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里，“夕露沾衣”指的是不计一切牺牲以维持素愿。李敖想到，志士仁人为素愿奋斗，有时会灰头土脸、会牺牲自己的名誉，但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对我个人来说，我在文星的努力，也正有陶渊明的这种诗情。”
状告徐复观
由于李敖在《老年人和棒子》等文章中批评了他的母校台湾大学以及学坛大牌人物李济、沈刚伯等人，台大历史系教授许倬云作为调解人首先从台后站了出来。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１９３０年生，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获台大文科研究所硕士、美国芝加哥人文研究院博士。也许是他感到自己与李敖同为校友的缘故，他以老学长的身份与李敖谈话，试图使李敖与李济等学界前辈和解，但他的极力斡旋被李敖严辞拒绝。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５日，他再一次约李敖、萧孟能、余光中去他家，因为他腿不方便，李敖同意去了。当天，李敖有日记如下：
一、南港来的消息，李济读了文章，拍了桌子。
二、夜在吴相湘家，沈刚伯托他转告我：“在过去，我没说过李敖什么坏话，虽然我也没帮他什么忙；从此以后，我也不会说他什么坏话，当然我也不会帮他什么忙。”孙德中在座，对我说台大文学院，在台湾还算是好的。我说，正因为文学院在台湾有领导地位，所以我们该更要求它有生气。
三、夜在许倬云家，互恶声相向，光中在座，颇劝慰。
四、晚与孟能决定，拒与李济晤面。①
就在李敖与学术要人拒不言和、执意己见的时候，著名学者徐复观又站了出来，撰文批评李敖，其中一部分写道：
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专授以“只咬无权无势的人”的心法，凡是无权无势的读书人，无不受到这条小疯狗的栽诬辱骂。
……最近一年来，台湾大学里有一二人利用一个特殊学生，把上自校长、下至助教，骂得一塌糊涂。
……李×骂沈刚伯拒绝朱光潜到台大来任教，这对沈也有影响。①
面对这位几十年前就已声名显赫的文化名人，李敖并不示弱。他认为，写文章批评士林败类、台大黑暗的，除了自己，并无别人，按照文明社会的诽谤律，无他人可适用此一情况者，纵未指明姓名亦构成诽谤。所以徐复观骂“小疯狗”自然构成诽谤，何况他文中还用了“李×”字样，更除李敖外别无他人了。于是，李敖一纸诉状把徐复观告到了法院。
但徐复观在法庭上一再辩解，说自己并没有写出李敖的全名，并不构成“诽谤”，后来《台湾日报》曾登出这段法庭笔录：
庭问徐：比较明显的是“新闻天地”中的李×。你文章中甲教授所说的李×，是李敖吗？
徐答：甲教授说的是李敖，但我蓄意避免诽谤，所以称李×。
庭问：是否指李敖？
徐答：我蓄意避免诽谤，所以不说这个名字。
庭问：你是说你不知是不是李敖，所以写李×。
李说：审判长，他已承认李×就是李敖，他已很明确地指出是我。
庭问徐：甲教授所讲的李×，你确定是李敖吗？
徐答：不能确定，我等于新闻记者作记录，为了蓄意避免诽谤，把别人说的名字写成李×。
庭问李：“利用”和“指使”是诽谤的意思吗？
李答：我控告徐复观诽谤的语气有两件，这两件是有关联的！如果他在《新闻天地》中所写的李×是指我，那么他在《民主评论》中所骂的“汉奸的奴才”和“小疯狗”，也是对我的诽谤。影射也足以构成诽谤罪的，何况他已明确地指出是我。
庭上问徐：你在以前未看过这本《废人废话》吗？
徐答：李敖向我提出自诉后，我才看到的。我认为一个名词，任何人认为恰当，都可以加上的！洪炎秋写的《废人废话》说李敖是“小疯狗”，我事前完全不知道！
庭问：你说应该洪炎秋负责吗？
徐答：应该中央书局负责。
李敖此刻插嘴说：应该徐复观负责，因为在这以前，只有徐复观骂我“小疯狗”。
徐说：如果我文字说李敖就是小疯狗（转向李敖问），你总不能说是一两条呵！
李说：你写过“这条小疯狗”！
其实，无论徐复观如何辩解，其文中所指，读者一看就明白，法庭上的巧辩只是一种不敢负责任的狡辩而已。由于徐复观曾任国民党少将，一度得蒋介石信任，有着较深的政治背景，退役后，又精研儒学，成就斐然，是台湾学界名人。所以，被国民党控制的法院也极力为徐开脱，说“李×”是李敖，“尚属不无质疑”，因此判徐复观无罪。
走出法庭，徐复观请李敖喝咖啡，一边喝一边谈论。徐复观心血来潮，突然说：“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
李敖单告不成，后来又找到一个机会，把徐复观、洪炎秋双双告上法庭，但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日，台中地方法院法官郑学通裁定驳回。李敖提出抗告，并把对郑学通的指责登在《文星》第９８期，即《文星》被官方封杀前的最后一期，官方不但封杀杂志，也同时对李敖下手，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长”郑彦（李敖称“郑矮子”）以“语涉侮辱”法官为名，下令检察官林奇福对李敖提起公诉。最终，法官判李敖有罪，如了郑彦所愿。
１９６６年１月６日下午３点，徐复观写限时信约李敖喝咖啡。面对这位状告自己的文化思想界的后起之秀，徐复观的思想是复杂的，其中有一点不可否认，即他对李敖的才学和聪慧是发自内心的喜爱的。也正因如此，两人扯了两个半小时还兴犹未尽。
徐复观对李敖说：“我提倡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一个不可放弃的好武器，我们不能把任何可抓的武器留给敌人。若能从中国文化的研讨中推出中国文化中本有自由民主的因子，岂不更好？”
李敖笑着摇摇头，表示不敢苟同。
徐复观又说：“从内心讲，我极不希望你被抓起来。”
