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艺术史- 第20部分

　　商行纷纷改为西式，几乎全是三层楼房，家具也仿照西式，特别豪华的建筑　

　　物内还有宴会厅、图书馆和花园等。美国人亨特曾著有题为《广州“番鬼”　

　　　　　　　　　　　　　　　　　　　　　　　　　　　　　　　　　　　　　　　　　　　　　　　　　　　　　　　　　　　　　　①　

　　录——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1825—1844》一书，提到十三行“从　

　　西边起，第一家为丹麦馆；与之相连的是一列中国人的店铺，临着靖远街，　

　　隔街东面为西班牙馆，再东为法国馆，紧挨着整个法国馆的为行商章官的行　

　　号；再东为同文街，再东为美国馆，再东为宝顺馆，紧挨着为帝国馆，再东　

　　为瑞典馆、旧英国馆和炒炒馆……新英国馆的高墙临着巷边，再东为荷兰馆，　

　　相邻为小溪馆。”又说：“在新英国馆前面有一条宽阔而有列柱的长廊，伸　

　　向河边，它的列柱支撑着屋顶，山墙上刻着一个大英帝国的徽记和一句用拉　

　　丁文写的格言　‘为了国王和英国政府的利益’，以它来代替　‘恬不知耻’；　

　　荷兰公司也有一条类似的长廊，也有国徽，格言是　‘我支持’。”按该书的　

　　附图，各馆背后沿着珠江有两大花园，即美国花园和英国花园。　

　　　　　　　18世纪中叶以后，广州本地中国人也成批成批地把原来居宅改建为西　



①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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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后来称之为“洋楼”，以便“招诱夷商投寓”，赚取高额租金。这种做　

