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贤虽逝，精神犹在。张云逸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是值得我们和子孙后代永远学习的。我们要学习他坚韧不拔、奋进不息、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忠贞不渝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无私无畏、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崇高品质，学习他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我们一定要以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为指南，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振奋精神，解放思想，抓住时机，大胆探索，为加快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步伐，为实现我省经济超常规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完成张云逸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未竟之志，为把祖国宝岛建设得更加美好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在张云逸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程介一
我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云逸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时隔今日已有50多年了，1938年我由江西省委介绍到新四军政治部分配工作，安排我给张云逸参谋长当随从秘书。我是在学生运动中入党的，总想到前线去锻炼自己，事与愿违，思想上有点别扭。在工作中，张云逸同志看出了我这个思想问题，但他没有批评我，总是耐心教育我，说革命分工不同，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解放中国。
张云逸的工作很忙，我报到时，他已到江北去作廖磊的统战工作，调解与我新四军四支队的关系。廖磊是安徽省主席，又是广西部队的集团军总司令。因为我四支队驻在舒城一带，靠近大别山腹地，这是国民党所不欢迎的。而我军为了扩大进步力量，必须向东面扩大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威胁并控制津南段，为此部队必须动员起来，向东挺进。我们在国民党南京失守之后已失去一段时间，如再不积极推进，将使我开辟华中战场与建设根据地更加困难。当时的四支队某些领导人，由于3年游击战争，长期与中共失去联系，因而对当时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理解还不深，所以直到云逸同志北上时还未积极行动起来。四支队必须东进敌后，这是不言而喻的。四支队是我党我军在偌大的华中唯一的一支部队，所以，云逸同志这次去江北的任务是重大而艰巨的。为此，我由潭知耕同志带到四支队司令部驻地，一安顿下来，他就要我们去直属部队了解他们对东进方针的认识情况。我们去了教导大队、司令部及留守处，接触了许多老同志以及由延安来的一些知识份子干部，他们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对党的政策的拥护和上前线杀敌的勇气，都使我非常感动。如关大圣同志是鄂豫皖3年游击战的老战士，当时虽然受到不适当的处理，也依然毫无芥蒂，表现出了拥护党的方针极大的热情。我们把这些情况向云逸同志作了汇报。经过几天准备，张云逸同志召开了四支队直属队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传达六届六中扩大会议精神。中央特派员何伟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经过这些工作之后，云逸同志便启程去立煌和廖磊谈判，何伟同志也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到立湟去。
张云逸是海南人，大革命时期，在广西担任过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政府职务，又是百色起义领导人之一，所以他也是国民党广西军队的老前辈，廖磊当时还是他的下级。在立煌，他谢绝了廖磊请他住省政府的房子的盛情，（他曾要我去看房子，房子是在省政府驻在地，我向他汇报后，他说那不能去，那样对特务太方便了），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庄里。这期间，常有一些广西部队中下级军官来看望他，他便抓住这个机会宣传党的抗战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其中也有个别不怀好意的特务来纠缠，我记得有一个国民党上校叫张岳灵的就来过几次，和我们套近乎，没话找话说。张云逸同志了解他的底细，事先就同我们打过招呼，因此我们把什么东西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说话也很谨慎，最后使他一无所得。我们在这个偏僻山村里接待了廖磊的拜访。在这期，云逸同志也曾要我去联系过地方的同志，作联系工作。由于我军的方针并不要与广西军争夺大别山，矛盾是不大的，而当时国内反共磨擦尚未全面兴起，因此四支队问题也就初步解决了。于是我们就离开立煌回舒城。
在归途中，张云逸视察了四支队八团，会见了团长周骏鸣与政委林凯（林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老同志）。老八团的组成不属于鄂豫皖地区游击战争的部队，而是由周骏鸣同志从河南竹沟带出的骨干扩建而成的部队。因此知识青年参军的不少，如70年代任军委副总长的胡伟同志就是那时八团教导队指导员。这是一支很有生气的部队，后来事实也证明不仅是八团，七、九两团在以后反顽与抗战两面作战中都是很有名气的。之后又去合肥官亭，视察了程明远和桂俊亭在当地组织的游击大队。在部队酝酿东进，组建过程中，又准备以当时过江来的军部警卫营为基础再成立一个纵队，趁这个机会，我向张云逸同志提出下部队锻炼的要求。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位老同志作秘书，比我强得多，而我这个未经受战火锻炼的党员要求到部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云逸同志同意了我的要求，分配我和欧坚到正在组建的二纵队去工作。
我在云逸身边的工作时间不算长，但他对我的影响是终生难忘的。云逸同志来江北的大事是，动员江北部队深入敌后，扩大进步力量，发展部队，建立根据地，决不能与国民党在没有沦陷的地方与之纠缠。说服部队领导同志的工作是很费力的，那一段时间他总是奔走于司令部、参谋处（他们的司令部与参谋处不在一处，而是隔着一座山）和政治部这几处村庄。他去立煌以前连马也没有一匹（过长江不能带马），只是带个警卫员翻山越岭来回跑。那时他已是近50岁的人了。有一次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大早我去政治部找戴季英，刚坐下来，云逸同志急匆匆地来了，在他和戴主任谈话时，我忽然发现他只穿了一双用布条打成的草鞋，我感到很奇怪，他怎么也穿草鞋呢？即使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也完全可以穿一双较舒服的布鞋的。我们曾先后二次进驻舒城，不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张云逸同志都是常常走路去找那里的领导干部谈话，很少见到那些干部主动来找云逸同志，这个原因有的是不好来，而有的则是不愿来。我们跟随张云逸到舒城的几位同志也曾议论过这些事，觉得不太应该。在江北那段时间，为开拓江北局面，工作是非常艰苦的，而且是他一个人撑持局面。记得以后在一次行军中我又遇到了他，那时的政治环境已有了变化，与国民党的磨擦增加了，他的面容显得疲劳憔悴，人也又黑又瘦，直到江南过来许多人，且派来了邓子恢同志，江北的工作才轻松了点儿。
