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是罪恶的化身这种形而上学的态度。剧中使人们无法一下认清主人公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描写人类本性的矛盾和变幻无常的特性，描写人们的动机同行为的表里不一致性与其现实手段之间的矛盾。
典型也并不是某个单独个人的本来样子，概括也不是某个单独事实本来的样子。艺术不仅有赖于真实，而且还要有别于真实。这一矛盾规律的指出，这是狄德罗的一个伟大功劳。
可以看出，狄德罗的喜剧并非旨在嘲笑那些行为不轨的人的“快乐”喜剧，他的“严肃”戏剧的任务是表现美德的典范，描写以高尚的道德为动机的英雄人物。这样的喜剧应该刻画普通人在家庭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感情。狄德罗的戏剧，是民主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艺术，它激烈地反对那种虚幻的、脱离生活真实的艺术，自然，戏剧也包括在内。狄德罗认为，他能够创造一种描写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悲剧，因为普通人具有高尚的情操，他们的道德水平要远比贵族要高。
在《论戏剧艺术》中，狄德罗着重阐述了以上那种观点，即要维护非官方家庭生活内容和普通人的丰富感情。在另一著作《演员奇谈》中，却表现了他的另一观点。
《演员奇谈》是讨论表演艺术的，用谈话的形式写成。第一谈话人代表狄德罗本人的思想，他提出一个很奇特的见解，即演员在舞台上只应表现感情而不应体验感情；只能表现情欲而不能为情欲所动；只能激发观众而自己却冷若冰霜。他特别反对演员任凭汹涌澎湃的感情倾于观众面前，无节制、赤裸裸地哭笑狂喊声嘶力竭。他认为易动感情的演员是平庸，只有不动感情，才能造就伟大的演员。“一个人即使天生是大演员，也只有当他积累了长期的经验，火热的情欲已经熄灭，头脑变得冷静，灵魂具有充分自制力的时候，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狄德罗看来，一个人平常生活中的行为、平日言谈的语气及其自然风度，在舞台上会显得很寒酸。在这里，他提出了表演艺术的重要特点，揭示出戏剧艺术的实质，甚至不止于此——揭示了一切艺术的特点与实质。在艺术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它的幻想。要知道，一个在舞台上表演怒发冲冠的演员并不是演员本人此时的情绪，一个表演陷入重大痛苦的演员实际上并不痛苦，一个表演幸福的情人实际上并不是所扮演的情人。艺术反映生活，不仅仅是通过表面的模仿，而是通过与现实本身并不直接吻合的假定的形式。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狄德罗的戏剧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崇尚理性”、“崇尚自然”，并开创了“表现派”的戏剧理论，我们说，狄德罗是“表现主义”理论无可争辩的奠基人、他对戏剧理论的贡献是巨大的。
狄德罗主张扮演恋人，不必体会他们甜蜜的感情，扮演恶棍，不必体察他们狠毒的心灵，只要对着镜子模仿所想扮演之人的表情、动作、言辞、姿态，熟练后在很大时间内保持记忆，再需要登台演出，把记忆中的东西表演出来即是，不必运用真实的情感。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对“演员”与“演戏”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演员应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笑，什么时候应该哭，什么时候应该平静。狄德罗极力推崇演员的表演能力，如“模仿能力”、角色的“外在标志”，因为欣赏戏剧，要依靠观众的视觉。观众唯有借助演员的声音、表情、形体动作，才能窥视角色的内心秘密，才能造成观众的一种“幻觉”。
狄德罗把理智与感情对立起来，把外部表露与内心体验分割开来。我们今天的人看来，这一点未免有点失之偏颇。因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即使在感情奔放之时，也能够很好地受到理智的驾驭。整个身心进入角色也不会妨碍冷静地判断与控制。狄德罗的那种“对着镜子练习到纯熟”，“以后再表演出来即是”的做法，完全排斥了演员的即兴创作。果真如此，演员的表演就会陷入凝滞与公式程序化的处境，很难进一步深入而达到一种完美的境界。这不能不说是狄德罗戏剧思想中一点缺憾。
