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4- 第1部分

　
4　目　录
　
书屋絮语　书屋絮语　古　　今
学界新论　母语的陷落　郜元宝
学界新论　迎接美妙新世纪：期待与疑惑　陈方正
灯下随笔　弦外说琴　徐　　康
灯下随笔　风华绝代　王开林
灯下随笔　“局外人”抑或“介入者”　　唐小兵
灯下随笔　历史痕迹的产生　吴明明
灯下随笔　激进与保守的双重变奏　邱从强
说长论短　师道尊严？　尔　　建
说长论短　禽兽不如的人类　达　　然
说长论短　苏东坡真的“不辞长作岭南人”吗？　袁　　昕
经典回眸　《红楼梦》的性与爱　徐振辉
其人其事　天子门生　门生天子　山　　谷
其人其事　唐圭璋与《沁园春·雪》　曹辛华
　郑伟丽
法制经纬　法治、法律国家和法律　袁传旭
经济广角　与一位人文学者谈“科斯定理”（三则）　卢周来
前言后语　生死边缘的沉思　张立文
书屋品茗　星际旅行：可能还是幻想？　陈　　坪
专栏集萃　雪尘语画（之四）　张　　渝
浮生书缘　从“雪夜关门读禁书”说起　苏祖祥
编读往来　《重读上帝》一文读后　齐红伟
补　　　　白　牢狱是思想的天堂　许伯卿
补　　　　白　缺钙的字　简　　飙
补　　　　白　　皇帝与宰相　熊召政
补　　　　白　　官员不能说实话　睦达明
补　　　　白　　幽　默　顾关元
封　　　二　啼笑墨缘黄永厚文画
封　　　三　看《挖蔓菁》韩　　羽文画


　　《书屋》2002年第四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古　今推窗远眺，灰暗低垂的冬云渐渐消逝了，淡蓝的天际飘浮着一点点洁白的云彩。在广袤的田野上，静静的草地和摇曳的枝头，明媚的春光朦朦胧胧地氤氲着浓浓的绿意，透明的风轻拍手掌，那万紫千红的花朵正绽放出动人的笑容……
　　东方风来满眼春啊！
　　十年前的春天，一位饱经沦桑的睿智老人立定在南中国惊涛拍岸的大海边，凭着矢志不移的信念、无所畏惧的勇气和昂扬不止的激情，通过一生的沉思，再一次用他那熟悉而高亢的钢铁般掷地的声音，诠释了一个年轻而古老中国世纪航行的方向。就是这样一位慈祥可敬的长者的大胆思索和不断超越，神州大地才弹拨出一曲激越奔放的改革开放之歌，人民因之歌唱，山河因之舞蹈，世界因之鼓呼，时代的巨轮因之飞速旋转。
　　是的，春天是多梦的季节，也是多思的季节，一切生命的思索都在春天里悄然发芽：青年思索着美丽幸福而又艰辛曲折的未来，科学家思索着无穷现象中神奇有趣而又重重疑团的奥秘，农民思索着芬芳醉人而又劳作辛苦的土地……
　　长于坚持不懈地独立思考与探索，或许是人贵为生命的本质特征。通常，面对浩瀚的自然和复杂的社会，作为个体的人往往显得渺小和无奈、寂寞和无能，所以多会扪心自问，诸如人从哪里来？又向何处去？怎样在短暂的岁月里活出生命的光亮和滋味，建设一个美满的人生和社会，等等。正因为有这样寻根究底的追问和一往无前的探索，世世代代的人才能不断地发现自身的弱点与缺陷，走出愚昧和无知，趋于理想的乐园。尽管形形色色的个体生命因其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不同，伟人与凡人思索的路径与结果也千差万别，但浩浩长河和涓涓细流终汇成江洋大海，它们都是人类文明历程不可或缺的深深足迹。
　　春天来了，伸开我们在沉寂的寒冬里紧紧抱住的双臂，每一瓣晶亮的雨花，每一缕温煦的阳光，每一丝暖和的清风，都能激起我们胸膛里涌动的思索的渴念。而惯于以“位卑未敢忘忧国”自励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文知识分子们，然此时，思索的枝头该挂满什么样的硕果呢？
　　封面书影介绍——《安徽俗话报》《安徽俗话报》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创刊于安徽芜湖，半月刊，朔望发行，三十二开本，每期四十页。陈独秀主编兼主笔。芜湖科学图书社发行。稿件基本上为内稿，故具有同人刊物性质；主要撰稿者为桐城学堂教员及芜湖科学图书社社员。选择当时经济及政治发展较为落后闭塞的安徽作为办刊地，实想通过深入浅出的文字对群众循循善诱，将新思想的革命种子播诸内地，以唤起皖人的觉醒。
　　该报“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蔡元培语），兼具报纸与杂志的特点，以救亡图存和开通民智为其宗旨，既有政治评论及社会改革动态之报道，又介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知识。举凡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谈、要件乃至戏曲、兵事、格致及卫生，都先后开设专栏。该报始印一千份，因其语言通俗，图文并茂，内容新鲜活泼，所提问题发人深省，为读者所喜爱，因而极为畅销，时有再版乃至重印三版者；最终增至三千份，而“为海内各白话报之冠”。除在省内各府、州、县设销售处外，还在上海、南京、镇江、扬州、武昌、长沙、南昌等地设有代办所。
