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奇进行了一次长谈。据郑伯奇回忆说：记得在旧名爱文义路北面一条横街
口的一个弄堂里，有一所清静的院落，在那里我会见了瞿秋白。他是比现在
的画像稍显苍老的一个颀长的中年人。
他穿着中国式的长衣。房子里只有我们三人。他态度很宁静和蔼，细
心地导引着我谈话。
他把我的话用他独特的拉丁化的文字记在他的笔记本上。他也对我发
表了较长的谈话。
在那样白色恐怖最厉害的环境之下，我们还谈了一个多钟头。因为当
时我那样混乱的思想情况，对于瞿秋白给我的殷勤指示自然领会很少，但也
有了一些认识。我认识到方法有错误而文字太艰深。我感觉到应该学习活的
语言和大众爱好的民间形式。后来我曾提倡口头文学主张研究民间文艺就是
从这样感觉出发的。①
瞿秋白认为，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关键是革命的文艺要向着大众；革命
的作家必须“要到群众中间去学习。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去学习。”“不要只想
群众来捧角，来请普洛文学导师指导，而要。。受受群众的教训。”②他指
出，向群众学习的方法是深入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去观察，了解，
体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
天地。要知道：单是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会象无产阶级一样的
去感觉。”③尽管瞿秋白这里所说的“到群众中去”，还不是指直接到群众的
广泛的生活和斗争实践中去，而是指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即到那些
说书的、唱小调的、卖胡琴的、摆书摊的地方，但他要求革命作家要有无产
阶级的感情和感受方式的见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①参见郑伯奇：《回忆瞿秋白烈士》。《忆秋白》第320 页。
②《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872— 87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出版。
③同上书，第873 页。
瞿秋白十分重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认为这是最迫切的先决问题。中
国有广大的识字不多的工农群众，必须建立能够为他们所需要的“现代普通
话”、“真正的白话”。
其标准是“读出来而听得懂”①。语音，大致同于北京官话；用词，
尽可能使用白话原有字眼；句法，不排斥欧化成分而要合于中国语言规律。
瞿秋白认为，这种现代普通话，在大城市里已开始产生，它将足以表情达意，
演说故事，撰写文章。①《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646 页。人民
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瞿秋白鉴于沙俄时代，俄国各民族人民反对俄语同化政策，坚决反对
在中国用“国语”统一中国各民族的语言。他指出，“国语”的名称本来是
不通的，指定统治民族的语言为“国语”，是压迫弱小民族，这种含义的“国
语”，应当排斥不用。他坚持只用普通话，不用“国语”一词。
在大众化问题讨论中，瞿秋白和茅盾在把语言大众化问题放在什么地
位的问题，有些分歧。1932 年7 月，茅盾以止敬笔名发表《问题中的大众
文化》一文，认为“技术是主，作为表现媒介的文字本身是末”，①只有学
习旧小说适合大众习惯的描写方法，才能创作出好的大众文艺。他认为大众
文艺的主要条件是努力学习运用《水浒》等古典小说的艺术方法和描写方法，
如动作多，抽象叙述少，处处以人物行动来刻划人物性格，不用联想、暗示
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大众的读者感动；而读得出、听得懂，只是起码条
件，仅做到这一点不能算是大众文艺。瞿秋白读过茅盾的文章，于9 月间发
表《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②一文，不同意茅盾的“主要条件”论。他申明
他并不是不注重写作技巧，但当前首要的任务还是要使大众读得出、听得懂。
首先要有大众文艺，然后再要求好的大众文艺；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语言文字。
过分强调写作技巧，会使初学写作者不敢动手，结果势必取消大众文艺的广
大运动。茅盾后来说：“对于秋白的这篇文章，我没有继续争论下去，因为
我发现我与秋白是从不同的前提来争论的，即我们对文艺大众化的概念理解
不同。文艺大众化主要是指作家们要努力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
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见乐闻的文艺作品（这里包括通俗文艺读物，
也包括名著）呢？还是主要是指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我以为应该是前
者，而秋白似乎侧重于后者。
由此又引出了对文艺作品艺术性的分歧看法。我认为没有艺术性的‘文
艺作品’不是文艺作品，即使最通俗的文艺作品也然。而秋白则似乎认为大
众文艺可以与艺术性分割开来，先解决‘文字本身’问题。”③茅盾侧重于
作家创作的角度，注意大众化作品的艺术性；瞿秋白则希望在大众中产生作
家。这些讨论，有助于对问题认识的深化。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瞿秋白的
意见有点急于事功。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工农大众文艺家的出现，谈何容
易！对此，鲁迅早有精辟的见解。1930 年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
指出：‘现今的急务”，是“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
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④目前限于客观
条件，还只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要彻底实现大众化，“必
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⑤。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的力量，
文艺大众化不可能实现。
①《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月报》第1 卷第2 号，1932 年7 月。
②《文学月报》第1 卷第3 期，1932 年9 月。
③《文艺大众的讨论及其他——回忆录十五》。《新文学史料》1982 年
第2 期。
④⑤《大众文艺》第2 卷，第3 期。
瞿秋白不仅在理论上探索大众化文艺问题，而且亲自进行了大众化作
品的写作尝试。
他所住的紫霞路谢寓，离老城隍庙不远。有时，他化装到那里去，观
听民间说唱。同时自己动手利用旧的民间文艺形式，写了不少有新内容的通
