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一途，‘出山要比在山清’之自勉殊殷，对与女人为伍事颇厌。吾终当脱尘缘而上升为胡适等第一等之人耳。”１１月２３日，他又羡慕胡适之“手勤”。１２月２０日，他又说“胡适的拔尖心与首席心太重”。１９５９年１月２日，他借他人之口，说“胡适已不能领导李敖了”。又说“胡适等安足以为吾师哉”。１月１４日写道：“深觉鼓舞一时风潮当从马戈采罗曼罗兰等著书之法，胡适等法不行也。”３月１日记：“傍晚复徐高阮一长信攻击胡适以下的老朽们。我对胡适那种‘好话说三遍’的态度愈来愈不满意。”４月３日记蒋廷黻对胡适的评价：“适之先生的个性要比我温和得多，即以他目前在国内发表的若干谈话来说，都非常含蓄婉转，有时使人弄不清楚他到底是赞同什么或反对什么。但我的个性却喜欢开门见山、单刀直入。”
从李敖时冷时热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他对胡适态度的矛盾性。如果把胡适与此时的殷海光相比，李敖不难看到胡适的老惫。殷海光曾多次对学生说，早期的胡适，无论是新文学运动，还是《独立评论》上的文章，对民主科学的宣扬，甚至《中国哲学史》上卷，都称得上光芒万丈；中期的胡适，包括任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表现平平；晚期的胡适已沦为一个十足的“乡愿”，连一个知识分子都不够格，爱热闹，爱人捧，一点硬话不敢讲，一点作为也没有。如果给胡适的一生打分的话，早年的胡适可打８０分，中年的胡适可得６０分，晚年的胡适只有４０分。对此，李敖是认同的。但由于中学时代受胡适思想的影响太大了，加上胡适在台湾学术界的重要地位，因此，在李敖眼中，胡适的魅力，依然是任何人也难以比拟的。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６日，胡适６８岁生日，李敖写了一首打油诗给他祝寿：
哈哈笑声里，
六十八岁来到，
看你白头少年，
一点都不老。
寿星说话不妨多，
喝酒可要少，
不然太太晓得，
那可不得了！
面对这位后生的幽默，胡适马上回信表示感谢：“谢谢你送我的生日诗！我常说，凡能做打油诗的，才可以做好诗。你这首诗可以算是成功的打油诗，可以预测你做白话诗的前途。”①两年后，胡适７０岁生日，李敖又一口气写了打油诗３０首表示祝贺。
从两人的赠答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李敖是情有独钟。李敖参军后，两人依然有书信来往，显然，他已把李敖看作是北大精神的传人了。
祝寿诗后，李敖与胡适的来往更加频繁。毕业时，李敖与胡适互赠照片，李敖称其为“又开风气又为师”，可见师生情意之深。李敖在毕业后给同学的信中说：”我承认由于受他的启发，我放弃了许多旧的道德，我转而对他很着迷，过去几年中，我花了不少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研究他，我发表的文章，清一色都是宣传他的，我自问我没有其他的动机，而纯粹是出于一个对‘贤达人’的热爱……”①
从胡适的角度而言，他对李敖的才能十分欣赏，颇有揽之门下之心，他对李敖的关切和热情后来使姚从吾都有了妒意。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曾说过：“‘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李恕谷的名言，我曾读了大感动。这是‘收徒弟’的哲学！”②清朝学者李恕谷这段话，意思是说，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势力；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胡适引用这段话在某种程度上也表露了自己对“求士”（收徒弟）的渴望。由于自己过去名满天下，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故在“求士”这一方面他并不如意。如今，胡适发现了李敖这棵苗子，便不肯放手，着意交好，处处关心，包括李敖的毕业论文都数次过问，从中亦可看出他的良苦用心。但李敖对胡适态度的矛盾性使他既接近胡适又不以胡适的“门生”自居，他说：“在胡适‘求士’的心里，我是他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父亲是他的学生，我并不是他的徒弟……”③一方面，他把胡适的人格作为楷模，继承了胡适的思想和自由主义精神，对胡适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他的远大的志向使他在人生理想方面又远远超越了胡适。他不以皓首穷经终老于学术研究为己足，他的目标是超越他们，走经世致用、为人权战斗的道路”。
李敖十分欣赏陆游的一首“咏蛾”诗：
人生如春虫，作茧自缠裹。
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
他与姚从吾、胡适、殷海光（包括中学时代与钱穆）等人的治学因缘，可以说正是完成了这样一个化蚕为蛾、脱颖而出的过程。
难忘的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回首过去，李敖感到这是自己人生历程中最吃力的一段。他在台大文学院四年，虽然不无阅历、不无师承、不无交游，但在治学上，却表现得孤独、孤寂而自负，他认为，“从自己困学得来的自修成绩，远超过师友的切磋之益”。他感到生活中无他取法的“大宗师”，也无可与他并驾齐驱的知音，师友与他，似乎只有情感上的交流，而无知识上的共进。他读书治学，都是“单干户”，他感到自己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书本，而不是来自师友的启发。所以在心境上，他是一个独行者；在行为上，他是老学究派的反叛者。用他自己中学阶段的诗歌来表述就是：“我走我的路，别人怎能管？只手打天下，一身都是胆。”这首诗，有刚毅与激愤，有傲慢与偏见，是一种情绪化的自尊。就他当时的心情看，爱情无果，事业无成，别人考研，他却从军，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他说：“毕业带给人的是‘东飞伯劳西飞燕’，可是我呢？却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有翅膀，可是飞不起来，不但飞不起来，还得在地上爬！”①这种失落感和自卑感，当是他此时复杂心情的另一面了。他曾经对这种“世俗的我”和“理想的我”的冲突有一段反省：