纵观历史，在狄德罗的那个时代，古典主义艺术已经趋于没落，戏剧理论也趋于末流，愈来愈陷入形式主义。狄德罗首先提出戏剧理论改革的主张。他对于戏剧的基本主张如同他看待艺术的思想，认为应该去摹仿自然，艺术家应该写出自然与真实的人生。
狄德罗企图扭转当时法国戏坛的颓废之风，重新建立新的剧种。这种新的剧种就是严肃剧，这种是相对于古典主义的一种革新方案，它的特点在于真实性与严肃性，真实性要求自然、严肃性要求道德意义和教育主题。简单说，严肃剧是介于悲剧与喜剧之间的体裁，它要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处理，要自然、真实。除此之外，严肃剧还要发扬平民美德以教育人民，可以说，严肃剧的严肃性就在于它的道德教育意义。
在严肃剧的真实性问题上，狄德罗首先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命题：戏剧艺术的基础是历史的艺术。就是说，戏剧与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即艺术虚构之上，狄德罗提出两个重要的美学规律：一是逻辑规律，另一个是想象规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想象规律以逻辑规律为基础的。所以在戏剧中，仅仅有历史的真实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艺术的逼真性。这种逼真性使人惊奇的同时又合乎常理。这是一种微妙的辩证法。
狄德罗对于戏剧艺术辩证的看法在于：他认为在戏剧艺术里，想象规律是以逻辑规律为基础的，而逻辑规律又得在想象规律的指导下进行的。这种看法被运用在现实的真实与戏剧的真实中，同样对于历史与虚构，对于生活与艺术，它都能被得到运用。
在戏剧理论中，狄德罗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美学体系中三个重要的概念，即“摹体”、“关系”与“变革”。在戏剧中，以描写人与社会生活为主，关系不外乎人与环境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这三种。美在于关系，必须从整体来了解个体、必须从关系的变革来了解美的意义，这种观点一样可以运用到戏剧理论上。狄德罗认为：人物的性格随着戏剧情境的变化而逐渐展开，戏剧因此就要以情境为主要对象，以性格为次要对象，但并不是以情境代替性格，因为一切情节的纠纷是从人物的性格引起的，人物的性格又随情节的发展 （情境的变化）而逐渐展开。
在戏剧的冲突之上，狄德罗称矛盾的两个方面为“对比”或“对立”。他不主张那些机械的对比，“真正的对比乃是性格和情境问的对比，不同人物利益间的对比……人物的情境要有力地激动人心，并使之与人物的性格成为对比，同时使人物的利益互相对立。”这种对比，是根据戏剧的社会意义与艺术的效果而提出的，基本上符合现实主义精神。
概括起来说，狄德罗能够成为启蒙时期的杰出人物，决不是偶然的，这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是维护人民利益的；同时他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是对封建主义作斗争的，这两点使他为人类作出了贡献。还有，他的戏剧理论、美学思想以及别的一切，在那个时代都是先进与进步的东西，在今天看来，仍然有许许多多可以借鉴学习的地方。“我是出于消遣才当上戏剧作家的”
——博马舍
博马舍 （1732—1799），法国大革命前夕启蒙主义文学中的著名喜剧作家。博马舍在剧本创作方面深受狄德罗正剧理论的影响，他继狄德罗之后，提倡戏剧改革。他的作品，预报着革命风暴的即将来临。虽然博马舍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从事其它各项经营活动与社会活动，但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几部主要剧作被公认为法国戏剧史上有影响的杰作。
博马舍原名皮埃尔—奥古斯坦·卡龙。他出生于巴黎的一个钟表匠家庭，排行老三。博马舍天资聪颖，多才多艺，对怀表的机件作过某些改进，这一发明使博马舍在钟表行业很快名声大噪，他成了许多达官贵人的钟表师，甚至他开始得到贵族与皇家的定货。为贵族夫人和国王的女儿定做极薄型的手表。这使他很快地发了财。
