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开展，也标志着壮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团结斗争；而韦拔群同志则是右江地区出色的群众领袖，他领导着群众坚持英勇的武装斗争，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我们在党委会上还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四大队不能指挥地方政府，必须有个公开的行政名义，才能取得税收，为起义筹措经费。大家想到旧政府原设有右江督办和左江督办，便决定使用这个名称，并在右江宣布我为右江督办，在左江宣布俞作豫同志为左江督办。宣布后，我立即通知右江备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全部税款上缴。这一带比较富庶，特别是烟税更加可观，我们一次便收得了几万银元。
可惜的是那时毫无经验，对政权的重大作用认识不足，对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体会亦浅。因而，当我们取得政权之后，只知道收税解决财政问题，却不会利用它来做更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例如那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发动农民群众向政府告状，揭发地主豪绅的罪恶及种种不法行为（如私设公堂、监狱、杀害人命等），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抄没其家财，收缴其武装，将他们一网打尽；也可用各种办法，如以编训名义，将各县土豪武装分别集中起来，然后缴下他们的枪械。我们没有这样做，这就使后来发动群众斗争依然遭到困难，并且影响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这 是当时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缺点。
正如上述，地主恶霸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反革命气焰还十分嚣张，因此，我们发动群众，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坚决地展开后，有的大豪绅竟跑到南宁去勾结反动的广西警备三大队，请求他们到右江来驻防，以对付我们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已先获得消息，早作了布置，决定让他们进到田东，立即坚决、干脆予以消灭。当该大队长熊镐派人前来联络时，我便佯作欢迎。结果，预定的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来敌除了一部分稍稍抵抗了一阵外，其余的几乎没有费我们一枪一弹，1000多敌人全部当了俘虏，缴了700多支枪。地主们这着棋被打垮后，气焰顿时收敛了不少。我们趁着有利形势，配合地方武装，展开活动，群众便大大地发动起来。
四
过了几天，我们派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的龚饮冰同志秘密回到百色，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要我们在左、右江地区创建根据地，创建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我当军长，邓小平同志为政治委员。左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八军。我们再派龚回上海，把撤退到右江地区后部队和地方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并且表示，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大概需要40天的准备，就可在百色宣布起义。
小平同志当即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在这次会上，决定加紧准备，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会议结束，把工作布置后，小平同志便带着一部分干部，到左江地区去布置工作了。后来，俞作豫同志领导的第五大队，在红七军成立之后，于1930年2月，也在龙州宣布成立了红八军，俞作豫同志任军长，何世昌同志为政治部主任。那时，俞作柏已逃去香港，李明瑞经过几番挫折，在我党的影响下，转到了革命营垒，随后加入了共产党，成 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红八军成立后，有力地策应了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但不久就遭到李宗仁的进攻。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终于因为部队基础较差，敌我力量悬殊，而遭致了严重的失败。红八军最后剩下的几百人，由袁振武等同志率领，转战到右江，与红七军汇合，并加入了红七军。
在小平同志去左江后，我们便根据党委决定，将部队编成3个纵队：原四大队编为第一纵队，李谦同志担任纵队司令，沈静斋同志任政委；将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黄治峰同志和阮殿煊同志所领导的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合编为第二纵队，胡斌同志任司令（后为冯达飞同志），袁任远同志任政委；第三纵队是由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编成，由韦拔群同志任司令，李朴同志任政委。一个纵队实力约相当于一个大团，后来改为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师。同时，扩大教导总队，从各纵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班排连长及优秀的战士来训练，以培养初级干部。韦国清等同志，就是当时从第三纵队抽调来教导总队学习的。这时，部队成分也较前大有变化，战士中，从旧军队来的只千余人，其余的都是右江的农民和工人、进步学生。军部各部的机构也建立起来了，参谋长是龚鹤村（到中央苏区后调任中原军区参谋长，后来叛变了），政治部主任陈豪人（1931年1月我军占领全州时，离开了队伍），供给部长是叶季壮同志（后任政治部主任）。
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就在1929年12月11日，在右江地区的百色起义，公布红七军的番号，同时在田东宣布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红军的干部和战士们，每人都领到一套新灰色军服，军帽上缀着引人注目的红五角星，个个精神抖擞。周时，上自军长，下至战士，都同样地领到了第一个月的薪饷——20块银元。
这一天，右江各县城乡，都热烈庆祝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的诞生。前委派我到田东去参加当地的庆祝大会。天气特别晴朗，田东万人空巷，都聚集到镇北的广场上来。红军战士们威武、 整齐地排列在主席台前；农民们敲锣打鼓，妇女和小孩穿红着绿，从百十里外赶来，广场上挨挨挤挤站了足足5万多人，红旗如海，欢声雷动。庆祝会开过后，就在广场上进行了各种文艺活动，演戏、唱民歌等等。这一带农村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饱受国民党和地主豪绅摧残而新翻了身的农民们，当着他们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成立的时候，怎不欢欣鼓舞呢。这一整天，人们都沉浸在狂欢中，右江苏维埃政府招待到会的5万人吃了饭，让大家尽欢而归。