李敖说：“抓起来就抓起来！我认倒霉！可是我一旦被抓起来，从当局、国民党，直到你们这些跟我打群架的文人，都要背上恶名，背上害贤之名，背上迫害青年之名，看你们失不失立场！看你们觉得划得来划不来！如果你们不在乎有伤‘令誉’，我绝不在乎坐牢！大家如果玩得不漂亮，硬要给世界人士看笑话，大家就走着瞧吧！”
面对这位大义凛然的青年，徐复观无言以对。
在当日的“备忘录”中，李敖有如下记述：
一、“张大义”即胡秋原。
二、胡秋原希望徐复观就“张大义”此信做一复信，徐以已与我碰面，不愿再生事，故拒绝。
三、今早徐电话给胡，胡在电话中甚表示不痛快。
四、……
五、徐又转达郑学稼欣赏李敖的话。
六、徐说他与萧同兹无仇怨，且有信赞彼再娶，只以孟能刊文攻击，故不得不“找他父亲算账”。我说此与萧同兹何干？他说不如此，实在划不来。
七、徐说稍待时日，愿意给《文星》出他的书。
八、……
九、徐甚盼我能和他无条件和解，我说无条件恐怕很难，让我再想想看。
十、这次“和谈”，拖得愈久，愈有利，至少在“和谈”期间徐对《文星》之攻击，必暂停止，此点胡必不快。如因徐而拉郑学稼成功，则可孤立胡秋原。①
《文星》被封
１９６４年，李敖２９岁。这一年对李敖和《文星》来说，并非吉兆之年。国民党对《文星》的动手在这一年就已经秘密地进行着。其中最明显的是坚持“反共第一主义”的国民党御用文人侯立朝出版的《文化界中一枝毒草》一书。该书指出李敖执掌的《文星》“决不是‘为文化而文化’，是‘为预谋而文化’。也就是说它的政治面纱是以文化丛草来编织的。”①它是“把‘讲台’当作通向‘政坛’的阶梯来用的”，“《文星》的目的，就是要把很多的人头脑给搞昏。使它好直接的间接的牵着别人鼻子走，这真是失了路向的沙漠导游者 。”②这无疑是向社会发出了政治解决《文星》问题的信号。
此时，早年跟随蒋经国的国民党宣传干将谢然之担任中央党部第四组（文工会前身）主任，面对《文星》的兴风作浪，谢然之决心进行封杀。在一次研究《文星》的会议上，谈到李敖，第四组中有两种观点，一些老派的国民党如唐棣等人，认为李敖不过是爱出风头的反调分子而已，而谢然之等人却一口咬定“李敖是共产党”！
在谢然之的带头操作下，大祸像一张弥天巨网，慢慢向《文星》罩下。但李敖毫不在意。
当时，台大学生陈宏正等曾邀李敖到法学院演讲，李敖去时，校方派校警将演讲场所的门锁了起来。
１９６５年，法学院请李声庭演讲“民主与自由”，殷海光与李敖亦被邀到场。李声庭讲完后，听众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插播几句话，李与殷应声而出，极受欢迎，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１９６５年８月３１日，警备总部“（‘５４’）训唤五九八四号”文说：
查《文星》杂志第９０期张湫涛撰写之《陈副总统和中共祸国文件的摄制》一文中，附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原文，有为匪宣传之处，触犯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第二条第三款，应依同法第七条之规定予以查禁，并扣押其出版品。
实际上，《文星》上的这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是反共的，只是配上了有关中共的图片而已。但欲加之罪，是无须分辩的。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孙中山百岁诞辰，李敖应台湾省医师公会之约写了《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一文，由《文星》出版。在出版过程中，台湾省医师公会忽然来信，要求出书前文稿“送达本会转呈‘中央党部’审核认可”，李敖认为依法无据，严词拒绝。书出之后，山雨欲来，风声四起。
李敖在文化思想上挖国民党的老根，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曾多次下令查禁封杀，《文星》处境日渐恶化。李敖决定对这个共产党出身的国民党败类进行打击，但始终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９日，《征信新闻报》的余纪忠发表社论《党纪国法不容诬陷忠良——请谢然之交出证据来！》，批判谢然之的不实之词，谢然之与之发生冲突。李敖见机会来到，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请萧孟能去找余纪忠，取得联合作战的共识，一方面于１２月１日写了《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发表在《文星》９８期，用矛盾战法，引用蒋介石言论来讽刺谢然之。指出谢然之已违反了国民党蒋总裁“不应凭借权力，压制他人”的指示，同时也批评国民党总裁言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从司法界和军队中撤出。批评国民党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刁难记者，诬控爱国青年，企图“一手掩天下耳目”，陷害良善，并要求谢然之引咎辞职。文章还指责那些“坐在中央党部和各级党部那里，而朝外管事的人”，“整天朝小百姓飞书翰、打电话、下条子，不惹得小百姓莫知所从，误会丛生，又怎么办呢？”李敖在文章中还要求，在“宪政体制”下，“国民党不但要注意退出司法、退出军队，并且还要注意在政治上所遗留的‘训政式’的余波与惯性。”这篇文章可谓正式突破了“拿武士刀者”所能容忍的极限，《文星》也因此而倍遭厄运。
１２月２５日，由任卓宣主编的《政治评论》发表社论，骂《文星》“走了《自由中国》的道路”，“主张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