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为何上帝非得要种这一棵分别善恶树呢？为何明知人会堕落还种下呢？当人堕落时他为何不干预呢？人的堕落岂不说明了他创造的失败？很简单，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是道德基础，没有会堕落的可能也就无所谓真正的信仰；如果上帝不要人堕落，人就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能力，人就成了机器人。当人违规堕落并不是说上帝的创造会失败，正如不能说乱开车发生车祸就是汽车生产厂家的失败一样。
我不是为《圣经》来辩护，而是从逻辑上来说，这是最简洁、清楚的。
4。关于《旧约》上帝的“嗜血杀人”。
《旧约》的《申命记》
二十章十节到十五节有这样的话：
“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事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惟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
其实这是《圣经》明文写下的战争命令，并不就比别的民族更为“嗜血杀人”吧。我们千万不要以今天的观念套在公元前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上。《荷马史诗》记载的战争，攻破城之后也是这样屠城的，为何就不去指责呢？而且那个时候的战争本来就是在他们各个神的名义下进行的。对于我们这无神论传统的人士们为何就会把这些杀人事件一股脑推给上帝呢？你看秦灭六国死了多少人？哪为何不去指责秦国的神祇呢？
何况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如果笼统而论，中国人杀中国人，为何不去好好算一算呢？当时，以色列人进攻迦南的时候，并非是单纯地抢夺财物和奴隶，而是为了神赐予的土地而战；而且当时的迦南人极为堕落，宗教祭祀时淫乱污秽，常常杀婴孩献祭。如果任其蔓延，不知道会影响多少人（参看考古资料书籍《圣经：一部历史》，【德】克勒尔著；《时间的检验》，【英】罗尔著）。这些全不考虑，就忙着统计数字无乃不太急乎？其实，当你承认有神，你也就承认了人的生命不见得就完全以今生来衡量了；当一承认有神，也就意味着他对人的生命有主权。起码，在逻辑上是这样的。
说句玩笑话，如果上帝真是这样嗜血和疯狂的话，再杀个把陈鼓应君和万方君也不在话下吧，二君现在还逍遥自在并著书写文，就说明那个操生杀大权的上帝还不是那么残暴。一个孩子能够公开说爸爸不是好爸爸，就说明家里是比较开明、民主的是不是？
5。中世纪宗教异端裁判所问题。
教会的确有错误，但这错误却是违反了《圣经》爱人如己、政教分离的原则所致。不能把人类权欲、野心所犯的罪孽全算在上帝的头上。
6。关于《圣经》有没有催生专制体制和专制罪恶问题。
其实，反过来可能更近于实情。因为《圣经》认为不能在地上建立道德理想国，觉得人性是堕落败坏的，所以对人性早就抱有深刻的怀疑，“绝对的专制导致绝对的腐败”嘛，所以必须要监督，要法治，不要指望什么有道明君和包大青天之类。所以，《圣经》十诫的第一、二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20：3－20：6）。也就是说，《圣经》绝对禁止拜偶像，禁止把人也当成偶像，因为人不过是人，不是神。不能把人当成救星当成神。
所以，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来考察，到底是西方基督教传统的专制制度更为残酷和暴戾呢，还是把皇帝（人）当成天子（神）把人分成十等的东方人本传统的专制制度更为残酷和暴戾？我觉得考察这个问题意义非常重大。
最后，我想到一个笑话：一个人见到另一个人，赶忙上前拍着人家的肩膀打招呼说：“嘿，老王，你这家伙，变化怎么这么大？你看你怎么变得又高又胖了？”对方说：“您搞错了吧，我不姓王。”没想到这个人继续说：“你看你看，我说你变化大吧，连姓都改了！”
牢狱是思想的天堂
？ 许伯卿