在内心深处，我高蹈自负，以超人自勉自许；在现实上，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摆脱或操之在我，因此，年复一年陷在冲突局面里……我缺乏令我折服的友情、缺乏稳定的爱情、缺乏经济能力，那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不从心所欲的阶段，比中学时期，尤有过之。我一生如果时光倒流，重过一次，我宁愿少活十年，也不要重过中学生、大学生那段日子。——成长的岁月其实是痛苦的、依靠别人的，那是“世俗的我”的沼泽，绝非“理想的我”的处遇。大学时代的结束，表示自己能够慢慢走向独立、走向茁壮、走向真正的独行其道。对“理想的我”说来，这才是真正的起步、真正的开始。①
李敖相信，走出这所令人烦恼的大学，走出这段情感生活的盘丝洞，那天宽地阔的未来就在自己的面前。
九、“偏要惊人过一生！”
李敖的性格从外表看是乐观的，但他思想的敏锐性和易感性又使他不时感到一种难言的内心寂寞。
１９５９年３月３日，李敖在下部队后的第一天给妈妈的信中写到：“这个地方在仁武附近，凤山北面，天气最热，苍蝇最多”，他用五张苍蝇纸去抓苍蝇，一抓就是一两百只。“臭虫多，蚊子多，厕所远，吃饭要蹲着，交通极端不便”，可见当时战士的生活条件之苦 。真可谓“蚊子与苍蝇齐飞，饮水共长天一色。”但他认为，“这也是个读书的好机会，我懒得动，懒得往外跑，倒也可多读一些书。”在疲劳、疾病、饥渴中，在蚊虫叮咬和日晒雨淋中，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凝固了他的悍气与斗志。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都能坦然面对。他对印度古伽拉德的一位青年诗人的诗十分欣赏，两次在日记中提及，并对其进行了改写：
你已经吃了不少（无数）苦药，
请再（勇敢地）喝了这杯毒酒罢！①
他以阮籍诗自励：
林中有奇鸿，自言是凤凰。
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
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
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
一玄昆仑西，何时复回翔？
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
他并不赞赏诗中的那种浓烈的悲愤气息，但却与作者那种“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岗。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的恬淡清峻隐晦高远的境界发生了共鸣，并以此自况。要使自己变得有韧性、强悍而豪放，把自己锤炼成一个有力量的人，而不是一个在世俗场中游手好闲的人。他以诗自励：
牙根咬住：
嘴唇闭紧。
沉着着，
深敛一股憎恶的力量，
锤炼，锤炼
在那一连串苦斗的日子。①
在政治上，他依然信仰自由主义，反对党派之争，反对在恶势力面前的“缩头主义”，主张真正的文人不应“自惜羽毛”，随波逐流，他在日记中写道：“王德毅的诗说：‘难得惊人过一生’，而真正的新式文人却‘偏要惊人过一生’！”。
在步校学习期间，李敖曾经遇到入党的问题。指导员对他印象很好，他知道印象很好意味着什么。指导员的使命之一，就是要非国民党的优秀分子入党，并且说如果不入党，结业时就可能会被分发到金门，那是八二三炮线的最前沿。
所谓八二三炮线，指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３日下午，福建前线的解放军炮兵部队万炮齐轰被国民党占据的金门、马祖等岛屿，守军司令胡琏和“国防部长”俞大维被弹片炸伤，副司令赵家骧、吉星文、章杰当场毙命，官兵伤亡达６００余人。此后大陆炮兵逢单日就打，双日休息。再后改为不定时地打，有时大打，打几万发炮弹；有时小打，只打几百发，这给金门岛上的９８０００名蒋军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所以，金门，在台湾军人的眼中，是一个充满了炮火硝烟的死亡之地，在此防守每天都有丧命的可能。许多人提心吊胆，害怕到金门，于是纷纷入党，而李敖对此则不屑一顾。他诙谐地对指导员说：“我为人全是一派浪漫文人的作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前途有限，后患无穷。现在拉我可加三分，以后我惹了祸不晓得要扣多少分了！”他表示甘愿去前线。他在１９６０年２月６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自思我之为人，最与这些年轻人不同的，在我是一个最有灵性的英雄人物，并不是一个现实的躯壳的肉食者——这是我最自负的地方，也是这些浑球们最不能及之处。我实在可说是一条硬汉……小人们得志得利得鱼摸之处是当然的事，何足歆羡也耶！个人这区区颠沛，何足道哉！
指导员还不死心，继续同他谈话。
“李敖你不怕去金门？”
“我不怕。”
“你很优秀，我们国民党没拉到你，很可惜。”
“你们拉到一个贪生怕死为了怕去金门而入党的李敖才真可惜呢！”
“你不入党，你在台湾活下去，会永远不方便。”
“我准备死在金门，没什么不方便了。”
指导员无可奈何，摇头而去。
而结果李敖因勇得福，并没有被分发到金门，反倒是一些临时搭车入党的学员给分派到了这座死亡之岛。
这些人得知消息后，气得跑去质问指导员。指导员说：
“前线需要最忠贞的人，把李敖送到前线，他会影响民心士气，所以还是你们去好一点。”
这番话气得有些人把党证都给撕了。
李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在这“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们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力！又多么短暂！如果我们能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伺机蠕动一番，说说我们想说的、做做我们想做的，捣一下小乱、冒一下小险，使老顽固们高一高血压，大概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能耐”了！我们还能怎样呢？我们岂配做“杀头生意”么？
因此我说，在环境的“极限”下，我们少做一分懦夫，我们就该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我们能高飞，我们希望飞得像只多谋的九头鸟；如果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