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始获苏。”《清圣祖实录》，卷216，14页。
四十四年（1705年）四月，圣祖南巡至杭州。他在浙省，“见民间生聚殷繁，菜畦、麦陇远近弥望……”《清圣祖实录》，卷220，3页。在南巡途中，他同大臣们谈到，今口外（指长城外）马厂已繁殖马达10万匹、牛有6万头、羊至20余万只。在此之前，圣祖北巡塞外，所见“牲畜弥满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也。”《清圣祖实录》，卷220，13~14页。牲畜是蒙古人的惟一财富。牲畜繁衍之盛，足见蒙古人生活安定，财富逐年增长。
同年八月，圣祖北巡内蒙地区。察哈尔蒙古奏道：“累世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恩，马与牛羊皆得繁息，男女老少惧享安乐于盛世。”巴尔虎蒙古奏道：“我等系绝域微末之人，蒙皇上收恤养育，又无差徭，今各得其所矣。”厄鲁特蒙古则奏说：“我等原系负罪不赦之人，蒙皇上如天好生，特为免死……编入旗伍，安插牧地，赐以牲口，五六年间，牲口繁息，生计丰饶。”《清圣祖实录》，卷222，7页。
……
全国各地，从边疆到内地，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到处都呈现出兴旺的景象，社会安定，生活好转，人心也基本安定下来。圣祖以治河为中心，兴修水利，除害兴利，达到了治国的目的，已大见成效。社会经济继续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盛世”即将到来！
第四部分富国裕民新政（1）
中国历代治国都把“家给人足”作为最高目标。那些有作为的明君为此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所谓“家给人足”，简单地说，家家有地种，生活充足，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没有流浪的，也没有讨饭的，每家都安居乐业。这不仅是历代统治者的政治理想，也是家家户户梦寐以求的愿望。在一个小农的社会里，这些就构成了全社会的共同追求。自秦以来，到清以前，历两千年的奋斗，可以说，没有一个朝代能完全实现“家给人足”。根本问题是，在存在阶级剥削与压迫的社会里，总有少数人富足，而大多数人总是要受穷的。所以，“家给人足”不过是个乌托邦似的空想。
历代统治者永远也不明白这个道理，清朝统治者同样不懂，但仍在追求“家给人足”的治国理想。圣祖就很清楚地设计了他为政的蓝图：“政事务求当理，官职务在得人”，其最终目的是，“期于家给人足，百姓乐业而已”。《清圣祖实录》，卷99，11页。
自清入关以来，迄至康熙初年，“家给人足”对清朝来说，还是个遥远的目标，就清初现状来看，这一目标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这并非夸张。顺治之世，一边进行统一战争，一边在所辖地区恢复生产。在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全国所受战争破坏，尤其是自明万历中期以后，屡经天灾人祸的侵袭，社会受到的创伤真是太重了，人民遭受的苦难又是何等之深！所以，入清后，要全面恢复谈何容易！
圣祖即位的十余年中，已开始转向经济，岂料八年的三藩之乱，不仅中断了经济的恢复，严重的是，国家和广大百姓又遭到一次战乱的劫难。战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景象，令人触目伤心。圣祖在他的诏书中，在他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为我们描绘了社会残破、百姓困苦的窘况。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他对朝廷大小官员们说：在吴三桂叛乱的数年中，水旱灾频降，各种灾害累累发生，军队疲于征调，百姓困于转运，为此而受困的人，尚未恢复元气。因战争而不能保障军队供给，只得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加征各项银两。战争结束后，他们应得的俸禄还没有恢复到原先的标准。《清圣祖实录》，卷99，10页。这还不困难吗？