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写道：“缺少氧气，灵魂也会枯萎。”是的，牢狱确实会使人蜕变，像西利维奥·佩利科，坐牢八年以后，就由一个狂热的烧炭党人变成了一个温驯的天主教徒。但对于那些信仰坚定、意志坚强、人格坚毅的人们，牢狱却只会使他们求索更坚贞、思想更自由。布鲁诺与狱中演讲、卢森堡与《狱中书简》、葛兰西与《狱中札记》、伏契克与《绞刑架下的报告》、曼德拉与《斗争是我的生命》、文天祥与《正气歌》、李贽与《系中八绝》、方志敏与《可爱的中国》……还有李敖和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都是或将是人类思想进程中的一座座丰碑。
俄国谚语云：“自由毁坏人，不自由教育人。”世间有许多相反相成的冤家对头，牢狱和思想可算其一。铁窗和镣铐锁得住自由的身，却锁不住自由的心，被压抑的思想和情感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喷薄而出，奋飞到压迫势力的罗网之外。卢切涅茨基在《监狱通报》中说：“黑暗使人变得对光亮更加敏感；不自由的不作为状态在他身上激发起对生活、走动、工作的渴望；寂静迫使他深入反省自身的‘我’、周围的环境、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并且促使他想一想未来。”俄罗斯伟大作家索尔仁尼琴以自己十一年的牢狱生涯换来一个体验：“监禁是思考的好时机，最微不足道的事由会推动你做长时间的和郑重的思考。”他在皇皇巨著《古拉格群岛》卷首写道：“我在那里度过的十一年光阴，我不认为是一种耻辱，不认为是一场恶梦，而且我几乎爱上了那个丑恶的世界。”托尔斯泰也曾梦想被投入监狱，好去体验狱中人的思想感情。与托尔斯泰相比，索尔仁尼琴觉得自己太幸运了，所以，当他回顾自己的囚徒生涯时，忍不住对“培育过自己的灵魂”的牢狱高呼：
“祝福你，监狱！”
让我们也来感受一下禁锢思想者的牢狱是一个怎样的所在。“八号房不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不过不以人为本位，小房间内也不乏‘生物’，白蚁也、蟑螂也、壁虎也、蜘蛛也、蜈蚣也……都来往自如。至于狗彘不若的人，就自叹弗及。八号房的来去，主要靠墙与地交接点上的一个小洞，长方形，约30×15厘米大……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通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然而，李敖却不无自豪地对我们说：
“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思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走在垂头丧气的囚犯行列中，在冲锋枪手的吆喝声下，我会感觉到新的诗句和形象涌上脑海，仿佛在行列的上空飞翔；我盼望着：快点，快点到达施工地点吧，我好找个角落把这几句诗记下来。每逢这种时刻，我感到既自由，又幸福。”索尔仁尼琴的话，就是千千万万被捆缚双翅的思想者的写照。
李敖曾专门撰文，讨论坐牢有五大好处：一是没有时间了，所以不会再有迟到；二是没有空间了，开始真正懂得什么叫墙；三是没有敌人了，因为你已被关起来，不再有人跟踪你；四是没有朋友了，因为胆大的朋友已经同你一起坐牢，胆小的心中庆幸你总算进去了；五是没有女人了，因为女人是你坐牢时离开你最迅速的动物。如此五根斩绝，除了思想，还能干什么？难怪E。金兹布尔格要说：“监狱使人高尚。”
看来，牢房虽是思想者的地狱，却确实是思想的天堂。
缺钙的字
缺 钙 的 字？ 简飙乎心而论，梁实秋、林语堂、陈西莹诸公的文字还真不错，特别是写得那样从容，那样有情趣，也确实是一种境界。不去联系他们写作那些文字的时代背景，就文论文，当是佳品无疑。但是，读多了就又觉得，他们与鲁迅、郭沫若、茅盾不是一途，实在缺少一点什么，就像一位长得清秀温文的公子缺钙一样。由是，我就格外注意到林语堂对公安竟陵派散文的见解。他在《大荒集》的一篇文章中谈到：“此派（按：指公安竟陵派）文人的作品，虽然几乎篇篇读得，甚近西文之小品，但是总括起来，不能说有很伟大的成就。……真正豪华自然，天马行空，如金圣叹之水浒传序，可谓绝无仅有。大概以古文做序、跋、游记、题词、素描，只能如此而已。”时下公安竟陵派散文，也颇受推崇，在有的学人眼里，似乎是“高山仰止”了。倒是林语堂于此显得有识见，认为篇篇读得却不很伟大，可谓中肯之论。