　　法引起清政府的干预，但终于欲禁不能，只好任其漫延。接着广东沿海其他　

　　城市也陆续出现相似情况。其实这是中西建筑风格进入互相交融时期的一种　

　　必然现象。　

　　　　　　　宗教建筑　

　　　　　　　前面说到清代雍和宫从王府改变为喇嘛寺院，已是当时的宗教建筑的重　

　　要例子。“雍和”藏文为“甘丹金恰灵”，意思是“吉祥威严宫”。清朝统　

　　治的版图广阔，民族众多，各民族信仰宗教不尽相同。佛教在汉族中很有势　

　　力，而且在藏族和蒙古族发展成自有特色的喇嘛教等。清代佛教建筑新兴者　

　　不少，往往规模宏大壮观。别的宗教也在17、18世纪建造了一些重要寺院或　

　　教堂。下面选择较著名的作些介绍。　

　　　　　　　佛教建筑除雍和宫外，按创建时间顺序，主要有：西藏拉萨布达拉宫（1645　

　　年）、呼和浩特市席力图大经堂　（1696年）、甘肃夏河拉卜楞寺　（1709）、　

　　承德喇嘛寺庙（1713年）、云南傣族佛塔（1725年）、北京西黄寺清净化城　

　　塔（1782年）等。布达拉宫是一组大型建筑群，原先始建于公元7世纪松赞　

　　干布时，后来毁于兵火，17世纪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错受清朝廷册封后，曾　

　　在康熙的支持和资助下重修，历时半个世纪，主楼面积9万平方米，13层，　

　　最高处115。4米，依山而砌，宫墙最厚达5米多，外观气势宏伟，内部结构　

　　严谨绚丽。参与工程的除藏族工匠外，还有汉族、满族以及尼泊尔的熟练名　

　　匠。所以它在藏族风格的基础上还融合了兄弟民族及友好邻邦的建筑特点。　

　　　　　　　河北省承德喇嘛寺庙也是大型建筑群，位于承德避暑山庄的东面和北面　

　　的山地上，共分11组。现存八座，就是：溥仁寺　（建于康熙五十二年，即　

　　1713年）、普宁寺　（建于乾隆二十年，即1755年）、普佑寺　（建于乾隆二　

　　十五年，即1760年）、安远庙　（建于乾隆二十九年，即1764年）、普乐寺　

　　　（建于乾隆三十一年，即1766年）、普陀宗乘庙　（建于乾隆三十六年，即　

　　1771年）、殊象寺　（建于乾隆三十九年，即1774年）、须弥福寿庙　（建于　

　　乾隆四十五年，即1780年）。其中，普乐寺俗称圆亭寺，是在巴尔喀什湖附　

　　近的哈萨克族和葱岭以北的柯尔克孜族不断派人进京朝觐的情况下，特别建　

　　立它来庆贺民族关系的密切的，寺内有钟鼓楼、天王殿等建筑和乾隆御制《普　

　　　　　　　　　　　　　　　　　　　　　　　　　　　　　　　　　　　　　　　　　①　

　　乐寺碑》。普陀宗乘庙模仿布达拉宫　，为庆祝乾隆六十寿辰和皇太后八十寿　

　　辰时接待国内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而建，主体建筑大红台高42。5米，宽59　

　　　　　　　　　　　　　　　　　　　　　　　　　　　　　　　　　　　　　　　　　　　　　　　　　　　　　　　　　　　　　　　　　　　　②　

　　米多，整个庙群掩映在松柏之中，十分庄严华丽。须弥福寿庙是乾隆七十寿　

　　辰时为礼待远道前来的班禅而建，寺内有四柱七楼式琉璃牌坊、妙高庄严殿　

　　　（供班禅讲经）和吉祥法喜殿（班禅寝处）等建筑，综合了汉藏风格。　

　　　　　　　甘肃南部夏河的拉卜楞寺，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规模十分　

　　宏大，占地达1300多亩，是喇嘛教学经讲经的重要基地，内设六大学院，建　

　　有众多佛寺、辩经坛、印经院、藏经楼、佛塔和活佛公署等大型建筑物　50　

　　座，还有一般喇嘛住房1000多间。其中，闻思学院（即铁桑浪瓦札仓）的庭　

　　院和经堂十分宽敞，仅后者就可容纳僧众4000人；其佛殿高居临下而进深　

　　小，光线幽暗，表现了佛界气氛的玄妙和神秘。　

　　　　　　　清初的佛教建筑，包括原来已有的及新建的，数量十分可观。据康熙六　



①　　“普陀宗乘”的藏语音为“布达拉”，故此庙又有“小布达拉宫”之称。　

②　须弥福寿庙仿西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而建，“须弥福寿”是“札什伦布”的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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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1667年）官方的统计，各省共有官建大寺6073处，小寺6409处；私建　