又过了几天，圣祖为平叛全胜，颁诏天下，内中描绘出乱中及乱后社会凋敝的惨状：“自变乱以来，军民荼苦，如在水火；披坚执锐，卒岁靡宁；行赍居送，千里相望；被兵之地，既罹于锋刃，供亿之众，复困于征输。”《清圣祖实录》，卷99，16页。
种种困苦，不一而足。这是在顺治年间刚有点复苏的迹象，经三藩之乱，如前已叙及天灾有黄河屡决，旱灾不断，可以想见，经济破坏的程度和百姓灾难的深重。
清朝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首先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这一点，已为世祖特别是圣祖所认识。圣祖不仅要使百姓“家给人足”，而随着形势日趋好转，他的雄心更要使他的臣民们都富裕起来！他曾对户部官员表达了他为政的目标：“从来致治之道，裕民为先。”《清圣祖实录》，卷210，10页。他“惟以海内富庶为心”。《清圣祖实录》，卷211，23页。
农业历来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所谓“国之大计在农”《清圣祖实录》，卷6，12页。，反映了统治者对农业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圣祖一再强调农业极端重要。他说：“农事实为国之本，俭用乃居家之道。是以朕听政时，必以二者为先务。凡亲民之官能仰体朕意，在在竭力，何虑不家给人足乎！”《清圣祖实录》，卷116，6页。有一次，他亲自“策试”全国贡士，提出：“小民之依，惟农桑是重。”《清圣祖实录》，卷120，10页。类似的话，圣祖还说了许多，就不一一征引。圣祖的认识，就是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也不过时，很值得借鉴。
毋庸置疑，农业之本，则在土地。清初承大乱之后，招徕流亡或散失的农民归农，开垦土地，是恢复经济的首要任务。从清军入关后，顺治朝屡次颁布招徕流民、奖励垦荒的条例。因战争尚在进行中，百姓流离，难返家园，所定垦荒条例也难以实施。圣祖继其后，一方面，继续推行顺治时期的垦荒政策；一方面，又做了些调整，补充了一些新规，使垦荒得到了发展。
圣祖即位时，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政权刚被灭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暂告结束，于是，朝廷严令各省全面推行垦荒政策，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农业生产。康熙元年（1662年），四辅臣以圣祖的名义，发布一道指令，要求从第二年开始，各省荒地在五年内全部开垦，到规定期限，进行清查，如省内荒地尚多，自总督、巡抚以下官员分别给予处分。《康熙会典》，卷20，《户部开垦》。朝廷采取严厉的行政手段，目的是督促各省大小官员把垦荒列为当务之急，期于五年内必见成效。同时，针对各省不同的情况，相机施以不尽相同的政策。如，云、贵是受战乱之灾的重灾区，允许该省垦荒不立年限，开垦的荒地“酌量起科”《清圣祖实录》，卷15，4~5页。。起科年限，一般都以三年为期，但个别地区还可放宽，如河南南阳府和汝州等地，则定为五年后起科《清圣祖实录》，卷6，16页。。
各地开垦荒地多少，随时上报朝廷，记录在案。如，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偏沅巡抚周召南报告：湖南省宝庆（邵阳）、永州（零陵）、辰州（沅陵）、郴州（郴县）、靖州（靖县）等五府州属开垦田地634顷；岳州（岳阳）、长沙、衡州（衡阳）、辰州（沅陵）、常德、靖州（靖县）等六府州属，续垦田地为518顷零36亩。湖广巡抚刘兆麒报告：安荆等十府州属续垦田1807顷零45亩《清圣祖实录》，卷12，1页。；
云南巡抚袁懋功奏报：康熙二年全省开垦田地1200余顷。《清圣祖实录》，卷12，9页。
第四部分富国裕民新政（2）
康熙四年，偏沅巡抚周召南再奏报：长沙、衡州等府于康熙三年共开垦荒田3133顷零66亩。《清圣祖实录》，卷14，4页。