　　因第十二期揭露英帝与沙俄竞相有吞并我西藏之心而得罪英帝，在英驻芜领事的要求下被当局勒令停刊三月余；又陈独秀同时从事革命团体的组织准备工作，亦于二十期后停刊三月，故刊发时有间歇。至一九○五年八月，共发行二十二期（一说二十三期）。因陈独秀转向其他革命工作而停刊。
　　（万方　文）

　　母语的陷落

　　
　　？　郜元宝
　　上篇　从比较到评判：不平等的“语言接
　　触”
　　十九世纪末以迄于今，中国知识界连续发起了关于语言文字的多次大讨论，从清末维新派的汉语注音方案、裘廷梁倡议“崇白话而废文言”到民国初年关于读音统一和注音字母的争论，从《民报》主编章太炎和《新世纪》主编吴稚晖关于是否“废除汉文采用万国新语”的争论到“五四”文学革命，从白话《圣经》的出版、《尝试集》和《狂人日记》的发表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激进的批评家激烈攻击“五四”白话文，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文言复兴运动”到“大众语”和“新文字”的提倡以及“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竞争，从四十年代初“民族形式”的讨论到延安整风运动中关于文风的特别强调直至所谓“毛语”、“毛文体”的诞生与流行，从“赵树理方向”的确立到五十年代“新诗格律”的再一次争论，从中、小学语文课程的反复争夺战（改“国文课”为“国语课”、是否“读经”以及白话文范文的选择）到文学翻译的“顺与不顺”、“意译”、“直译”、“硬译”和学术上专门术语的翻译问题、新名词引进问题、欧化语法问题以及文学创作中作家个人的文体追求，这些从来不曾中断的围绕语言问题的激烈争论，并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来自语言也归于语言的困惑与反思，几乎动员了大多数关心现代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
　　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有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如章太炎、章士钊、孙中山、吴稚晖、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胡乔木等，也有奠定中国现代哲学基础的哲学家如蔡元培、张东荪、冯友兰、石谦等；有文学家和文学翻译家如鲁迅、周作人、废名、俞平伯、刘半农、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许地山、冯至、陈梦家、何其芳、沈从文、巴金、穆旦、路翎、汪曾祺、王蒙、韩少功、李锐、贾平凹、莫言、孙甘露、阎连科等，也有批评家成仿吾、胡风、梁实秋、朱光潜、叶公超、李长之等；有文史学家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吴宓、梅光迪、钱穆、傅斯年、郭绍虞、陈子展、钱钟书等，也有科学家任鸿隽、胡先骕以及从胡愈之、陶行知到王懋祖等各个层次的教育家。他们往往兼跨多个领域，文化身份相当复杂。这份名单自然还可以开列得更加详细一些。不过仅仅以上所举已足以说明语言问题在现代中国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以至于被它所吸引的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文化领域，而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全体。
　　语言文字问题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知识界一个绝大的争点，起因乃是中西方的“语言接触”。