1755年博马舍认识了宫廷御膳尝菜师弗朗差及其夫人，成了他们亲密的朋友。一年后，弗朗差不慎去世，就在同年，博马舍跟他的遗孀弗朗差夫人结了婚。从此，博马舍就开始用德·博马舍的姓，因为他参考了新婚夫人的一块小领地的谐名。他当时说：“由于不能改变偏见，就得服从这个偏见。”第二年，刚刚与他结婚的妻子也病故了。
不久，博马舍通过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莲巴杜夫人结交了勒诺芝·德托瓦尔（莲巴杜的丈夫）。博马舍应德托瓦尔的要求，开始写一些滑稽小戏，为德托瓦乐的私人剧场作入场前的娱乐演出。
从这时起，博马舍就开始渐露他的戏剧创作能力。1759年，他因其出色的音乐才能而被法国宫廷所赏识，并开始为国王的几个女儿教授演奏竖琴，此外他还常为她们组织安排消遣活动。
1760年，博马舍结交了当时有名的金融家帕里—杜韦内，两人很快成了合伙人。帕里—杜韦内每年支付给博马舍六千路易，作为博马舍与宫廷与贵族熟悉而可以向杜韦内提供业务帮助的报酬。
1761年，博马舍忙于社会及经营活动，然而，他没有忘记文学创作。他开始构思第一部市民剧《欧也妮》的创作并写成初稿。这时，他的戏剧创作思想主要受狄德罗市民剧理论的直接影响，虽然《欧也妮》在巴黎公演之时并未获得很大成功，但他并未放弃狄德罗的市民剧理论，并在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与发展。
博马舍的一生也是一出充满了诉讼、纠纷、投机、冒险和阴谋的戏剧。博马舍跟人打过一场著名的官司，这是他一生中很轰动的事件之一。博马舍的朋友、保护人金融家帕里—杜韦内去世时，在他的遗嘱中让自己的继承人分给博马舍一笔他应得到的财产。但是，该继承人拒绝支付那笔钱，并且指控博马舍伪造证件。事情一直闹到法庭上，博马舍深知法国法院的风气，他通过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哥士曼的太太递上一笔钱。然而巴黎高等法院已被博马舍的对方所收买。最后，案子判博马舍败诉，这使得他倾家荡产。
后来，博马舍经过调查，发现自己让法官夫人所递交的钱并未交到法院秘书手中，他决定就此事向舆论公布哥士曼贪赃枉法的事件。他利用舆论武器开始了自己的斗争，他写了著名的抨击性文章，题名为《备忘灵》，在文章中，博马舍叙述了自己的不幸，极其鲜明地讽刺了法国法院的弊端。
博马舍将为数众多的同情者都争取到自己的一边，最后终于获得了胜利。法官哥士曼被迫辞职，不久整个法院班子也宣告解散。
当时的评论界认为博马舍的《备忘录》大大超过了一般的案件申诉的惯有体例，成了具有较高欣赏价值的文学作品，因为《备忘录》虽然具有诉讼论辩的特点，但涉及到人物肖事件内幕和社会背景的多方面描述。在以后的戏剧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博马舍的这种风格。
1775年2月23日，五幕喜剧《赛维勒的理发师》终于被获准在法兰西喜剧院首演，但却遭到观众的冷遇，因此博马舍在三天时间内对这部剧作了修改，把五幕压成了四幕，在26日上演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博马舍也因此一举成名。
当时，美国独立战争正如火如荼。博马舍也加入了这一波澜壮阔的斗争，他在法国国王的赞同下建立了一家公司，以武器装备帮助美国起义者。仅在1776到1777年，博马舍就帮助二点五万名独立战争的勇士们得到了武器装备。
1780年，博马舍出于对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崇拜，便决定从事一项冒险而有意义的事业，即出版《伏尔泰全集》。在1783年到 1790年间出版了七十卷，为启蒙思想在法国以及欧洲的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
1785年，《费加罗的婚姻》发表。博马舍的献辞触怒了法兰西国王，他因此被投进了监狱，但五天之后即出狱，并获得了补偿。
1792年，博马舍写了市民剧《有罪的母亲》。这部剧未获得成功。因为此剧无论从观念的欣赏习惯和剧作的思想、艺术方面都比前两部喜剧大为逊色。但到1797年，《有罪的母亲》再度演出取得了很大成功。
1799年，博马舍发表了两封信，是登在当时《巴黎日报》上论述耶稣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