下午，我们乘着一艘挂满镰刀铁锤红旗的汽船回百色时，沿岸农民都从沸腾着的村庄里涌到江边来，敲着锣鼓，举起红旗，朝船上欢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七军万岁！”，我们船上的同志也不断地向他们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河上河下，口号声汇成一7一股巨大的声浪。这时，晴空万里，阳光耀眼，红旗招展如画，许多同志在此情此景下，激动得流下泪来。大家都说：“我们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革命力量，巩固胜利！我们一定要把红旗插到全中国去！”
红七军能够这样迅速、顺利地建立与发展，首先是由于党的坚强的领导，和党员们团结一致、艰苦努力的工作。我们部队里的党员，虽然有些是外省来的，有些是广西地方上来的，还有大部分是在部队中新发展的，但是大家非常团结，革命热情很高，都能自觉地服从组织的决定。他们都是红七军的政治骨干，也就是红七军能够发展和巩固的有力保证。
其次，是教育群众、争取群众。从旧式军队转变为新型的革命军队，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必须提高广大战士的革命觉悟。、而反动军官正是压制民主、阻碍群众革命积极性的一种恶势力，是改造旧军队中的绊脚石。广大士兵群众对反动军官的虐待非常痛恨，我们如果不搬掉这块压在群众头上的石头，就不可能更好的联系群众，甚至会脱离群众；另一方面，也只有通过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我们才能最迅速地取得士兵群众的拥护。因此，发动群 众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就成了改造旧军队的最实际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正由于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抓紧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因而我们就教育了群众，从而争取了群众站到革命方面来。
第三是争取领导权。我们采取了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党的活动，取得了部队的领导权；另方面，发动群众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在群众积极要求惩办、撤换旧军官的愤激情绪下，我们接受群众要求，即分配党员干部担任各级领导。由上而下地采取命令方式，使撤换、调配干部的工作顺利进行；又由下而上地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这两者一结合，我们所掌握的领导权便不可动摇了，从而达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保证了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同时，部队也才能更加巩固。
政治上、经济上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也在制度上固定下来了，促使部队内部益发团结一致。这也是红七军建成和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除了上述部队的内部因素以外，革命武装的发展必须依靠地方党和广大群众。当时，广西还有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一支群众武装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因此，我们党选定在这块地区创建根据地是正确的。我们如果不到右江和当地的革命群众会合，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建成红七军和得到巩固、发展；同时，也由于有了革命武装的配合，右江群众的革命运动也才能进一步开展，并且迅捷地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权。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依靠政权，这是革命武装建设的最重要的条件。
关于红七军在湘赣边活动的一些情况
1930年立三路线统治时期，决定红七军打大城市，与朱毛红军会师武汉，我们公开的提法是：开始打柳州，然后打桂林，会合朱毛红军。具体的任务是：搞总暴动，打大城市（柳州、桂林）消灭两广军阀，建立两广政权，与全国红军会师武汉。中央派邓刚为中央代表，监督贯彻执行。当时红七军有一万多人，执行此任务有些困难，红七军党代表邓小平同志，曾对此产生怀疑，与中央代表有些争执，后来还是执行了中央的决定。为贯彻立三路线，组织了行动委员会，曾冒险攻打柳州。因部队训练差，完不成任务，连受严重损失，两门山炮也埋掉了，根据地丢掉了，以后就没继续攻打桂林。到了全县（此时中央代表邓刚回上海），行委接受了教训，但考虑到当时如果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需要两三个月，困难较大；乃决定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此时七军已由原一万多人减员为4000多人，只有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每团9个连。从全县经湖南道县到江华，沿途与敌挨户团进行战斗。在江华城受敌袭击，我们守城门，外有敌人进攻，城里有内应到处打枪，有一连未撤出来。部队受阻后，又返回全县（此时正值1931年元旦），改道向广东进发，在连县打了一仗，至乳县与湘粤军六、七团之众作战一天，部队损失很大，牺牲师长一人，伤师长一人，团长2人。此时部队只剩3000余人。当时部队相当疲劳，到乐昌西北的梅花地区（大革命即有党的基 础）找到地方党的组织，才听到立三路线是错误路线的传达。在梅花得到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休息了两天，决定继续东进到江西去。在乐昌以北过乐昌河（武水）时，由于船只少，部队过河慢，敌人从韶关、乐昌用汽车增运兵力，向七军进攻，此时邓小平同志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两个营过河后经湖南汝城、桂东到达赣南。被阻于河西之五十八团一个营和军直属队一部和伙食担子等，由我率领抵抗韶关方面来的敌人，未能过河，又返回梅花地区，整理部队，丢掉大行李，留下不能走的伤病员，把军直属队的警卫连、特务连（李天佑任连长）和五十八团的一个营编为两个营6个连。
休息了两天，在地方党的帮助下，从梅花转道向湖南进发，梅花地方党组织派人担任向导，经湘粤交界之坪石（属乐昌）乘由群众伪装之运粮商船，于夜间顺利地渡过武水，这是群众的力量，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是不行的。过武水后群众帮助带路，到达郴县东××山岭休息了四五天，湘军分数路进攻，部队转到了桂东、资兴。在资兴附近过的旧历年。敌又以3师兵力进攻，又转移到酃县王里塘，迂到当地游击队（朱总司令建立的，有几十个人）。这时汝城大恶霸匪首胡凤璋和他的儿子带1000多人追来，当即将其击溃，缴了百多条枪，休息一下过了水口，在酃县附近一个山上与王震同志率领的湘东独立第一师第三团会合了。这时大约是1931年2～3月间（旧日历年一月）。
会师后，七军与独一师两个部队共约2000人，后向茶陵进发。在严塘与陈光中的部队打了一仗，俘虏了一个团长。到达茶陵苏区，补充了一部分棉衣，受到苏区人民的热情招待，部队情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