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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山的主峰在宁夏固原县。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曾受宁夏有关部门委托，请毛泽东亲笔书写这首词，毛泽东欣然同意，写完后还在诗末特意注明： “1961年9月应宁夏同志嘱书。”派人把手迹送给董必武时又附信说：“必武同志： 遵嘱写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
第四部分和大地谈心（4）
写了还可以再写，自然是为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如此热心，还因为没有这些山脉河流，就没有诗人毛泽东。
革命和自然交融重合的“万水千山”，不仅孕育了诗人毛泽东，也孕育了军事家、政治家和哲学家毛泽东。
读毛泽东这个人，诵这个人的诗，如果抛开了或忽略了山水，多少像丢失了走进他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
在红军的脚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何止是两万五千次的对话？正是在对话中，大地被激活了，有了灵性，因而也有了诗意。两万五千里的山山水水，在毛泽东笔下，也就被开掘成为永恒的见证—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和未来的永恒见证。
当然，它们也是毛泽东的生命纪实，是毛泽东的事业的纽带。
走下六盘山，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 “从江西算起，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下面就要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是我们的根据地，就是我们的家了。”
到家了，长征结束了。
如此惊心动魄的征程，总应该给世人留下点什么。
毛泽东以如此的语言来阐发长征的意义—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为了将来的这个收获，毛泽东决定把这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写在文字上，编印成书。他专门向参加长征的官兵发出征稿信，要求他们写下自己的经历，编辑出版一本《红军长征记》。
这本书编好后，毛泽东曾对编辑们说，“最好由我来执笔写一篇总记。”
然而，这篇“总记”终究没有写出来。
也许，在他的生活中，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也许，在他的心目中，长征是没有终点的。
也许，在他的感觉中，永远不能承受生命之轻。
革命家的斗志、战士的信念，不能不永远保持冲刺状态，不能不永远经受着各种各样的沉重而艰险的考验。
大事业总会有大悲大患，大人物总要经历大风大浪。
走过昨天，也就走进了历史，但见道路雄伟，没有遗憾惆怅。
因为身后的脚印，化作了同大地对话的记录，化作了留给大地的诗行。
第四部分天骄风流（1）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故居，陈列着一张写有毛泽东名字的持枪证，编号为“甲字第一号”。
这是1949年进城后，按中央首长可以佩枪的规定发给毛泽东的。持枪证“注意”栏中写明：“本区门卫，检验放行。机密证件，随身携带，如有遗失，绝不补发。”
实际上，有关部门并没有给毛泽东配枪，持枪证上的枪证、枪号和子弹这些栏里都是空白。
这是一张有名无实的持枪证。
投身革命后，毛泽东原本就没有想到去摸枪杆子。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初期，30岁的毛泽东曾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35岁的蒋介石则担任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著名的黄埔军校校长。
仿佛是历史的有意安排，让两个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一个去抓笔杆子，一个去抓枪杆子。
但抓枪杆子的蒋介石不久就背叛了革命。
残酷而沉痛的现实，使抓笔杆子的毛泽东不得不抓起了枪杆子。
他成了举世公认的红军统帅和军事家，并且真的像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揭示的那样，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然而，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毛泽东却不单是靠枪杆子来打碎一个旧世界的。
也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毛泽东的双手似乎天生地不喜欢摸枪，而喜欢握笔。
作为军事家，毛泽东真正像军人那样挎枪，只有一次。
那是1928年5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的庆祝大会上，兼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的毛泽东，挎起了一把匣子枪，显得很兴奋。他开玩笑地对朱德说： “背着盒子枪，师长见军长。”但会师仪式一结束，毛泽东就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再也没有见他身上带过枪了。
在长征途中，贺子珍为毛泽东特制了一个可以装笔墨纸砚的多层口袋，毛泽东开玩笑地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大家族。”
毛泽东一生都不像一名军人，他不会神气十足地阔步行走，也不注重仪表和通常军事意义上的军纪。如果他带的不是枪而是一本书，看起来可能会更加协调。
的确，无论是二十多岁在湖南第一师范当学生，还是三十多岁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当先生，毛泽东都督促人们习武练身，但他自己却从来不喜好摆弄兵器，只是酷好读书。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曾与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有过交往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领袖们》一书里是这样评价的：蒋介石举止刻板，重风纪，住处井然有序，书法也是笔直正方。而毛泽东则躺坐漫无拘束，常常龙飞凤舞，信笔成书，房间也显得杂乱无章。
