宓子贱“鸣琴”治单父
孔子有位弟子叫宓子贱，他担任单父县（今山东单县）的地方长官时，并未像他的前任那样成天忙得焦头烂额，而是常常身不出公堂，潇洒自如地抚琴弹曲，结果把县里的事治理得顺顺当当，受到老百姓的拥戴：“这县官会弹琴，不多事，是个好官。”
这事见于《吕氏春秋·察贤》，汉代韩婴《韩诗外传》及刘向《说苑》亦有所载，文字也大略相同。
“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乍看似乎有点夸张，甚至有“不务正业”之嫌。其实古人的记述，是为了强调其“无为而治”的一面，故极而言之。平心而论，这位县令当然不可能只是成天在县衙里弹琴。在“鸣琴”的“幕后”，当有许多被隐去的为政之举，诸如知人善任、简政放权、公文从略、冗务从简等等。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其间贯穿了一个原则，那就是：政清事简，事半功倍。不然的话，宓公何以能潇洒弄弦以自娱欤？由是观之，“鸣琴而治”，既是一种为官的豁达风度，又是一种高明的领导艺术，更是一种“以简驭繁”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这正是宓子贱的不同凡俗之处。
如果我们往更深一层去想，宓子贱不愧是孔子的好学生。孔子倡导的“仁治”、“施仁政”、“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等治世之道，宓子贱是深得其真传而身体力行之的。封建社会吏治腐败，地方官员大都非“昏”即“贪”，要么朝令夕改、无事生非，要么酷刑峻法、坑民害民。而宓子贱这样的县令，显然是与“苛政猛于虎”反其道而行之的一位好官，不仅以“鸣琴而治”树立了“仁政”的风范，而且将孔子所倡言的“礼乐”之风付诸实践，在其治下的辖区之内营造了“以礼治邦，以乐化民”的宽松的时尚与氛围。不过，这与封建社会“污吏遍于国中”的“大气候”总是不合拍的，因而，“鸣琴而治”明显地带着儒家“匡时济世”的理想化色彩。后世的文人骚客，索性将县令的府邸衙门冠以“琴堂”之美称，也不啻含有良好的希冀的成分在内。而每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碰撞时，文人们又常以“单父鸣琴”为题抒发感慨，以致此类诗作屡见不鲜。最典型的要数唐代诗人杜甫。当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愤而抒写著名的《三吏》、《三别》之时，也不忘对“鸣琴”雅士歌而咏之：“宓子弹琴邑宰日，终军弃英妙时”（《题终明府水楼》）；“尘满莱芜甑，堂横单父琴”（《赠斐南部》）。其间显然寄托了诗人的无限倾慕之情。
宓子贱的悠悠琴声，不绝如缕，在封建社会黑暗的历史长廊里呼唤着“清明”之治……
相如“琴挑”与文君夜奔
汉代的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8年），成都人氏，乃著名文学家，西汉辞赋的奠基人。时行“千金难买相如赋”之说，《史记》、《汉书》均有其传。司马相如年轻时虽穷得家徒四壁，却以才气和文名饮誉桑梓。临邛（今四川邛崃）县令与之交好，邀请他赴宴，而东道主则是当地首富卓王孙。王孙有女名文君，年方十七而新寡。“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东晋·葛洪《西京杂记》）相如心仪已久，且知道文君通音律、擅琴瑟，便想暗中寄情于琴音之中，以此挑逗文君的寂寞芳心。于是，他在席间弹奏了一曲表露爱慕之情的《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有艳淑女在闺房，何缘交颈为鸳鸯？……”
对于司马相如的文才人品，卓文君亦早有所慕，其时她正躲在窗帷后窥视，美妙的琴音和意味深长的歌吟沟通了她的心曲，她更为司马相如的风流倜傥所倾倒。“凰兮凰兮从我栖，托得终身永为配……”相如的“琴歌”
（应读作“情歌”）如此炽热大胆，多情而又爱才的文君岂能不为所动？她直听得耳热心跳，一时竟不能自己。于是，在文君侍者的帮助之下，这一对一见钟情的才子佳人，毅然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寡妇守节”等封建礼教的束缚，星夜相约而私奔成都，演出了一幕“比翼双飞凤凰栖”的爱情喜剧。
