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 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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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 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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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 号,1920 年1 月1
日。

有一天,瞿秋白去看一位朋友。他在朋友的书案上翻阅吴梅村词,那
位朋友指着一首闺情词《浣溪沙》中的“惯猜闲事为聪明”句,说:“这一
首就只这一句好。”一个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富家女子,终日揣摸猜度闲
事,别人却把这看作是聪明,这是多么可悲!瞿秋白问道:“好可是好,你
看了不害怕么?不难受么?”问得那位朋友不知怎样回答,因为他不明白这
是可悲的事。瞿秋白告诉他说:“这首词,这样的诗词、文章、戏剧,就是
女子牢狱里的写照。文学家不为已经从牢狱中逃出来的妇女写照,却只是写
这些狱中女子的情形,为什么?”他愤慨地问道:“文学家既然有这样细腻
的文心,为什么不想一想,天下有许多‘惯猜闲事为聪明’的女子,就有许
多手足胼胝还吃不饱肚子的人。”他沉痛地说:“你瞧!这样一张手铐脚镣钉
着的女犯的相片!怎么不害怕,怎么不难受?可怜不可怜!”瞿秋白指出,
诗、词、小说、戏剧,具有支配社会心理的力量。文学家们赞扬什么,反对
什么,对于社会,对于读者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现在文学家应当大大注
意这一点”,“这是现在文学家的责任呵!”①买卖婚姻对青年男女是严重的
束缚和残酷的压迫。瞿秋白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摧残人性的旧式婚姻,是由旧
制度、旧道德、旧习惯造成的。“家庭制度的根本,就是婚姻。中国旧式的
买卖婚姻,现在还是盛行,所改换的不过一点形式。社会习惯的压力,非常
之大,然而既谓之压力,必定是不自然的,于是一遇着罅隙,就要横决。这
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许多不正当婚姻。”②应该用新式的婚姻代替旧式的婚姻,
新式婚姻必须以男女双方间的精神上的和谐即相爱相知为基础。瞿秋白十分
赞赏托尔斯泰曾经引述的马志尼的如下的话:“男子和女子——琴上的两个
音符,没有这两个音符,人类的心灵,好象琴上的弦,永不会正确,也不会
和谐。男女真正的、坚定的结合——只在于精神上的关系。[只有]性别上
的关系而没有精神上的关系——那是夫妇双方痛苦的起因。”③。。 

①《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的问题》。《新社会》第7 号,1920 年
1 月1 日。
②《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新社会》第2 号,1919 年11 月11 日。
③《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 年2 月12 日)。苏州《妇女评论》第2
卷第2 期,1920 年10 月1 日。
在阶级社会里,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人欲横流,道德败坏,到处是
卑污、无耻、堕落和罪恶。对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是不能无动于衷的。瞿秋
白在探索社会人生的道德问题上,这时找到了似乎使自己满意的答案。这是
他以往对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问题的探索的继续。但是,他不再是孤立
地追求心灵的了悟,而力求将这些问题作为社会总体的一部分来加以剖析。
他认为,社会之“所谓功德,所谓罪恶,都是以时以地而不同的;时代不同,
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地域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①但是,功德罪
恶应有其“共同永久的固定标准”,这“就是‘爱’——伟大的绝对的爱”


②。
基于这种“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瞿秋白尖锐地指出了社会现实的
罪恶:“个人的行为,有害于社会,而不爱社会的,象军人,政客,英雄,
圣贤,匪人的行为,能扩大而渐变成一种社会共同习惯的,固然是罪恶。社
会的影响(社会的组织,社会的制度)有害于个人,而不爱个人的,象某种
社会制度,能造成国际间阴谋的政客,专横的武士,强暴的资本家,贪污的
官吏,淫荡的嫖客和妓女,怠惰的游民,虚伪的人,欺诈的人,因而发生国
际间的侵略,民族间的嫉妒,阶级间的恐怖,友谊间的猜忌,以及一切精神
上肉体上的痛苦,种种恶劣的影响,也未始不是罪恶。”③瞿秋白的道德标
准,究竟是什么性质呢?质而言之,它具有唯心和唯物的两重性。瞿秋白所
说的“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具有超历史的、超阶级的、永恒的色彩,因
而可以说它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的。但是,道德确有客观标准,马
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历史上人们的行为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
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这是唯物主义的道德观。在这里,瞿
秋白论证的重点不是抽象的“爱”。当他根据这个标准将“圣贤”和“匪人”
并列为社会的蠹虫时,就揭穿了传统的“圣贤之道”的虚伪,特别是他将旧
世界的种种罪恶——武人的专横、官吏的贪污、资本家的横暴——作为整体
的现象加以考察,并把他们的罪恶行为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制度时,就由
批判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观念延伸为对整个旧世界的宣战了。这就使他的道
德观具有了某些辩证唯物主义的因素。当然,瞿秋白的这种二元因素的道德
观是可变的:后退,可以堕入唯心主义的泥淖;前进,则将迈入马克思主义
的行列。

①②③《社会与罪恶》。《新社会》第13 号,1920 年3 月1 日。

《人道》月刊

时势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以及自觉地顺应时势发展的潮流,追随时
代进步的步伐的政治态度,是瞿秋白思想发展的决定因素。中国的思想潮流,
到了1920 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真正广泛地传播起来,马克思
学说的研究团体开始出现。1920 年3 月,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瞿秋白加入其中,开始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