要说梁、林、陈诸公，还大抵都是承继公安竟陵派的文风的，他们也多半是在序、跋、游记、素描、随笔之中，表现一点性灵。就是这“性灵”，现在也被人叫卖得比黄金、钻石还珍贵，而且据说是十分的玄奥，只有悟性很高的人才能有所会心。其实，又是林语堂一语中的：“性灵就是自我。”至此，我们算是有些明白了。公安竟陵派也罢，梁、林、陈诸公也罢，大至都是着眼于生活小事，在生活小事中发现情趣，也寄寓自己的情趣，并把这些娓娓道来，让我们在忙忙碌碌中变得粗糙、浮躁的心，得到一种濡润。当然这对读者是有益的。不过，它充其量是一种教我们享受生活的文字。生活着的人们往往并不能享受生活的乐趣，品赏生活的韵味，有了这么一种文字来诱导你，启示你，不也是很不错吗？但是，并不是任何时候的生活都可以怡然自得，有时候要推翻一种生活去创造另一种生活，有时候要改变一种生活或完善一种生活，而这都是要付出汗水、鲜血甚至生命的，怎能总是那样笑眯眯的，那样超脱、潇洒？因此，把这类文字说得一无是处，甚至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视为毒素，现在看来是很偏颇的。但倘若走向另一极端，把它吹上了天，认定惟表现自我性灵是尊，非要把表现时代精神的作家作品，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的文字，贬损得一文不名，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皇帝与宰相
？ 熊召政近些年，帝王小说兴盛，甚至到了泛滥的地步。分析这一现象的产生，不能不看到这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与一般民众都对皇权充满崇拜的结果。我们在批判极权统治的时候，往往会把这责任一古脑儿地推到统治阶级本身，殊不知正是崇拜皇权的民族心理，构成了极权统治存在的土壤。
我曾对人讲过，要想弄清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皇权统治或曰国务活动家的基本特征，应该着重关注两个系列的人物，一是从秦始皇到光绪的皇帝系列，二是从李斯到翁同稣的宰相（或相当于宰相）系列。若将这两个系列的人物作大致的分析比较，不难看出，优秀的宰相远多于优秀的皇帝。细究个中原因，乃是因为皇帝是世袭制，而宰相则多半是凭着真才实学一步步攀上权力高峰的。因此，除了改朝换代留下赫赫文治武功的开国皇帝以及为数不多的明君，更多的帝王都如过眼云烟。虽然他们生前都拥有绝对的权力，但死后，他们的声名，却是比春花凋谢得更快。更有趣的是，一个暴君或一个庸君的身边，往往都会有一个聪明的善于协调平衡各方面关系的宰相。尽管这样的宰相多半都会“以身殉职”，但正是由于他们的斡旋与努力，国家才不致于动荡，世袭的皇权才得以延续。诸葛亮在他著名的《前出师表》中表述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应视作中国宰相们政治生涯的生动写照。
恕我不敬，中国的皇帝除了屈指可数的英明君主外，更多的是荒唐与平庸的人物。宰相则不然，他们中产生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政治家，商鞅、萧何、诸葛亮、魏征、赵普、王安石、刘伯温等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人物，莫不都是宰相出身（即便没有宰相的头衔，也都干着宰相的事业）。当然，宰相中也出过李林甫、秦桧、贾似道、严嵩之类的奸佞，透过他们，我们亦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淫邪与残暴，是怎样在精心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