同年三月，河南巡抚张自德奏报：康熙三年度全省所属州县开垦荒地共19 361顷。《清圣祖实录》，卷14，30页。四月，据云南巡抚袁懋功报：康熙三年度，全省开垦荒地2459顷。《清圣祖实录》，卷15，10页。七月，贵州巡抚罗绘锦报来垦田数：康熙三年度，全省各府卫垦田12 900余亩。《清圣祖实录》，卷16，2页。
八月，湖南偏沅巡抚周召南又奏报康熙三年度全省垦田数，共计为7219顷。《清圣祖实录》，卷16，10页。
以上，是从《实录》中辑出康熙三年至四年有关垦田的记录。两年间，所报仅为湖南、云南、贵州、河南等少数省份，为贯彻朝廷的垦荒令而取得了实效。其中，又以湖南垦荒为最多，云贵次之。除云贵战乱最重，收复最晚，还有湖南也是战乱的一个重灾区，地广人稀，田地荒芜甚重。因此，这三个省区，还有残破严重的四川，都是朝廷实行垦荒的重点省区。两年间，从上引垦荒记录中，可以看出，河南、湖南垦荒成绩突出，因此，朝廷嘉奖河南“劝垦荒地功”，于康熙三年，加授河南总督刘清泰兵部尚书、加巡抚周自德工部尚书《清圣祖实录》，卷13，2页。。还对偏沅巡抚周召南实行嘉奖，于康熙四年九月，给他加工部右侍郎衔，以奖励他对垦荒所做出的特殊贡献。《清圣祖实录》，卷16，19页。因“督垦荒田功”，而受奖的还有云南总督赵廷臣、巡抚袁懋功于此前，即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分别加授太子少保、工部尚书衔。《清圣祖实录》，卷6，20页。
朝廷一面鼓励并严督各级地方官员招民垦田，一面又将当地驻军投入垦田。康熙六年（1667年）八月，命令河南、山东、山西、江南、浙江等省的现驻投诚官兵（指南明及农民军向清军投诚人员）开垦荒地，从明年（即康熙七年）开始，每名士兵给地50亩，预支本年俸饷，作为购买耕牛和种子的费用，下一年停发。耕种三年后，“照例起科”缴税粮。《清圣祖实录》，卷23，24页。
同年九月，湖广道御史肖震建议实行“屯田之制”，其办法是，“驻一郡之兵，即耕其郡之地；驻一县之兵，即耕其县之地；驻一乡之兵，即耕一乡之地。”他是针对贵州、四川两省“地多人少”而提出这个建议的。驻军行屯田之制，“则国家养兵之费既省，而两省荒田亦可渐辟矣。”圣祖以为可行，当即批准。《清圣祖实录》，卷24，3页。
十二月，四川总督苗澄等人请求，从重庆、夔州等镇、成都城守军营及督抚提标兵中抽调7000人，开垦成都地区土地，预计每年可得米42 000石，可节省兵部拨银56 000两。圣祖批示，予以实行。《清圣祖实录》，卷24，30页。
我们从清朝官方记载中，看到清初的垦荒尚不普遍，就是说，还没有在全国开展起来。顺治时，可以归因于战争尚未结束，那么，到圣祖即位至亲政前后，其垦荒仍局限在受灾最重的少数省区，尽管朝廷颁行各种奖励办法，也包括处罚条例，其结果，还是收效不大。原因何在？
康熙七年四月，云南道御史徐旭龄对此做了深刻分析。他首先指出：“国家生财之道，垦荒为要。乃行之二十余年（包括顺治朝18年）而无效者，其患有三”：一是“科差太急，而富民以有田为累”。意思说，国家对垦荒的田索取税赋太急，富民以田多而受苦累，不如少田为好，故不愿意多垦荒。二是“招徕无资，贫民以受田为苦”。意思说，国家召集流失农民归农，却无资金资助他们垦荒，所以贫民多得田却负担不起，无力耕种，自然也无积极性垦荒。三是“考成太宽，而有司不以垦田为职。”意思说，对官员的考核过于宽大，他们就不以垦田作为当务之急。这三条原因，就是以往垦荒的“通病”。他认为，要解决这三大通病，必须放宽“起科”的年限。以前一律规定开垦的荒地三年起科，是不妥的。因为土地有好坏的区别，就不能按统一的年限起科，应该是“新荒者三年起科，积荒者五年起科，极荒者永不起科”，这样，就会提高垦荒的热情，“佃垦者众矣”。他又指出，以前“听民自佃”也不对，因为“民有贫富不等”之别，一定对“流移者给以官庄，匮乏者贷以官牛，陂塘沟洫，修以官帑”，使民财力充裕，“而力垦者多矣”。对于官员，必须限以几年招复户口，几年修举水利，几年垦完荒地，有功的就提升，无垦荒功的就罢免。只有实行奖惩，才能起到督劝垦田的作用。《清圣祖实录》，卷25，27~28页。
接着，又有四川巡抚张德地发来奏报：鉴于四川在屡经战乱之后，“民无遗类，地尽抛荒”，有土无人，除了“招民”之策，别无“裕国之方”。据此，他请求制定一项奖励政策，规定各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30家的，给予记录一次，有招至50~60家的，记录两次，如招至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