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 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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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 秋白--从书生到领袖- 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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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对广东政府和国民党内的派别、工农运动等,作了较为详细的具体的
调查和分析。指出:“社会反蒋空气颇盛,蒋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围,纵容贪
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均不好。”在谈到北伐战
争时,他说:蒋介石知道“到湖北后离其本乡太远,且情形甚复杂,自己力
量不够,所以他决取江西福建,以巩固自己势力”。指出,蒋介石所取得的
地位、权力,已经构成了对于革命的极端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
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情形非常危险。”②这是多么及时的预见,后来事态
的发展和结局,不证明了这预见的正确吗!①《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
《我们的生活》第4 号。据作者修订稿影印件。

②《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 年9 月15 日)。
如何解决农民问题?
1926 年夏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里,对于农民、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民
与无产阶级的联盟问题,也发生了明显的分歧。7 月间,陈独秀主持和指导
下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四届三中全会,没有继续贯彻2 月北京特别会议关
于放手发动工农运动,“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的精神,反而在农民运动
和农民武装问题上,接受了陈独秀的错误主张。陈独秀在会议上的报告和会
议通过的一些决议,虽然也谈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但是其基本精神是错误
的。会议认为;农民“在思想上尚不脱离封建宗法社会的束缚,而在生活的
要求上,不得不是革命的”①。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

②。会议指出,不能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并规定了限制农民运动的
办法。在《农民运动议决案》中规定: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有阶级色彩”,
“不必提出‘农民阶级’的字样”,“此时只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

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这一口号”,“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
地主的口号”。还提出了所谓“农村联合战线”的策略,认为在农村联合战
线内,当地主与贫农发生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居调停地位”。

会议反对和阻止农民掌握武装。认为农民“有了武装之后,很容易超
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保存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民团,只是提出“以
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③。而对农民武装,则规定“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
“不可有常备的组织”④;甚至提出要更改农民自卫军的名称,以讨好反革
命派。

①陈独秀:《中央政治报告》,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②《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③④《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坚持正确的主张,对于农民问题,作出了明
确的回答。瞿秋白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前述《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
中,他就指出:农民的赞成革命战争,不单是“用嘴来说”,而且是“用手
来做”的。他们迫切的要求是:(一)乡村政权归农民。(二)武装自卫。(三)
极大的减租减税。他们为这些要求而赞助参加北伐。1926 年8 月,瞿秋白
在广州停留期间,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人士,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进行了
深入的调查研究,深感“对于农民运动,我们不能站在调停地位,而当站在
领导地位,并做整个武装工作,才能与民团斗争。”①此时,广东省农民协
会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全体执行委员及所属办事处代表、各地农民运
动特派员参加会议。

瞿秋白、毛泽东、彭湃以及中共广东区委代表出席了会议。瞿秋白在
会议上讲了话。这可能就是后来经过整理,发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国
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文。①《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926 年9 月15 日)。

这是一篇关于农民土地革命问题的重要文献。

瞿秋白在这篇演讲中指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的
农民的痛苦最深,他们要缴纳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五的田租,最少的也要缴
纳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以苛捐杂税,每个农民最低限度的损失要百分之六十
五,剩下来的只够他们吃饭,甚至饭也吃不饱,其他更是无从说起。中国的
农民的数目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亦为中国的主要生产事业,农民实
为中国经济生命的主体。中国工业的发展,社会的进化和革命的事业,无一
不需要农民。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应该是解除农民的痛苦,缴卸帝国主义
的武装,压制买办与地主。必定要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了农民的一切苦痛才
能说是国民革命成功。

瞿秋白在演讲中,考察了中国历史上农民的造反。他把这些农民的造
反,说成是“革命”。他指出:中国的革命史应该是从陈胜、吴广那时候写
起,随后便是由赤眉黄巾至流寇,最近的是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从
来一般人认他们是匪徒,这是与现在说农会便是土匪同样。中国革命史,是
农民革命史。农民的反抗斗争都没有成功,其原因:(1)没有良好的组织;

(2)没有民权主义的实力,于是握取政权者成为皇帝;(3)迷信,如白莲
教、义和团、太平天国都有宗教的力量为他们的维系,这是因为农民很少团
结力。每次运动往往成为暴动,如其没有宗教将是散漫不可收拾,从过去的
义和团到现在北方的红枪会都是如此;(4)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阶级做他们的
领袖,如现在的无产阶级。

