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树立人格上的楷模（第二层次）。凡是“老师其外，误人其中”的老师，都不能算是老师，都应该剥夺他应有的名分、应该走开。“在真正的‘师道’底下，任何名分上的关系、任何‘狭义的师道迷信’，都抵不住真理与是非。只有把真理与是非放在‘师道’的牌位上面，这种裂痕才有了弥补的共同标准。”“任何有点进化头脑的老师，都不该为自己学生的‘背叛’感到惊骇或难过，因为这种‘背叛’，乃是一种对进步的督促。”自然，“任何有点好汉作风的学生，都不该为‘背叛’自己的老师感到内疚或不安，而觉得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作为一个受教育者，面对并不令人乐观的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都不应该人云亦云，随大流，而要能有所超越。“你不能在羊圈里学做一只老虎，还是得自己想办法。当然，要做羊，就不必学，羊在哪里都是羊，做羊是无师自通的。以羊为师，除了吁吁吁，又能学到什么呢？”①
但是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教育与学术界的腐败都不是某个人的问题，究其根源都会追溯到体制问题。正因如此，作者付出失学、失业的代价所换来的是：现状依然如旧。“惊魂甫定，遮羞完毕，有人又从麻将桌边浮了出来，照旧打出了‘白板’，做成了‘清一色’，然后望望窗外，喘气说：‘吓！这次台风好大呀！’”
关于高等教育怪现状的讨论，正反双方撰文颇多。正方如梁实秋的《整顿高等教育的几
点意见》（《文星》７４期１２月１日）、蒋匀田的《如何矫正高等教育的怪状》（《文星》７４期１２月１日）、乔龄的《人才之叹》（《大华晚报》１２月２日）；反方如洪炎秋的《一个教授的自觉》（《中央副刊》１２月２８日）、梁容若的《天国之路》（《中央副刊》１２月２日）、刘世超的《大学的师资问题》（《新时代》３卷１２期）等，各呈己见。然而反方的重点慢慢转移到一个方面：“大学教授待遇菲薄论”。因为“待遇菲薄”，所以不能专心做学问、不能研究、不能发表论文、不能退休、不能新陈代谢、不能这个、不能那个……总之，一切都没法子，一切都得维持现状——拖！
李敖认为，这种观念正是教育黑暗与腐败的症结所在，它是那些老而不退者的“定心丸”、“安魂药”、“遮羞的帘子”、“老不长进的帘子”，是一种“偷天换日的技巧、一种移花接木的把戏”。基于此，１９６４年７月１日，李敖又在《文星》第７５期发表了《论“占着茅坑不拉屎”》一文。作者以洪炎秋文章为靶子，在本文中给予揭穿。
在发表《高等院校的一面怪现状》的同时，李敖又发表了《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一文，把第二个目标对准了台湾岛上的最高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
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是台湾知识界的双峰，一个是最高的教育机关，一个是最高的学术机关。为了把它们的主要问题拿出来进行检验，前面李敖选取了台湾大学的文学院及其主持人沈刚伯，这里作者把矛头对准了历史研究所及其主持人李济。这两位学界掌门人是“亲家”，且都是气焰震“主”（台大校长钱思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两人被震成了小傀儡）的人物。在选取典型上，自然是首当其选。
李济，北平清华学校毕业，五四前夕公费留美，取得三个学位，２６岁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起初在南开大学执教，后转入清华大学以讲师资格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担任导师，主要从事考古研究，参加了河南新郑（１９２４年）、山西夏县西阴村（１９２５年、１９３０年）、安阳小屯（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７年共１５次）的考古工作。１９２８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第三组主任，后历任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故宫中央博物院理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人类学系主任、故宫中央博物院理事及中央图书馆联合管理处理事及出席菲律宾、西雅图等学术会议的代表，又曾在伦敦、斯德哥尔摩、墨西哥大学、华盛顿大学讲学，１９３８年起，被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Ｈｏｎｏｒａｒｙ Ｆｅｌｌｏｗ），１９４８年起，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５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台湾大学考古学人类学系主任。