　　明清两代，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华宣教，开始了中西方真正的“语言接触”。先是天主教徒为了传教，一方面向中国介绍西方科技，另一方面则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以便更好地和中国士人沟通，因为“中国语文的研究，虽然不是当时的主题，偶有著作都不过为了他们同伴学习中国语文的方便，但就为了他们所作是为他们同伴的方便，常用罗马字母来注汉字的读音，就此引起了汉字可用字母注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1〕。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当推意大利人利玛窦和法国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利玛窦于1605年出版《西字奇迹》，今已难睹全豹。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作于1625年，成于1626年，自称沿袭利玛窦所创体制，即用利玛窦二十五字母“互相结合，上加五个字调记号，来拼切一切汉字的读音。于是汉字读音就显得极其简单，极其有条理，不但把向来被人认为繁杂的反切，开了一条所谓‘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并且立刻引起了中国好些音韵学家对于这种简易的拼音文字向往的热忱”〔2〕。方密之（以智）《通雅》成于1639年，书中再三称引《西儒耳目资》，如说“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当合悉昙等子与大西《耳目资》通之”，“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甚至提出“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此即汉字拼音化主张的萌芽）。传教士的方法震动了中国音韵学家，直接启示他们在西方拼音文字帮助下寻求对汉字记音系统更完善的描写〔3〕。稍后刘献庭（继庄）的《新韵谱》即在这种刺激下撰成，钱玄同说刘氏已清楚认识到“必须用了音标，方能分析音素，方能表注任何地方之音”，罗常培《刘继庄的音韵学》一文则认为该书重点就是“着眼于统一国语与调查方言”。钱玄同甚至认为，《新韵谱》成书之年（1692）实可作为“国语运动”的纪元〔4〕。
　　经过两百多年的沉寂，至十九世纪后半期，基督教徒继天主教士之后来华宣教，他们和汉语言文字变革有关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大量翻译《圣经》。除文言文和“浅文理”译本之外，还有用罗马字拼音翻译各地土白的《圣经》，影响极大，不仅《圣经》本身得以流行，许多目不识丁的普通民众也因此学会了用罗马字来应付日常生活〔5〕，这就有力地推动了清末一批民众教育家基于改良思想而发动的声势浩大的注音或拼音文字运动。闻风而动的先是福建人、早期制造切韵字母的文字改革家卢憨章，他于1892年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夏腔）》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卢氏认为“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与汉字有同等地位，这样既可以通过它学习汉字，将来也可代替汉字。
　　由于清政府和改良派的支持，发明汉语拼音方案的人士层出不穷。这些作俑者都生活在厦门、上海、香港、天津、杭州等通商口岸（卢憨章为福建同安人，住厦门；蔡锡勇为福建龙歙人，沈学为上海人，力捷三为福建永泰人，王炳耀为广东东莞人，居香港；吴稚晖为无锡人，王照为直隶宁河人，居天津；劳乃宣为浙江桐乡人，居杭州），他们要么是清廷出使外洋的大臣、干员，要么是和传教士日夕往来而深通西文的学者，要么是派往西洋的留学生，对西洋语言文字的了解倍于从前，这就有可能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在整体上考察汉语的得失，比如在借鉴西方拼音文字探索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就普遍认为汉字不好——要求注音系统的帮助，本身就是不好的证明。1898年8月，卢憨章的同乡林络存以“字学繁重，请用切音以便学问”为由呈请都察院代奏切音字。林氏认为采用切音字以后，汉字可“留为典要，能者从之，不必以此责令举国之人从事讲求，以疲其财力”。《传音快字》（1896）的作者蔡锡勇，《盛世元音》的作者沈学，都对汉语言文字提出了严厉批评。
　　站在最新获得的西方语言立场反思中国语言文字，还不限于语言学专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1895年成书，其中就专门谈到语言文字问题。他认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故篆繁而隶简，楷正繁而行草简，人事趋于巧变，此天理之自然也”，但后来汉语汉字的进化恰恰违反了“由繁趋简”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