而一直到晚年，毛泽东都宣称的身份更像一名教师。
然而，大获全胜的却是这位从军人的仪表上看并不很合格的毛泽东。
奥妙在哪里呢？
奥妙在没有枪杆子的笔杆子固然是软弱的，而没有笔杆子的枪杆子却总是颟顸失路，刚断易毁。
奥妙在笔杆子可以创造思想，而没有思想的枪杆子只能创造死亡。
奥妙在创造思想的军事家，才能成为第一流的战略家。
1935年底，刚刚在陕北落下脚跟的中国红军，发现自己依然身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
南面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西面是马步芳、马鸿逵的“马家军”，东面是阎锡山的晋绥军，所处的陕北则是迎面来“进剿”的张学良的东北军。这几十万人马，都奉蒋介石之命，对历经千山万水剩下来的区区两万多红军，施行“一困、二剿、三消灭”的战略。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方针。
早在这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八一宣言》，呼吁结束内战，共同抗日，组成联合政府。
国内政治形势也相继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侵入华北，汉奸殷汝耕组织所谓冀东自治政府。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这就是有名的“一二·九”运动。
第四部分天骄风流（2）
对毛泽东来说，收获却不只这些。
他还收获了一首旷古未有的词作—《沁园春·雪》。
毛泽东在陕西清涧县袁家沟部署渡河行动那几天，虽是初春二月，黄土高原不仅冰冻未化，反而飘起鹅毛大雪，仿佛是要为出征的红军将士们壮壮行色。
头顶浑莽的天。
身披浑莽的雪。
俯视浑莽的河。
历史的流云不经意间悲壮地飘过眼前。
站在秦晋高原，诗人的双脚，似乎踩着一个民族浑莽而又浩瀚深长的历史河道—昨天的赫赫辉煌，今天的屈辱困顿。
一队队穿着灰布军装，戴着红五角星军帽的官兵骑着马，或扛着枪从身边走过，被风雪笼罩着渐渐远去，融入浑莽无色的天地之间。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正在重写历史。
看着这一切，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就像火团一样，在毛泽东的胸中燃烧起来—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千多年前的柳宗元，也曾描写过浑莽雪飞的大世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那是个孤寂死灭、了无生气的世界。
在毛泽东的笔下，被冰雪覆盖的世界不仅没有沉寂，相反，诗人之心激活了历史的灵魂，让原本沉寂的世界生机盎然起来。
如此多娇的江山，上演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壮剧啊！
诗人的视线穿过偶而挣出覆雪的高原黄土，融入深藏地下那鲜活生动的历史长河，感受着地火的熏烤。在白雪的衬托下，那点点黄土又好像是祖先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这位20世纪中国的骄子。
诗人视野变得模糊起来。
他向历史走去，向这个充满生机的民族大舞台走去。
于是，曾风云一时的英雄们一个个出现了—
扫六合，并诸侯，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来了。
北控朔漠、西征匈奴，命张骞出使西域，令名将飞度关山的汉武帝来了。
南征北战，使江山复归统一，并创造了巍巍大唐盛世的唐太宗来了。
在多国并存之中再度统一华夏，成功后以“杯酒释兵权”被记入历史的宋太祖来了。
还有那个长于策马弯弓、驰骋草原，曾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的成吉思汗，也来了。
一个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骄子，仿佛都从古老的黄土地里破土而出，穿透厚厚的冰雪，带着自己的业绩和个性，来了，近了。
正是他们，面对“分外妖娆”的华夏江山，竞相折腰，进而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演绎得烟波浩淼。
在爱国主义的河床上，回荡着不甘沉沦的呐喊，奔涌着重铸辉煌的浪涛。
毛泽东请出历史人物，当然不是为了回到历史，不是在自我满足中去炫耀祖宗的功业，更不是在民族危机的今天请出亡灵来帮忙。
不甘沉沦、重铸辉煌的真实含义，是在历史的比较中更加坚信正在开拓的新的民族奋斗之路，而这条路可以通向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难以企及的地方。
历史上功业赫赫、威震四方的英雄，其文治武功往往不能兼备。他们虽然气壮山河，风卷残云，有王者风，霸者气，但大多文采黯然，风骚庸庸。他们在历史的窠臼中循环往复，难有独具魅力的文化渗透力量。
于是，《沁园春·雪》的点睛之笔出现了—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笔超历史。
第四部分天骄风流（3）
一笔见精神。
一笔显魂魄。
一笔动世界。
我们的诗人从哪里获取了这般自信？
因为诗人和他领导的队伍，固然是天之骄子，但他们同样是一群脚踏深厚的民族土壤，身披中国现代革命风云的大地之子。
如果不是大地之子，他们的形象与感受不会这样厚实，同样也不会得到大地永远的厚爱。
因为他立足于坚实的大地，所以他的目光才能够穿透浩茫的天宇和历史； 因为他的根扎得很深很深，所以他的心才飞得很高很高。
“今朝”的红军，今朝的中国共产党，无疑将超越历史。
一年的长征，已经证明了一个中国人刻骨铭心的道理—
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最关心中华民族的命运！
就在毛泽东写下《沁园春·雪》五个月后，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告诉美国记者斯诺： 蒋介石总有一天要面临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部下打倒。来自他的将领和抗日群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作出决定的时间不远了。
中国的历史果然很快发生了转机，中国人携起手来，抗日救亡，决定自己的命运的