在《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一文中，李敖首先介绍了李济的学术研究成果和爱国思想以及对科学思想的宣扬，同时也谈到了他悲剧的一面，老而不退，后继乏人，性格狷介，“严肃而不可亲（甚至有时气量狭窄小气，态度跋扈专横）”，难免走上“恶恶而不能去，爱才而不能用（或不敢用）”的十字街头。
就在李敖指出李济气量狭窄、态度跋扈专横，“希望他能警惕，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时候，１９６４年７月，《清华通讯》第９期发表了一篇《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对李济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在李先生身上，我们看见了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为了给这种“结合”找出证据和反证，李敖按捺不下，１９６４年８月２２日，挥笔写下了《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一文，立刻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该文从九个方面对李济的“悲观”、“气量狭窄小气与态度跋扈专横”、“把持职位、学术资料”、“师心自用，不善用人，排斥异己，唯我独尊”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正如《李济：他的贡献和悲剧》一文的结尾所说：“李济的悲剧象征着教育学术悲剧的拟人化”。李敖把矛头指向学界“大老虎”李济，实为一不作二不休之举。要彻底廓清学术界的腐败与黑暗，就不能只论制度不论人，“有治人无治法”的现象和“有治法无治人”的现象皆不可取，“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骂倒一些个人’，甚至应该打倒一些个人，我们要逢佛砍佛、逢罗汉砍罗汉、逢老不长进砍老不长进。只有这样，才能赶走拦路的老虎或纸老虎。”对“李济型”的人，只有“擒贼先擒王”，才可能招致学界大哗，引起人们心灵上的震动，搅起千尺死水，形成思想的大波。
李敖在后来出版的《〈教育与脸谱〉序幕》中说，该书“收集我１２篇的文字，其中有１／３是没发表过的。”无论是批评台大文学院院长沈刚伯，还是批评史语所所长李济，无论是评价“入世”而“用世”的台湾驻美大使蒋廷黻，还是赞美勤奋工作、锐意进取、充满了智慧和人情味的美国总统胡佛，全部的文字都是环绕在一个主题上面，那就是：“老头子，你好好干；你不好好干，最好请你滚蛋！”所用的方法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贬痼弊常取类型”。他在致台大中国文学系主任台静农的信中说：“我批评的对象是‘众人’，是ｆａｃｕｌｔｙ。我偶尔提到‘个人’，也是认为这个‘个人’可以代表‘众人’，代表ｆａｃｕｌｔｙ，值得借来做活证与抽样。所以毋宁如泰戈尔所说，个人是好的，众人是不好的。对‘个人’，我何成见之有？”
此类文字一发表，真正捅破了学术界的马蜂窝，马上引起四面八方对他的不满与反击。
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台湾，既未“全盘西化”，当然无法容忍他的“目无尊长”、“尖酸刻薄”，甚至更有老先生告他“人身攻击”，闹到法庭去“对簿公堂”一番。因李敖曾师从台大台静农、吴相湘和史研所姚从吾先生，故文章发表后，胡秋原撰文说李敖斗胆写此文是受到“一个教育机关”（台大）和“一个学术机关”（中研院）的支持。实际并非事实。对于李敖凌厉的笔锋，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７日，著名作家於梨华在对李敖的信中有劝说之词：