“私订终身”既讫，“鸾凤和鸣”已然，这段浪漫故事的“续篇”，便是现实地面对卓王孙的盛怒和司马相如的穷窘。先是为解燃眉而“文君当垆，相如涤器”；接着是时来运转而相如“御前作赋，名动京华”；尔后是“衣锦还乡，王孙认婿”；终了则是“夫荣妻贵，死而哀荣”……此为后话也，世人皆知而无须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卓文君被后世誉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妇女解放第一人”；而其婚恋之事则被作为“反叛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的典范，传颂至今。溯其事之始末，于“千金难买相如赋”之外，又平添“千秋难忘相如琴”之雅趣；尤以“琴挑”一节，最为动人，思之令人莞尔。而《凤求凰》一曲，不仅存之乐典，且广为移植衍化而风靡梨园，久演不衰。未料相如文君儿女相悦之“情事”，与坊间乐场抚笙弄簧之“琴事”，竟如此和弦合拍，两相辉映，遂以众口相传而成佳话——此不亦发人深思而堪称千古风流者乎？
嵇中散琴绝《广陵散》
公元262年，一个阴气森森的冬日上午，在魏国都城洛阳，由相国司马昭下令，“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以“乱政”之罪被押往东市刑场问斩。嵇康时年四十，“身高七尺八寸，丰神俊逸”，以“工诗文、精乐理”、学识渊博而名于世。因曾官拜“中散大夫”（一种参政议政而无实权的官职），故时人称他“嵇中散”。据史家评述，这位才气横溢的文学家、音乐家，实乃“无罪无辜”而死于“谗口嚣嚣”，故尔“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就在临刑前夕，便有三千太学生上书请愿，恳求释放他而“请以为师”。可惜司马氏未予准赦。
嵇中散不愧为当朝名士，不仅在“竹林七贤”中以“尚奇任侠，落拓不羁，饮酒清谈，弹琴狂歌”而名闻遐迩，而且时至此刻，虽临“大辟”之刑而依然“神气不变”，面无惧色。到了刑场，他盘腿而坐，仰见日影尚东，离“午时三刻”还有一些时分，竟出人意料地向行刑官“索琴而弹之”。于是，一支哀婉凄绝的旷世奇曲《广陵散》，时而低沉缓慢，时而高亢激越，竟然使刑场内外一时鸦雀无声。数千人肃然而听，惋然而叹，为其悲壮凄切的琴韵所震撼，所感动。
嵇中散何以能如此孚众？斯时，位高权重的“大将军”司马昭新近为相，紧锣密鼓地急欲篡曹魏政权而代之，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也。嵇康乃曹魏宗室之婿，本来就为司马氏所忌恨；加之他又傲慢轻狂，不肯与“大将军”为伍，故必受排挤打击。司马昭的宠臣钟会来访，他竟自埋头打铁（嵇康有此“嗜好”），不仅不予理睬，而且在钟会悻悻离去时加以羞辱：“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恃其权势，亦恼怒而答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结怨。更有甚者，嵇的好友山涛（巨源）被司马昭擢升新职，欲举荐嵇代任其原职，嵇不仅不以“知遇”为谢，还写了那一篇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对山涛冷嘲热讽，以“不堪流俗”等轻蔑之辞，亮出了决不与司马氏政权合作的鲜明立场。文中语多讥刺，犹以“每非汤武而薄周礼”等句，直刺司马氏以“礼教”为掩饰篡位夺权之勃勃野心。钟会乘机谗谤，激怒司马，把嵇康比作春秋时以“乱政”罪名被诛杀的鲁国大夫少正卯，以致下狱问斩——于是有今日刑场“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事……
此时嵇中散一曲既终，怆然而对行刑者道：“此曲乃得之异人，故秘而未传……《广陵散》于今绝矣！”一声巨响，琴弦乃断，嵇中散亦引颈就戮。一代才子，冤死于暴政，为世人留下《嵇康集》十卷，也留下了《琴赋》、《声无哀乐论》等音乐著作，留下了“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这千古名句。《广陵散》遂作为“技艺绝传”或“才人绝世”之典故，流传至今……
《琴谕》和《良桐为琴》的启示