　　　　　　　　　　　　　　　　　　　　　　　　　　　　　　　　　①　

　　大寺8458处，小寺58682处　。西藏、四川、甘肃、青海和内蒙的喇嘛寺院　

　　最多。寺院中佛殿高大而佛塔高耸，常是共同的风格。　

　　　　　　　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和道教的建筑，在清代建国以后也有新建。维吾　

　　尔族在18世纪初动工的哈什市阿巴伙加玛札特别值得一提，它是一组大型建　

　　筑群，包括主墓室、四座礼拜寺和一所教经堂，占地共达40多亩。礼拜寺中　

　　的高礼拜寺的造型富有特色，外殿开敞，转角处有两座塔楼，与大门两侧的　

　　塔楼互相映衬，构成伊斯兰教建筑的典型轮廓。其余的礼拜寺是低礼拜寺、　

　　大礼拜寺和绿顶礼拜寺。大礼拜寺有高大的前殿，列柱林立，后殿的拱顶低　

　　矮，都显得幽暗而神秘。主墓室是全部建筑物的主体，以四个大尖拱支持一　

　　个穹窿形墓顶，外建围墙，其四周有塔楼，高耸壮伟。阿巴伙加玛札的独特　

　　格调反映了中亚伊斯兰教建筑在维族人民的努力下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包　

　　括吸收了汉、回、藏各族建筑的一些因素而加以演化。装饰精巧华丽是维族　

　　建筑的重要特点。　

　　　　　　　西式基督教建筑在明代已经陆续出现。特别是在早已落入葡萄牙殖民者　

　　手中的澳门，基督教势力迅速扩展，在16、17世纪先后建有望德堂、圣劳楞　

　　佐堂、圣安多尼堂、圣保禄堂、圣奥斯丁堂、圣多明我堂等。　

　　　　　　　在内地，著名的北京南堂位于宣武门内，始建于1650年。当时，德国传　

　　教士汤若望　（1591—1666年）因在华修制历法有功，被清廷赐金1000两，　

　　在此地建造大教堂，两年后竣工，以中式为主。后来该教堂一度被毁。1703　

　　年康熙又赐10万两重建。1775年再遭厄运毁于火灾，其后清廷再赐银1万　

　　两，得以修复。在反复建设与装饰后，南堂成为宏伟的巴洛克式，堂侧还有　

　　高塔两座，分置风琴和钟铎，定时奏乐。杭州的天主堂则是意大利耶酥会士　

　　卫匡国（1614—1661年）所建，外观西式，内部却以中国式木柱四行分成中　

　　部和左右两翼。上海的安仁里世春堂（后改敬一堂）也是中西合壁式的教堂，　

　　是该地最大的天主教堂。　



　　　　　　　　（2）工艺美术的繁荣　

　　　　　　　清代的工艺美术，特别是在康熙至乾隆年间，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其产　

　　品不仅为满足皇室和上层社会尽情享受的需要，也适应了商品化日益明显的　

　　社会中的市民生活的多种追求，同时成为出口的重要货物。正如前述，中国　

　　工艺品在欧洲各国享有盛誉。在莫斯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　

　　恰好具体说到本书着重的时期　（1600—1833年）中国向欧洲输出的大量商　

　　品，其中有丝、茶、棉织品（亦叫“南京布”）、丝织品、陶瓷与其他工艺　

　　品、装饰品等。法国著名汉学家考狄说，当时“甚至在法国的壁橱上也发现　

　　了中国的影子，中国的瓷人代替了法国“太阳王”（即路易十四——引者注）　

　　的塑像与百合花。”①　

　　　　　　　清代朝廷对工艺事业的管理和组织十分认真，例如康熙在1683年任命臧　

　　应选为御办窑厂的总管，并亲自授意制作有时代特点的优质瓷器。又继承明　

　　代传统，设立“织染局”、“织造局”和“造办处”等机构。除了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等有利条件外，整个社会重视工艺技术的风气日渐浓厚，被誉为“中　



①　参见曹琦、彭耀著《世界三大宗教建筑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　

①　引自《中西戏剧的文化交流趋势》，《新亚学术集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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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明末宋应星著）和其他实用技　

　　术著作的刊行和广泛应用，西方科技的引进，都促进了根基深厚的中国工艺　

　　制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清代有重要成就的工艺美术的种类和数量比历史上　

　　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主要品种有丝织、棉织、印染、刺绣、服装、陶瓷、　

　　色釉、玻璃、漆工、螺甸、金工、家具、剪扎等，玉雕、牙雕、竹雕等也属　

　　重要的工艺美术，但也可归入雕塑项下。下面只谈丝织、刺绣、陶瓷和家具　

　　的一些情况。　

　　　　　　　丝织方面，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江西和四川等省都有较大的工场，　

　　南京、苏州和杭州是最重要的中心，产品多为富有艺术性的实用锦、缎。以　

　　江苏织造局的产品为例，织出的纹样丰富生动，大多象征喜庆福寿，龙凤、　

　　翎毛、人物、花卉、云纹等各有特色，并题以“四季丰登”、“万民安乐”、　

　　　“五福寿”、“六合同春”等祝词、反映了国泰民安和祈愿福乐的理想。　

　　　　　　　刺绣在清代主要有苏绣　（以苏州为中心）、粤绣（以广州为中心）、蜀　

　　绣　（以成都为中心）、湘绣（以长沙为中心）、京绣（以北京为中心）等，　

　　各有地方特色。主要为实用，也有专作艺术欣赏品的，即使是前者，也常绣　

　　上花卉、鸟兽、人物、山水和吉祥图案。专门的刺绣品有绣士大夫或宫室夫　

　　人像、山河风景、仿制名画等。针法精巧，色泽多样。粤绣中的潮绣　（以潮　

　　州为中心）喜用金线，形成凸起的浮雕层次效果，别有一格。所绣祝词，内　

　　容类似丝织品上所用词语。　

　　　　　　　康熙年间，陶瓷工艺进入新的发展高峰期。英国陶瓷学专家哈里·加纳　

　　评论说：“康熙青花瓷器在技术上的登峰造极，在清代为冠。”青花瓷器早　

　　在明代已成为中国陶瓷的主流。“在陶瓷装饰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　

　　种装饰类型能达到青花瓷那样巨大的流传影响。青花瓷在中国的明代进入全　

　　盛时期，它的制造技术外传到近东及日本、朝鲜等其他东方国家，最后传到　

　　欧洲。虽然从18世纪早期开始，装饰色彩斑斓的瓷器普遍受到人们的欢迎，　

　　然而，青花瓷仍旧保持着它的旺盛生机。”哈里·加纳在《东方的青花瓷器》　

　　①一书中，从西方人的角度对清代的陶瓷工艺水平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如此有力　

　　的肯定。他还说：“从殷弘绪神甫1712和1722年所写的著名的两封信中，　

　　我们知道了许多关于瓷器的制造方法。我们知道，当时流水线的生产方法已　

　　被使用，一件即使是简单的瓷器在它入窑烧制之前，可能要经过多达70道的　

　　工序”，人们“能发现大量具有真正工艺美色的瓷器，大体上可以肯定其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