韵语格致教科书，羌无微情深理”，好像是西式教材的翻版。还进一步指出：“几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如斯宾塞、穆勒、赫胥黎辈；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认为严复热中于介绍“卑之无甚高论”的斯宾塞等人的思想而且并未深契其理，足见其“识趣”不高。这就把他诗无“微情深理”与他胸无深识高趣联系起来了。
相反，钱先生对王国维融西学义谛以入诗却大加赞赏：“老辈唯王静安，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尤称其七律，以比兴“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胜义”，是“治西洋哲学人本色语”。认为他对柏拉图之“理想”、浪漫主义的精神、主观与客观时间、人生悔疑心态、叔本华哲学求解脱之旨都有领会，发为声诗，又能不“艰僻”，不炫学，真可谓“深藏若虚”。
当然，这只是钱先生四十年代所发的议论，到八十年代写《谈艺录·補遗》“24页”条时，他似乎已修正了对黄遵宪诗的看法。他从乾嘉之后诗歌演变史的角度肯定了黄诗“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的价值，称他为晚清诗坛的“霸才健笔”，还说：“余称王静庵以西方义理入诗，公度无是，非谓静庵优于公度，三峡水固不与九溪十八涧争幽茜清泠也。”在指出他“后来学养大进，而习气犹余，熟处难忘”等缺点的同时，又体谅了他“假吾国典实，述东瀛风土，事诚匪易，诗故难工”的苦衷。另外，虽然再次肯定了王国维“论述西方哲学，本色当行，弁冕时辈”，也没有忘记指出他在理解西方哲学方面表现出的不足。
应该说，“老去渐于诗律细”，钱先生八十年代对黄、王诗歌、学养方面的辨析是更加细致了。但是，从历史角度肯定黄诗的“文学史”价值和体谅他的“苦衷”，并没有消解钱先生四十年代以纯文学和哲学的目光打量黄诗时对它作出的评价。因而，四十年代的“三家诗评”依然值得我们注意。我以为这主要有两点：
第一，他评诗不以是否“趋时实用”为标准，甚至也不完全以是否具有“文学性”为标准，而是以是否艺术地表达了“性理”中的“微情深理”，是否能“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胜义”，也就是是否寄托了诗人对宇宙人生幽玄奥秘的感悟，申发了能超越世俗、救赎灵魂的精妙义理为标准。这是他异乎时流之处。
如果以“趋时实用”为标准，他对密切配合近现代维新、改革形势，鼓吹或响应“诗界维新”乃至“诗界革命”口号的诗人如黄、严的诗，理应赞颂有加，而不应该“吹毛求疵”。
如果完全以“文学性”为标准，他应该只谈诗中“情、事、理”诸因素的关系，详细阐述新事物、新名词、新概念应该为诗情服务，新学理应该“如水着盐”地溶入诗中等道理，正如他在《谈艺录》第六十九节里细辨了诗歌中情与理的关系之后所说：“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也。”
但是，他对黄、严诗的批评，并不仅仅停留在指出它们“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直是韵语格致教科书”和说理不化，如“眼中之金屑”这一层面上，而是以王国维那些“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胜义”的诗与它们比照，指出它们的最大缺陷是没有表现出诗人对宇宙人生中“微情深理”的领悟。
第二，他认为诗人不应该仅仅关注花样翻新的物质世界，科学和逻辑知识，进化、民主、自由等社会政治理论，而应该进一步思考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作用、人生困境等问题。如果仅仅津津乐道于前者而遗忘了对宇宙人生深微之处的当下感悟，缺乏对难以索解的人生奥秘孜孜探求的精神，就会停留在“无深湛之思”、乏深识高趣，热中于“卑之无甚高论者”这一层次上，进入不了真正的“诗性”境界。因此，他认为黄遵宪“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导致了他的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认为严复“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安求卑之无甚高论者”导致了他的诗“无微情深理”。相反，他对指责严复“不解纯粹哲学”、自己却深契“西学义谛”的王国维独垂青眼，对他那些描述天地逼仄，出世虚幻，人不能不“苦求乐土向尘寰”的诗（《杂感》），思考客观时间与主观时间谁真谁幻的诗（《出门》），坦率承认“人生过后唯存悔，知识增时转益疑”这种困惑的诗（《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对追求出世解脱的宗教既给予同情的理解又表示怀疑的诗（《红楼梦评论》第五章所撰诗）以及困扰于人生“歧路”、表达“忧生忧世”之感的诗，或表赞赏，或加关注。这意味着钱先生认为，对宇宙人生的纯哲学思考，将启发诗人的诗性智慧，使他对生命、生活有深微细致的体会，发而为诗，就具有张皇幽眇、直指人心的魅力。
钱先生此论是耶非耶？自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它提出了一个问题：诗歌表达的内容固然享有广阔天地，但最富“诗性”的诗歌是什么？它与何种哲思、何种心灵境界相联系？也引发了一种思考：被二十世纪两大学者兼文学家王国维、钱钟书所关注，看似不合时尚、不切实用的纯哲学思考、“诗性”追求究竟在培植人文精神、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健全发展方面是否也有“无用之用”？而这都是我们探讨得不够深入而又不得不经常面对的问题，甚至是必将伴随我们跨越二十世纪的问题。当然，提出这个问题，引发这种思考，也是钱先生存在的意义之一，不朽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