8 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
初步洗礼之后的瞿秋白,在对于社会改造的认识上,有了新的进展。这年年
初,李大钊在《星期评论》新年号上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
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试验与破产。

瞿秋白读后,立即写了《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指出美
国许多罢工的发生,说明了“阶级间调和不下的现象”。他把马克思派称之
为“历史派”,说在美国国内被大肆搜捕的布尔什维克党,“都是历史派的运
动”。马克思派的活动是大有前途的,“胜败虽然一时分不出来;这种趋势是
很明了的——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
终竟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不是一美国小部分的改革。”①新村运动的
兴起,是信奉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社会改革者不满社会的黑暗,幻想逃避现
实,企图在不触动反动统治的条件下,去另创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实验
区。这种空想的社会改良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而它的失败
是不可避免的。瞿秋白把它称之为“新式理想的‘桃园’”,指出“他们失败
的原因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缺点,正为着‘非社会主义’所[以]会衰


落失败”②。①②《新社会》第9 号,1920 年1 月21 日。

1920 年4 月以后,《新社会》第十七、十八、十九号,连续出版了三期
《劳动专号》,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罢工斗争,研究了中国的劳动问题,
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家的雇佣劳动制度,等等。瞿秋白在这三期上,
发表了《谁的利器》、《付过工钱之后》(法国都德作,译文)、《劳动的福音》、
《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文
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的学说;改变
资本为公有才能创立社会的新基础①。他指出要创造新社会,必须实行“激
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②。他赞扬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倍
倍尔“是实际的改革者”③,表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崇敬。

瞿秋白曾经深受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影响,这时,他已经认识到托尔
斯泰思想的谬误。他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大概是消极的、破坏的、批
评的性质居多,而积极的、建设的、讨论的性质较少”④。托尔斯泰“想以
模范的宣教改革社会”,这是“托尔斯泰的谬误”⑤。人类的贫困和罪恶,
不再是以“绝对的爱”作为“永久的固定的标准”,而是“因为资产阶级的
掠夺”造成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激烈的革命,进行根本的改造,才能消灭
资产阶级的垄断精神财富。无疑,这是对他自己曾经服膺的所谓文化、教育
救国论唯心思想的否定和批判。

①伯伯尔:《社会之社会化》。《改造》第3 卷第4 期,1920 年2 月。
②③《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新社会》第18 号,1920 年4 月21
日。
④⑤《托尔斯泰的妇女观》(1920 年2 月12 日)。《妇女评论》第2 卷
第2 期,1920 年10 月1 日。
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有一个过渡;现在,瞿秋白
刚刚开始了这个过渡。
五四以后,社团繁兴,刊物蜂起,《新社会》是其中有较大影响的进步
刊物之一,远在四川、广西、广东、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边陲地区,都有
它的读者。正因为这样,《新社会》是不能见容于旧势力的,1920 年5 月1
日,它出到第十九期时,终于被查禁停刊了。瞿秋白后来记述当时的情形说:
“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
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
‘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
警察厅封闭了。这也是一种奇异现象,社会思想的变态:一方面走得极前,
一方面落得极后”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 卷,第2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
版。
《新社会》被封闭,于是有《人道》继起创刊②。时间是1920 年8 月
5 日,距《新社会》被封只有三个月零五天。《人道》仍旧以“北京社会实
进会”的名义发行,负责编辑工作的还是《新社会》的编辑班底。这时社会
实进会的职员经过改选,瞿世英当选为职员部的会长。董事部则新增入一批
名流任董事,其中有蔡元培、金邦正、陈长蘅、马名海等人。职员部下属的
编辑部部长是郑振铎,副部长是许地山,《人道》的编辑负责人当然也是郑
振铎。《人道》创刊号上登有启事说:“本刊是由《新社会》旬刊改组的,凡
以前订阅《新社会》没有满期的人,都继续以本刊补足。”可见,《人道》在


事实上是《新社会》的延续。②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说:
“《新社会》旬刊被禁止出版后,讨论要出版一个‘月刊’时,我就主张定
名为《人道》月刊。秋白当时表示不赞成这个名称。他的见解是正确的,鲜
明的。”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也说:“《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
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了,我的辩论也
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

创刊号上主要的文章是:本社同人的《宣言》、郑振铎的《人道主义》、
陈其田的《零碎社会事业与新文化运动》等篇。这些文章的主要思想倾向是
宣扬超阶级的、实际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人道》的《宣言》说:人道是与畜道对立的。畜道就是“弱肉强食”。
人道就是仁与义,“仁是爱人的,义是克己的;一切的道理都可以包括在这
两个字里头。”“人道就是仁义的实践”。《宣言》的作者看到了社会的黑暗现
象,诸如:“政治的权威常常压迫我们”,“富者用金钱的魔力左右社会”,贫
富悬殊,智愚不一,风习落后,等等。说“在现在的世界里头,一切事业底
进行还有因循富道的倾向。所谓‘人道’!

‘人道’!直如空谷底应声,这里呼一声那里应一下,呼完应完之后,仍
然找不到人道的所在。”人道渺渺,畜道盛行,何以把二者颠倒过来,把这
个混浊的世界,变成一个清平的世界呢?《人道》同人的宣言是:“我们愿
敝同人的笔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够将世间一切的苦乐描写出来,教人人有
所归向。又愿我们的月刊有不可思议的变化,能够将一册变为十册,百册,
千册,万册,乃至无量数册,教这世间虽是一罅一孔之微,也能受人道的光
所充满。更愿读者诸君对于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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