明朝学者宋濂《杂著》中有一则《琴谕》，大意是：有身居大山者齐氏，未见过琴为何物。有位行家告诉他琴的形状，而他只记住了“前宽后狭，上圆下方”、“丝弦铿然有声”等表面形象，就在某大城市“识”得一“琴”，并拜师苦学三年，自以为已得其技艺之妙。后来那位行家与他偶遇，闻其“琴”声“嘈杂淫哇”（似哭叫），于是向齐氏指出他所学非琴而为“筑”。然齐氏对“筑”声早已习以为然，中“毒”甚深，反而指责那位行家是“琴、筑莫辨”，仍坚持自己“以筑为琴”的错误。
山民之谬，固因囿于表象而又固执己见所至，不足为怪，而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所要讽谕的是，人们在人际交往中的“以筑为琴”，即常常把言行不一、欺世伪善的小人错当成了品德高尚、操行美好的君子，而且天天爱惜拥戴却不知厌倦，这不比山民之“不辨琴、筑”更为可悲、更加危险么？——由“辨琴”之喻而引发的“识人”之鉴，其间的含义，是颇为发人深思的。
在明朝另一位学者刘基的《郁离子》中，有一篇《良桐为琴》更为有趣。文中工之侨得优质桐树凿而为琴，“弦而鼓之”，声如金钟玉磬。他视为天下第一良琴，便献给朝廷乐官，乐官竟说：“此琴非古物，毫无价值。”遂退还。工之侨便请来工匠，在琴上雕琢花纹，篆刻古字，并配以古色古香之琴匣，埋于土中。隔年后挖出售之于市，一位贵人竟视为古董，以百金重价购之献于朝廷。乐官们争相传看，赞不绝口：“此乃稀世珍宝也！”——同一张木琴，其“命运”和“价值”却前后如此不同；同一批乐官，其“眼光”和“见解”则相距何啻霄壤！
实非琴之贵贱，而乃“古”令智昏也。有如说工之侨先是以“真货”试乐官之“慧眼”，不如说他后来是出于无奈而略施小技，以“假古董”“戏弄”了这批昏官们的不学无术与信口雌黄。如果文章到此结束，亦不失为一篇好的寓言。然而作者刘基却另有深意在焉。此时他笔锋一转，借工之侨之口叹曰：“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世事）莫不然也！而不早图之，其与亡矣。”这就并非说琴，而是在“刺世”，谈的是社会与政治的悲剧了。这些不学无术的昏官腐僚们，掌握着国家盛衰、人才黜陟的大权，以其不辨良莠而又信口雌黄，必然导致人才埋没、国势衰微；假如不革除此弊，国之必亡乃成定势。一句“悲哉，世也！”的警世之叹，使“识琴”之喻升华为“国是”之议，无疑深化了文章的主题。
琴者，器也；识者，鉴也。以不识器而器人（选择人才），岂非大谬乎？又，器识者，度量、见识之谓也，以识器之喻，而长人器识之见，乃见此文讽谕之妙也。
“琵琶诗”与《琵琶行》
琵琶乃琴中之佼佼者。在古代，宫廷、军旅、家庭中均为常见，故古人每以“琵琶”入诗，抒写其某些生活侧面和特定情感之心声。
“边塞诗”可举唐朝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撩乱边愁弹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此琵琶早已非柔曼歌舞之彼琵琶，“新声”已是“边声”；而边声已不堪闻，何况“月照长城”？更添凄婉悲壮。此将戍边将士之“边愁”描写得淋漓尽致。“军旅诗”有唐人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不言鼓角声催，而言琵琶声催，更见其悲壮。“此于（沙场）百死之中，故纵片时之乐，语尤沉痛”（俞陛云《诗境浅说》）。“幽怨诗”则有宋人王安石写昭君出塞之名句：“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好个“含情欲说”，实乃无处可说；好个“心自知”，实乃衷曲难吐。无奈只好寄情琵琶，而昭君之幽怨集于琴声也。在“爱情诗”中，比喻新奇而又泼辣大胆者，当推唐人裴诚“愿作琵琶槽那畔，得他长抱在胸前”，“槽那畔”指琵琶上弦槽紧贴弹奏者胸膛那一面，想象可谓奇诡，将爱之弥笃而“愿投怀抱”之炽热情怀抒写无余。在以上四类诗中，“琵琶”都是不可或缺的意象，极其重要的“道具”，为诗的“画面”增添了或悲壮或亮丽的色彩。
在同类“琴诗”中，以其艺术成就和影响论，当首推唐朝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白居易，字乐天（公元772年～846年），曾官至左拾遗。四十三岁时因仗义上书遭谗谤，贬为江州司马。《琵琶行》即贬九江任上所作，或可作为“文章憎命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