俗歌谣和故事，即所谓用旧瓶装新酒。其中以“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
发生前后，写的最多。如《东洋人出兵》、《上海打仗景致》、《可恶的日本》、
《英雄巧计献上海》、《江北人拆姘头》、《十月革命调》、《苏维埃歌》、《五更
调》、《工人要求新唱春》、《国民会议新唱春》、《五月调》、《苏维埃新山
歌》、《工人格福气》等。这些作品完全采用群众的口语，揉入方言俗语，十
分通俗易懂。但是有些作品单纯从政治宣传着眼，仓促成篇，往往流于粗糙
概念，缺乏强烈的艺术的魅力，既为知识分子层所忽略，也不为广大群众所
欣赏。
为了尽快形成和使用“现代普通话”，瞿秋白积极倡导“文字革命”即
汉字改革。
这是欧美文学发展史上所不曾遇到的问题，因而中国的汉字改革，对
于文化大众化的实现，具有创新的性质。瞿秋白在《学阀万岁！》一文中指
出：汉字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话文”——现代中国文（就是完全用白话的
中国文字）就一天不能够彻底的建立起来。因而，他主张从根本上废除方块
汉字，代之以拉丁化（罗马化）的拼音文字。他最早最切合实际地考虑了创
制拉丁化的新中国文的问题。他提出方案，与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共同
讨论，并且得到了郭质生等的帮助，在1929 年2 月拟出了中国拉丁化字母
的草案。《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先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
社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同年十月，瞿秋白又把方案修改写定，名为《中国拉
丁化字母》，1930 年春，首先在莫斯科《中国问题》杂志第2 期上发表（署
名是瞿维托）。然后又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单
行本用汉字、瞿式拉丁化新文字和俄文排印。除正文外还有新文字和汉字的
对照读物，和两个附表。一个是《新拉丁字母的一览表》，用他所提的新文
字的声母、韵母跟国语罗马字、威妥玛式和俄文字母的汉语拼音的声母、韵
母拼法对照比较。另一个是《汉字拼音表》，其中包含有若干汉字的特别拼
写法。这个拉丁字母的新中国文字的拼音方案出版后，不仅得到当时在苏联
的中国学者和关心这个问题的共产党员的赞同；而且引起苏联的研究中国问
题和东方学的学术团体的关注。后来由“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
通过并在国内推广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正是在瞿秋白方案的基础上形成
的。总之，瞿秋白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了对语言文字应用的现实情况，周密
地考虑了用拉丁字母拼写普通话使它真正能作为文字来实用的一切方面，也
初步研究了汉字的拼音对应形式（例如声母zh－z，ch－c，sh－s 互相对应
那种便于南方人学习普通话的设计，通过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传进汉语拼音
方案），编出了《新中国文拼音表》、《汉字拼音表》。同时探索和研究了同音
词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了他的区分同音词的意见。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他
在1931 年底，写成了《新中国文草案》一书。这个方案超过了以前的各种
同类方案①，它“是在提倡大众语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所以一提出来就得各方面的赞同。”②为了写好这部书，瞿秋白邀约可靠的
熟人协助他研究拉丁化新文字。他请南方人、北方人用方言读一些字音给他
听，他一一记录下来，然后给汉字定音。在工作休息时，他常对参加工作的
朋友说起他对于方块汉字切身的感受。他说：“讲起方块字，我自己倒是有
过一番苦乐的呢。
从小时候开蒙读书起，每天大字、小字、楷书、行书，花费好多功夫
去练习。成年以后竟成了习惯，一动笔墨，总怕写得难看，笔锋都要讲究美。
这美，是多少功夫换来的啊！
此外，还要背韵目，着手治印，做一个中国的文人，真是谈何容易！
我搞了三十年，还只是个半吊子文人。废了方块字，这些麻烦都可以一扫而
空。方块字害死人，新的文化人应该坚决主张废弃不用。将来老百姓当中，
只用新文字；方块字留给学院里的学者去研究吧”。③为了检验拉丁化拼音
文字的实际效用，瞿秋白常常用它记录、写信。夏衍说：“他有了空，往往
来我家里聊天；我不在，他就留个条子，总是用拉丁化拼音字写的。”④有
一次，协助他研究拼音文字的彭玲，收到了一封瞿秋白的来信，打开一看竟
全部是用拉丁化新文字写的。下次见面时，瞿秋白问她为什么不写回信，并
笑着对她说：“你错过了一个练习拼写的好机会啦！”③。在中国文字改革事
业中，瞿秋白是伟大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字改革的努力和
成就，“使中国文字改革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开辟
了中国新文字发展的道路”⑤。
①吴玉章、黎锦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字拼音的总结》。《文字
改革文集》（吴玉章），第139 页。又见郑林曦、周有光论文未刊稿。
②茅盾：《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他》。
③彭玲：《难忘的星期三》。《新文学史料》1982 年第4 期。
④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5 页。
⑤吴玉章：《纪念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49 年6 月18 日。
十四从上海到瑞金
《斗争》事件
在文学园地耕耘之余，瞿秋白应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及其他刊物的邀稿，
不时为这些刊物写些政治和时事评论的文章；偶而，也受中央个别负责人的
委托，为中央起草文件。
不过，这“偶而”的机会，实在太少，目前所知仅有一次。事情是：1931
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秘书处的文件处阅处文件时，提出了如何区别
不同情况，保存和整理文件的意见。他关照说：要阿秋①提出几条整理文件
的规定出来。瞿秋白欣然从命，代中央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对于中央
机关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都
有明确的规定。他要求对所有文件“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中央及
地方及各团体的机关报，需全份保管者，应妥善置于“只有至多两人知道的
地方，同时当然要是不甚费钱的地方”，并“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
编一本分类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