……你批评台大的几个人，尤其是沈的事。我先说明，并不是因他替我写了序，我要袒护他，你说的许多话如：他的懒、他看武侠小说等等我完全与你同意，可是你说得太粗糙、太表面化，像两人打仗，你身上毫无遮蔽的上战场，不是先弄得遍体伤痕吗？１７世纪末英国的大文人Ｓｗｉｆｔ、Ｐｏｐｅ，都是骂人的能手，他们也指明的骂Ｄｏｎｎｅ他们的前辈，而且说得十分刻薄，可是他们用的技巧十分ｓｕｂｄｕｅ（按：委婉），所以对方无法攻他。尤其是Ｓｗｉｆｔ，他的笔犹如蛇舌，教人生恨，可是别人一点也捉不到它。你的才华如此强烈，记忆力又特别超人，做一个ｓａｔｉｒｉｃ
ｗｒｉｔｅｒ（按：讽刺作家）已有了最好的条件，所需要的就是一点①技巧，②锋芒绝不能太露，年轻人像你这样特别易受伤，就是你锋芒太露咄咄逼人，③字句用法千万不能流气俗气。①
李敖并没有听从朋友的劝告，他依然在我行我素。
显而易见，在“众神默默”之下，李敖以一夫之勇所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政治机构所支持的学术集团，其力量之悬殊，不可比拟。但历史的责任感已使他对一切利害得失在所不惜，他清楚地知道：“说这些话的后果也许是鹦鹉救火、也许是飞蛾扑火，或是另一个方式的不得善终。可是我知道我不能坐等别人来‘发难’，对政治，我们已经不说话了；难道对教育学术、对社会问题，我们还装孙子吗？”难怪他要说“只好用这本教育中的脸谱和脸谱中的教育来表示螳螂之怒”了。但他依然自信，坚信自己的方向是对的，代表着历史和正义。他说：“在我不能斩将搴旗的时候，我只能悲愤地留下这部历史的纪录，让一代扰攘的老头子们，会在千秋万代以后，使他们的子孙会因他们而感到羞耻。假使他们不断子绝孙的话，历史之神总有一天要为我作证。”（《序幕》）“我是酱缸里的一条虫，不过是一条野生的、想飞的。我飞的方向是极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不能达到或不屑达到的，但是我却直朝前面飞去。‘安能居牖下，白首太玄经’，这是我的新境界了！”李敖的勇气来自于他的自信，他自信自己的境界在众人之上，正因为他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所以才能有如此义无反顾的思想和行动。
为文学开窗
１９６５年６月５日，李敖在论战的硝烟中，突然游兴大发，乘车南下，来到了台湾著名的风景区——高雄大贝湖。离开了喧嚣的闹市，望长天一色，湖光猗旎，李敖完全陶醉在大贝湖的湖光山色之中了。游玩途中，街头小摊上出售的一本书引起他的注意，这便是当时正走俏一时的琼瑶的长篇小说《窗外》。
向往战斗的李敖，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
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的台湾文坛，正是“战斗文艺”猖獗的年代。国民党当局为了“反共复国”的政治需要，在文化界对新闻出版业进行全面的严厉控制，出台了一套箝制言论的法规，取缔具有革命倾向的，特别是“五四”以来大陆的大部分新文学作品，通过建立文艺团体（如“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中国文艺协会”等）、出版“反共”文艺刊物（如《文艺创作》、《幼狮文艺》等）、颁发文艺奖金、制定文艺政策、开展“国军”文艺运动等手段，推行所谓的“战斗文艺”，在文艺作品中提倡所谓“反共救国”的“战斗精神”，“反共”文学泛滥一时。在“反共”文学的主潮中，一些作家逐渐看穿了国民党“光复大陆”的神话，“身在异乡为异客”的焦灼和重返大陆家园之梦的破灭，使他们普遍患上了“怀乡病”。乡愁小说、乡愁诗、乡愁散文应运而生。他们写乡野传闻，忆故人旧事，状漂泊沦落之景，抒寻根归源之情，这种民族情、祖国情、乡土情亦成为当时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由于这种中性文学对当时的政治触犯较少，遂有了一块生存之地。琼瑶正是在这种中性文学中成长壮大的一位作家。
琼瑶，原名陈，笔名琼瑶、心如、凤凰等。湖南衡阳人。生于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９４９年随家迁往台湾。她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９岁时在上海《大公报》儿童版发表文章《可怜的小青》。１６岁在台湾《晨光》杂志发表短篇小说《云影》，读高中时已发表作品二百余篇。１９６３年，她的第一部自传式长篇小说《窗外》出版，一举成名。随之又有《六个梦》、《烟雨》、《幸运草》、《菟丝花》、《几度夕阳红》等长篇问世，在港台地区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