瞿秋白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革命不能取胜,而无产阶级
如果不与农民阶级结成工农联盟,也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他痛切地指
出:五卅运动的一大狂澜,因为缺乏农民参加(虽有红枪会等起来,但是太
少,太迟了),致五卅运动没有结果。

农民运动到现在已日益高涨了,很急切地要一个保护农民的政纲及农
工势力的结合。忠实于革命的党人要即刻拿出决心来制裁地主、买办、土豪、
劣绅。不要忽视了,这是目前重大的问题,是国民革命的重大问题。总之,
中国国民革命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用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工人阶
级的领导来斗争,才能得到胜利。一个革命党,如其怕农民组织的强大,怕
农民暴动而畏缩,不敢提出为农民利益的政纲,不实行为农民利益的政纲,
必定因此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且要受农民的攻击和反对。

农民问题如何解决呢?瞿秋白从已经发展了的革命形势出发,在演讲
中指出:第一,用政治力量切实解除农民在经济上的束缚,明定“耕地农有”
的口号;第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农民有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
的利益;第三,农民参加革命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政权也要有农
民代表参加;第四,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剥
夺其政权。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城市反帝运动、
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不断发展。在北伐军所占领的省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
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党对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几经变化,但是在1926
年底以前在实际工作中却一直是领导农民进行减租斗争。广东、湖南等地减
租斗争普遍掀起高潮。湖南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926 年11 月,已增加到一
百三十六万。1926 年11 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举
行联席会议,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草案》,准备提交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审查,提交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讨论。
草案提出了没收大地主、军阀及土豪劣绅土地归于农民的建议。11 月22 日
到12 月16 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斯大
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问题决议案》。
斯大林在报告中批评了在国民党人中、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有些人害怕
把农民卷入革命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的思想,认为共产党人要加入新政权机
关,帮助农民满足要求,“至于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
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但“最后还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
使土地国有。”①斯大林还指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中
国共产党人要特别注意军队工作,研究军事,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
职务。全会指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
的问题,要中国共产党人竭尽全力地争取最终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
12 月,在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的意见,尚未传到中国以前,中共中央政
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鲍罗廷在汉口举行了特别会议。

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所通过的决议,都提出反
对“左稚病”。陈独秀报告中把“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
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应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

②等列为党内“左稚病”的六种表现,提出必须“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反
对“左稚病”。③会议根本不提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而主张把政权、革命
运动的领导权交给汪精卫等所谓左派,主张把军权交给蒋介石和唐生智,企

图利用蒋、唐、汪之间的矛盾,保持三者之间的均势,来防止蒋介石一个人
的军事独裁,实际上是完全放弃党对武装的领导权,加强蒋介石的独裁地位。

会议极力贬低农民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和严重性,反对党“包办”农民
运动。陈独秀说,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
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
党左派标准”,就是“想象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
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做不必要”。④他认为只要赞
成减租减息的就是国民党左派。他强调要限制农民运动,以维持革命统一战
线。于是会议决议规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
农有”,以使蒋介石由右向左转;同时扶助汪精卫以制约蒋介石。

①《斯大林全集》第8 卷,第331、334 页。
②③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 年12 月23 日)。
④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 年12 月13 日)。
1927 年1 月底,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决议,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
带到中国加以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作出《对于
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正确地指出:“在今日以前,我
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
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
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
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
做一点便违了革命铁律”。认为如果按照这种方针从事国民革命,“只是参加
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则我们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
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
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上领导这个革
命,他们或者要领导我们,并且还要领导我们断送国民革命。”①并表示今
后“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照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②但是,
党的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彻底改变自
己的错误。2 月,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首先提出必须“彻底解
决土地问题”,“非此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毛泽东在湖南考察
农民运动后,于2 月12 日由长沙返抵武昌,在2 月16 日给中央的报告中,
也明确提出应立即解决土地问题。在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影响
下,国民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如邓演达、孙科等,也都公开主张解决农民土
地问题。3 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专门讨论了土地问题,发表了《对
农民宣言》,通过了《农民问题案》,都表示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总之,土
地问题的解决,已成为国民革命中势在必行的大事,不能回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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