张云逸同志的道德修养是非常好的。他生活俭朴，不搞特殊化。当时新四军创立只一年多，各方面都很困难，只是在淮南根据地创立后，对高级领导才有一些照顾，但当时的伙食也还是一样的，天天是青菜。记得在舒城，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加班工作得很晚，大家都饿了，他才叫伙房做点饭吃，吃时，他拿着筷子指着菜说：“这也算是特殊了。”他对自己的学习抓得很紧很紧，在舒城那段时间，只要晚上没事，他总是戴上老花镜认真读书，有时他也和我讲学习问题，一次他问我：“介一，你说西班牙的革命还能不能胜利？”这一问把我问住了。1936年西班牙发生了共产党革命，因而发生了内战，在中国的学生运动中也唱起了保卫马德里的歌曲，就是说引起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关注。欧洲不少进步人士也参加了保卫马德里的战斗。可是欧洲反动势力支持反革命的佛郎哥，特别是德国纳粹政权公然派兵反对革命，因而使法西斯的佛郎哥上台，在西班牙实行法西斯专政，革命当时是失败了。可是我怎么回答呢？真有点难呵！我想了一想说：“人民还会起来革命的，西班牙的革命将来还会胜利的。”他接着说：“这只是暂时的失败，革命总是长期的事。”他就是这样联系革命实际，教育我们这些晚辈要认真学习，提高理论水平。
我不仅在云逸身边工作的时候得到他的谆谆教导，就是在我离开后，在同他几次的接触中也受到了他的教诲。1941年我在淮南师范当教员时，有一次得知他路过这里，我就赶到镇上去看望他，并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吃饭时，他给我介绍了谭希林同志，并说谭同志也当过教员，于是他又对我谈起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鼓励我要当好教员，树立好革命的需要就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大理想。
1959年我转业前，到北京他的住宅去看望过云逸同志。我已经有近10年没有见到他了，他仍然记得我，并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那时他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我们交谈中，他忽然记得他的儿子张远之曾在淮南联中读书，就叫他出来同我见面。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愉快地交谈着，我就在这样融洽的气氛中度过了一个下午。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在云逸同志身边工作时间并不长，以后的接触也是短暂的，但他的革命到底的精神和高尚的品德，我永远铭记心中。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云逸同志永垂不朽！
敬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张远之 王婷
父亲张云逸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参加劳动；青年时期在广州黄埔陆军学校加入同盟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34岁（1926年）那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1929年5月，父亲接到党的指示，毫不犹豫地离开妻子和刚出生几个月的长子远之，到广西组织革命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以后又率领红七军转战干里到达苏区，参加了第二次至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在漫长的岁月里没有父亲任何音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党派父亲到港澳、华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了掩护工作，组织上将妈妈、远之接到香港同住。这是在相隔8年多之后，一家3口在异地他乡第一次重逢，9岁的远之才得以见到父亲，感到还没有来得及熟悉爸爸，党又派父亲去组建新四军，在1938年初就匆匆离别妻儿奔赴抗日前线。直到1940年母亲和远之被国民党扣押了7个月后，历经劫难，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之后才和父亲重逢。父亲在任何时候都是把党的事业、革命工作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建国后不久，远之听从父亲的劝告，克服文化低的困难，用3个月时间突击补习了中学课程，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1957年我俩调到北京远郊的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只能在周末进城看望父母。虽然我们和父亲相聚的时间不多，但他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总是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对待同志宽厚热情，对待亲友关怀备至，对子女儿孙们慈祥的爱以及生活上艰苦朴素，克勤克俭，都给我们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回想起来，父亲一生中值得我们奉为楷模的事迹确实很多，现仅就一些片断的回忆写写我们的感受。
父亲生前从不和我们谈论党和国家机密，其他首长来谈工作，甚至他给秘书交待任务时，子女均不得在场。记得1951、1952年，刘少奇两次看望父亲，他事先对我们和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来看我是谈工作，你们要回避不许随便出来。我们都很敬慕少奇同志，但只能在他离开时，躲在房间里隔着纱帘偷偷地看一眼。
父亲积劳成疾，“文革”期间一个深夜，他的胆石病发作，疼痛难忍，他捂着肚子在走廊来回行走，嘴里不停地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他似感到自己身体不行了，还有满腹的话急要向毛主席诉说，但又说不出来。父亲常常和我们谈处世作人之道，他总是称誉毛主席倡导实事求是；朱总司令待人宽厚；少奇同志的党性修养；周总理忘我工作、关心周到……这些都是他身体力行的。
“文革”初期，他看到街上到处都是大字报，叫我们选些重要的抄给他看。我们抄了一大本子，他看时面都毫无表情，一言不发，在第2次抄给他各地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名单时，他看了几眼，把本子往桌上一摔，怒气冲冲地说：“以后不要再抄了！”那一时期，在打倒“刘、邓”的高潮中，专案组要父亲写揭发材料，父亲写好后要王婷帮他誊写。他说：“邓小平在崇义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汇报工作，是经过前委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的。”在一些群众组织找他调查问题时，他首先给他们念毛主席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